肖复兴的青春往事 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伤怀往事,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心里的感受无可言 说。我知道,无论过去是对是错,是可以伤感还是可以悔恨,都是不可追回的了 人可以回过头往后看,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过去的路是一张弓,只能弹射得我 们向前飞奔,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又不可选择的命运。 肖复兴 我1968年到北大荒,1969年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我20多岁,刚到队里,发现队里有3个当地的农民,出身都非常好 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居然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每天,打成反革命的人都要上街游行挨批斗。当年,北大荒的现行反革命脖 子上不是挂鞋底,而是挂拖拉机的链轨,17斤半一根的链轨,3根,用一根细细 的铁丝串在一起,挂在脖子上游行。一天下来,挨的批斗不说,脖子上血淋淋的, 看得人心痛。 我们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看不惯这样的事情,学《林海雪原》里访贫问苦的 形式,大雪纷飞中暗访了这3个人,他们也很坦白地说了一点问题:一个是贪污 了一点粮票(那时全国统一用粮票);一个说是乱搞男女关系;还有一个仅仅是 因为他妈妈是俄罗斯人,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定了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那时,我们9个人,号称“九大员”,是当时流行的歌舞演唱″八大员"的延 伸,我们都来自北京同一所学校,算是意气相投吧,都为这3个人鸣不平。当时, 老乡们都不敢说话,我们却极为伶牙俐齿,一下子就贴了3张大字报,其中我写 的就有2张,还开了个辩论会,要求给这3个人平反。生产队队长和党支书说不 过我们,又下不了台,他们搬来救兵一工作组,连续地搞批斗会,深挖阶级斗争 新动向。 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我不在会场,因为前一天夜班脱谷,我正在睡大觉。 工作组组长特意派人把我叫醒给拉到会场。刚进会场(我们队上的食堂),就听 见工作组组长站在台子上大声地讲:“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那话 是故意等着我来说给我听的,意思很清楚,我是在劫难逃。没过几天,他们就把 我的日记全抄走了,我那时还写一点诗,几本诗也抄走了。 很快,工作组给我列了几条罪状,那时候,罗列一个人的罪状是很容易的事
肖复兴的青春往事 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伤怀往事，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心里的感受无可言 说。我知道，无论过去是对是错，是可以伤感还是可以悔恨，都是不可追回的了。 人可以回过头往后看，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过去的路是一张弓，只能弹射得我 们向前飞奔，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又不可选择的命运。 ——肖复兴 我 1968 年到北大荒，1969 年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我 20 多岁，刚到队里，发现队里有 3 个当地的农民，出身都非常好， 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居然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每天，打成反革命的人都要上街游行挨批斗。当年，北大荒的现行反革命脖 子上不是挂鞋底，而是挂拖拉机的链轨，17 斤半一根的链轨，3 根，用一根细细 的铁丝串在一起，挂在脖子上游行。一天下来，挨的批斗不说，脖子上血淋淋的， 看得人心痛。 我们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看不惯这样的事情，学《林海雪原》里访贫问苦的 形式，大雪纷飞中暗访了这 3 个人，他们也很坦白地说了一点问题：一个是贪污 了一点粮票（那时全国统一用粮票）；一个说是乱搞男女关系；还有一个仅仅是 因为他妈妈是俄罗斯人，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定了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那时，我们 9 个人，号称“九大员”，是当时流行的歌舞演唱"八大员"的延 伸，我们都来自北京同一所学校，算是意气相投吧，都为这 3 个人鸣不平。当时， 老乡们都不敢说话，我们却极为伶牙俐齿，一下子就贴了 3 张大字报，其中我写 的就有 2 张，还开了个辩论会，要求给这 3 个人平反。生产队队长和党支书说不 过我们，又下不了台，他们搬来救兵--工作组，连续地搞批斗会，深挖阶级斗争 新动向。 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我不在会场，因为前一天夜班脱谷，我正在睡大觉。 工作组组长特意派人把我叫醒给拉到会场。刚进会场（我们队上的食堂），就听 见工作组组长站在台子上大声地讲：“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那话 是故意等着我来说给我听的，意思很清楚，我是在劫难逃。没过几天，他们就把 我的日记全抄走了，我那时还写一点诗，几本诗也抄走了。 很快，工作组给我列了几条罪状，那时候，罗列一个人的罪状是很容易的事
在日记里,我记了毛主席的《送瘟神》,队长把毛主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 船明烛照天烧”念成了“借问瘟君欲何‘住’”,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把咱们 毛主席的诗词写错了,那个时代,是反革命呢 当时,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我读过斯诺的书,在日记里 记了斯诺去世这个事儿。斯诺的全名是埃德加·帕克斯·斯诺,我在日记里就记 着他的全名,队长念:"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 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其实,是队长自己把一个人的名字念成了三 个人的,然后自己发挥了一下想像,把斯诺这个人想像成我在美国的三个朋友, 在大会上一念,就成了我的罪状,不仅是对党的领导不满,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不 满,有走资派卖国的嫌疑。 北大荒特冷,我那会儿穿的棉袄,是有补丁的,补丁也是我自己缝的,针脚 粗粗大大的,也成了罪状之一,说我故意穿这么破,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说有这 样的思想基础,难怪要替现行反革命翻案,说我要成为现行反革命,那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事。 那时,队上一下子没有人敢理我,见到我都躲得老远,我仿佛真的成了一个 十恶不赦的坏蛋,又像上次那个破坏性极强的sars病毒一样,大家对我都避之 惟恐不及。我知道,完了,还是工作组厉害,他们早就把反革命的帽子拿在手里, 想什么时候给我戴上就给我戴上了。 没过几天,晚上在食堂开大会,全队所有人员必须参加。我知道大事不妙, 做好了被揪上台的思想准备。果然,会一开始,工作组组长带头声色俱厉地把我 的种种罪状数落了一番,我的心一直悬着,表面上故作镇静,心里其实挺害怕的 不过我始终没被揪上台,一直到会开完了,也没见有什么动静,工作组只是把我 狠狠地数落了一通。最后,工作组组长宣布散会,我一个人还愣愣地坐在台下的 凳子上,也不敢起身先走,怕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我坐在北大荒冷冷的冬天里 不敢吭声。老乡们陆续散了,各自回家,等到那个食堂改造成的礼堂里只剩我 个人时,我才站起来,低着头往外走 走出门,我打了个寒战,突然听到一个嗓门特大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原来 是洪炉上打铁的老孙,他根正苗红,平时在洪炉上打铁,给生产队打点锄头斧头 镰刀什么的。老孙说:“肖复兴,走,到我家喝酒去。”接着还说:“如果有人
在日记里，我记了毛主席的《送瘟神》，队长把毛主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 船明烛照天烧”念成了“借问瘟君欲何‘住’”，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把咱们 毛主席的诗词写错了，那个时代，是反革命呢。 当时，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我读过斯诺的书，在日记里 记了斯诺去世这个事儿。斯诺的全名是埃德加·帕克斯·斯诺，我在日记里就记 着他的全名，队长念："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 "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其实，是队长自己把一个人的名字念成了三 个人的，然后自己发挥了一下想像，把斯诺这个人想像成我在美国的三个朋友， 在大会上一念，就成了我的罪状，不仅是对党的领导不满，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不 满，有走资派卖国的嫌疑。 北大荒特冷，我那会儿穿的棉袄，是有补丁的，补丁也是我自己缝的，针脚 粗粗大大的，也成了罪状之一，说我故意穿这么破，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说有这 样的思想基础，难怪要替现行反革命翻案，说我要成为现行反革命，那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事。 那时，队上一下子没有人敢理我，见到我都躲得老远，我仿佛真的成了一个 十恶不赦的坏蛋，又像上次那个破坏性极强的 sars 病毒一样，大家对我都避之 惟恐不及。我知道，完了，还是工作组厉害，他们早就把反革命的帽子拿在手里， 想什么时候给我戴上就给我戴上了。 没过几天，晚上在食堂开大会，全队所有人员必须参加。我知道大事不妙， 做好了被揪上台的思想准备。果然，会一开始，工作组组长带头声色俱厉地把我 的种种罪状数落了一番，我的心一直悬着，表面上故作镇静，心里其实挺害怕的。 不过我始终没被揪上台，一直到会开完了，也没见有什么动静，工作组只是把我 狠狠地数落了一通。最后，工作组组长宣布散会，我一个人还愣愣地坐在台下的 凳子上，也不敢起身先走，怕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我坐在北大荒冷冷的冬天里， 不敢吭声。老乡们陆续散了，各自回家，等到那个食堂改造成的礼堂里只剩我一 个人时，我才站起来，低着头往外走。 一走出门，我打了个寒战，突然听到一个嗓门特大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原来 是洪炉上打铁的老孙，他根正苗红，平时在洪炉上打铁，给生产队打点锄头斧头 镰刀什么的。老孙说：“肖复兴，走，到我家喝酒去。”接着还说：“如果有人
敢批斗你,我就上台陪你挨批斗。”当时,老孙说这话时故意声音特别大,是说 给别人听的。在那种环境下听这话,我觉得特感动,我这一生都不会忘。那天晚 上正下着大雪,老孙的身上已经落满了雪,像个雪人了。冰天雪地的,我们两人 到了老孙的家,他让他老婆炒了几个菜,跟我喝了点酒。其实我并不会喝酒,但 那晚我喝多了,心里特热乎,有老孙的话垫底,再寒冷的北大荒,也让我感到温 暖,我知道是老孙带头保护了我,我才幸免于难 这个事情以后,生产队把我发配到队上最偏僻的地方去喂猪,算是从轻发落 吧。喂了一年多猪,由于村里小学缺老师,我又被安排到小学教书,从一年级到 五年级,几个年级混在一个班轮流上课。教了一年多,我被调到宣传队写节目 写了一年多,农场宣传队想把我调过去,但因为我这个差点被打成反革命的事儿 闹得挺大的,生产队里的头头对我依然记恨,死扣着我的档案不放我走,每回去 要档案,我是怎么去的就怎么被挡了回来。后来,我又回村里教书,一直教到 1974年我离开北大荒。 1974年,因为北京缺老师,要调一批高中毕业生回北京,我就回到了北京。 有意思的是,档案是我自己拿回来的,厚厚一叠,我也没看,不知道里面有当时 队里和工作组整我的一大堆材料。直到文革之后,学校校长有一天找我过去,给 我看我的档案,我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塞满了整我的材料。学校领导不错,他们 觉得文革已经过去了,一个小伙子有那么多文革中挨整的资料不大好,在征得我 的同意之后,就把那些材料都销毁了。 这个事情给我很深的教育,一是当时政治的黑暗,二是社会底层人情的温暖。 这些事儿特别打动我,会让我记一辈子 大学毕业后,我回了一趟北大荒,那是1982年,我离开北大荒已经8年了。 回去后拜访老乡,第一家就到了老孙家,老孙已经老了,还在洪炉上打铁。我到 洪炉上找到他,握着他的手,我什么话也讲不出来,眼泪就先流了出来…… 我想,主要是当时我才20来岁,没经历过什么大的事情,这样的厄运突然 到来,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确实让我手足无措。而且当时很多人如避瘟疫一样 避开我,让我害怕,也让我感到世态炎凉,感到一个人在冰冷的北大荒特别孤独, 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而老孙恰好是雪中送炭的人,他敢在当时那种环境 下说那样的话,做那样的事,风险大着呢,一不小心,他也是现行反革命啊。但
敢批斗你，我就上台陪你挨批斗。”当时，老孙说这话时故意声音特别大，是说 给别人听的。在那种环境下听这话，我觉得特感动，我这一生都不会忘。那天晚 上正下着大雪，老孙的身上已经落满了雪，像个雪人了。冰天雪地的，我们两人 到了老孙的家，他让他老婆炒了几个菜，跟我喝了点酒。其实我并不会喝酒，但 那晚我喝多了，心里特热乎，有老孙的话垫底，再寒冷的北大荒，也让我感到温 暖，我知道是老孙带头保护了我，我才幸免于难。 这个事情以后，生产队把我发配到队上最偏僻的地方去喂猪，算是从轻发落 吧。喂了一年多猪，由于村里小学缺老师，我又被安排到小学教书，从一年级到 五年级，几个年级混在一个班轮流上课。教了一年多，我被调到宣传队写节目。 写了一年多，农场宣传队想把我调过去，但因为我这个差点被打成反革命的事儿 闹得挺大的，生产队里的头头对我依然记恨，死扣着我的档案不放我走，每回去 要档案，我是怎么去的就怎么被挡了回来。后来，我又回村里教书，一直教到 1974 年我离开北大荒。 1974 年，因为北京缺老师，要调一批高中毕业生回北京，我就回到了北京。 有意思的是，档案是我自己拿回来的，厚厚一叠，我也没看，不知道里面有当时 队里和工作组整我的一大堆材料。直到文革之后，学校校长有一天找我过去，给 我看我的档案，我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塞满了整我的材料。学校领导不错，他们 觉得文革已经过去了，一个小伙子有那么多文革中挨整的资料不大好，在征得我 的同意之后，就把那些材料都销毁了。 这个事情给我很深的教育，一是当时政治的黑暗，二是社会底层人情的温暖。 这些事儿特别打动我，会让我记一辈子。 大学毕业后，我回了一趟北大荒，那是 1982 年，我离开北大荒已经 8 年了。 回去后拜访老乡，第一家就到了老孙家，老孙已经老了，还在洪炉上打铁。我到 洪炉上找到他，握着他的手，我什么话也讲不出来，眼泪就先流了出来…… 我想，主要是当时我才 20 来岁，没经历过什么大的事情，这样的厄运突然 到来，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确实让我手足无措。而且当时很多人如避瘟疫一样 避开我，让我害怕，也让我感到世态炎凉，感到一个人在冰冷的北大荒特别孤独， 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而老孙恰好是雪中送炭的人，他敢在当时那种环境 下说那样的话，做那样的事，风险大着呢，一不小心，他也是现行反革命啊。但
他不怕,还故意那样说,故意在那样大雪纷飞的批斗会之后拉我到他家喝酒,有 这样的对比,老孙才越发让我感到可贵和难忘 我有一张照片,当年在北大荒照的,大雪后,天似乎特别低,我站在一排小 树边,手里抓着棉帽子,棉衣上也有一点点雪,背后是我们住的宿舍。我正指着 前方,在那笑着说着,很高兴的样子,全然不知厄运马上就要来临了。可惜背后 的那人是老张,不是老孙。有些事情,真是很难忘记的。 来源:《高中生》杂志
他不怕，还故意那样说，故意在那样大雪纷飞的批斗会之后拉我到他家喝酒，有 这样的对比，老孙才越发让我感到可贵和难忘。 我有一张照片，当年在北大荒照的，大雪后，天似乎特别低，我站在一排小 树边，手里抓着棉帽子，棉衣上也有一点点雪，背后是我们住的宿舍。我正指着 前方，在那笑着说着，很高兴的样子，全然不知厄运马上就要来临了。可惜背后 的那人是老张，不是老孙。有些事情，真是很难忘记的。 来源:《高中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