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蓉蓉·知识的合法选择与规避 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1936年 而中国文学系所要造就的“专门人才”,也必须 《交通大学一览》中说:“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是掌握高深知识的高级人才,必须是能保存中国文 宗旨为遵依总理遗教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明,传承中国文化的,而不是只会用普通老百姓的 专才为宗旨。” 语言进行创作的“时髦”作家,时尚是高深学问的天 敌。因此,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须对“中国固有文化 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的了 一旦确立了“研究高深学问”和“造就专门人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 才”的大学理念以后,就可以理解大学理念对于大而解,措置咸宜”(∞。那么显然,能代表中国传统文 学里所应教授的知识的“选择”与“规避”了。可以化、使学生了解“中国固有文明”的,还是“许(慎)郑 毫不夸张地说,业已形成的现代大学理念即蕴涵了(玄)之学”,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这也就不奇 知识的权力机制,规约着各种进入大学课堂的、按怪,为什么直到今天,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的教学宗 照现代学科体制划分的知识。大学理念“规定”了:旨里还有这样的说法:“故本系之教学目标乃在发 大学所选择用来教育学生、传承学术的知识都是为扬中国文化,传授经学、小学、诸子、文学、文献学等 大学理念、为大学教育活动服务的,是为培养社会专门知识,以培养学生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术思 所需要的一定人才服务的。因此,它们必须具有一想、文献资料深厚之认识与研究能力,并期勉学生 定的价值倾向。而这个价值取向就是大学理念所以坚实之学术训练与文化素养作为日后从事学术 推崇的价值取向—一凡是现代大学理念信仰的知研究、语文教学、艺文创作及各项文化工作之基 识,都可以在大学里传授:而凡是现代大学理念所础”因为至今在台湾大学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文 不屑、甚至唾弃的知识,则是完全与大学教育无缘化精髓的,还是传统知识与研究方法,故对新文学 的。即便个别教师对某种被大学理念所规避的知的教学与研究虽在其教学内容里,但并不是其教学 识非常钟情,想在大学讲堂上把它传授给学生,改目标中重要的部分 变学生的知识眼光与品味,大学也会利用其制度 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新成立的中国 如人事选拔与解聘、教学考评、学生考试等手段,使文学系对知识与“学问”的体认,对新文学的排斥 这位教师无所作为 不仅是新文学的反对派们如此认为,就是新文学的 因此,当我们运用现代大学理念及包含其中标举者们,头脑中也是带有此种意念的。举个小小 的知识权力机制,来观察中国现代大学与新生的的例子,又如:朱自清在《一般》第29卷第6号(1928 新文学的关系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中谈道:“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 年代初,“下里巴人”的新文学完全无法进入神圣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 的大学讲堂,而只能游离于大学校园之外。这是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 因为,对于中国文学系这样的人文学科来说,能算现在我走着的路。”考虑到当朱自清写下这段话的 得上“高深学问”的,唯古代文学莫属,也就是我们时候,他和胡适都是大学教授,“职业”与“娱乐”的 惯常称之为“国学”的知识,而新兴的新文学带着对立就显示出况味来了。朱自清眼里的“职业”即 社会时尚的味道,又宣言要文言一致,贴近大众,是大学里要认真对待的学问,不论是哲学也好,还 是算不得真正的“学问”的,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排是国学也罢,都是需要付诸心血研究、也是要通过 斥在大学讲堂外。难怪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国文系教学传承给学生的。但“娱乐”呢,却是散发感情心 教授、著名的新文学作家朱自清会感叹: 思的“文学”。在当时语境下,这里的“文学”就是指 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的“新文学”,由此可见,新文学在当时还没有确立 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其“严肃”的地位,在胡适、朱自清这样的学者眼里, 极峰—一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为正它都还只是“娱乐”的成分多一点。好比对一个当 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代学生来说,教室上课是正业,下课上网是娱乐 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 这就难怪在1937年以前,朱自清创作的散文,多发 o1994-2011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9） 1936年 《交通大学一览》中说：“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 宗旨为遵依总理遗教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 专才为宗旨。”（10） 三 一旦确立了“研究高深学问”和“造就专门人 才”的大学理念以后，就可以理解大学理念对于大 学里所应教授的知识的“选择”与“规避”了。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业已形成的现代大学理念即蕴涵了 知识的权力机制，规约着各种进入大学课堂的、按 照现代学科体制划分的知识。大学理念“规定”了： 大学所选择用来教育学生、传承学术的知识都是为 大学理念、为大学教育活动服务的，是为培养社会 所需要的一定人才服务的。因此，它们必须具有一 定的价值倾向。而这个价值取向就是大学理念所 推崇的价值取向——凡是现代大学理念信仰的知 识，都可以在大学里传授；而凡是现代大学理念所 不屑、甚至唾弃的知识，则是完全与大学教育无缘 的。即便个别教师对某种被大学理念所规避的知 识非常钟情，想在大学讲堂上把它传授给学生，改 变学生的知识眼光与品味，大学也会利用其制度， 如人事选拔与解聘、教学考评、学生考试等手段，使 这位教师无所作为。 因此，当我们运用现代大学理念及包含其中 的知识权力机制，来观察中国现代大学与新生的 新文学的关系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20 年代初，“下里巴人”的新文学完全无法进入神圣 的大学讲堂，而只能游离于大学校园之外。这是 因为，对于中国文学系这样的人文学科来说，能算 得上“高深学问”的，唯古代文学莫属，也就是我们 惯常称之为“国学”的知识，而新兴的新文学带着 社会时尚的味道，又宣言要文言一致，贴近大众， 是算不得真正的“学问”的，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排 斥在大学讲堂外。难怪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国文系 教授、著名的新文学作家朱自清会感叹： 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 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 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为正 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 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11） 而中国文学系所要造就的“专门人才”，也必须 是掌握高深知识的高级人才，必须是能保存中国文 明，传承中国文化的，而不是只会用普通老百姓的 语言进行创作的“时髦”作家，时尚是高深学问的天 敌。因此，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须对“中国固有文化 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的了 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 而解，措置咸宜”（12）。那么显然，能代表中国传统文 化、使学生了解“中国固有文明”的，还是“许（慎）郑 （玄）之学”，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这也就不奇 怪，为什么直到今天，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的教学宗 旨里还有这样的说法：“故本系之教学目标乃在发 扬中国文化，传授经学、小学、诸子、文学、文献学等 专门知识，以培养学生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术思 想、文献资料深厚之认识与研究能力，并期勉学生 以坚实之学术训练与文化素养作为日后从事学术 研究、语文教学、艺文创作及各项文化工作之基 础。”（13）因为至今在台湾大学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文 化精髓的，还是传统知识与研究方法，故对新文学 的教学与研究虽在其教学内容里，但并不是其教学 目标中重要的部分。 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新成立的中国 文学系对知识与“学问”的体认，对新文学的排斥， 不仅是新文学的反对派们如此认为，就是新文学的 标举者们，头脑中也是带有此种意念的。举个小小 的例子，又如：朱自清在《一般》第29卷第6号（1928 年）中谈道：“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 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 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 现在我走着的路。”考虑到当朱自清写下这段话的 时候，他和胡适都是大学教授，“职业”与“娱乐”的 对立就显示出况味来了。朱自清眼里的“职业”即 是大学里要认真对待的学问，不论是哲学也好，还 是国学也罢，都是需要付诸心血研究、也是要通过 教学传承给学生的。但“娱乐”呢，却是散发感情心 思的“文学”。在当时语境下，这里的“文学”就是指 的“新文学”，由此可见，新文学在当时还没有确立 其“严肃”的地位，在胡适、朱自清这样的学者眼里， 它都还只是“娱乐”的成分多一点。好比对一个当 代学生来说，教室上课是正业，下课上网是娱乐。 这就难怪在1937年以前，朱自清创作的散文，多发 杨蓉蓉·知识的合法选择与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