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知识的合法选择与规避 一中国新文学进入大学教育的初期回顾 杨蓉蓉 随着中国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学科反思系)的讲堂上颇受到了冷落。王瑶先生认为,直到 的深入,和诸如知识考古学、文学社会学等西方理1929年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国文系的讲堂上开 论的影响,学者们开始注意清理新文学与现代教育讲“中国新文学研究”时,情况才有了变化。虽然情 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探析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况与王瑶先生的看法有所出入),但总体来说,在 的重要场所现代学科体制作为“规训”( Discipline)解放以前的全国大学中,设置新文学课程的不算 的主要手段,是如何建构新文学观念,又是如何影多,新文学课程在整个中国文学系的教学中地位相 响新文学发展进程的。钱理群先生曾主编过一套当边缘化,更不用说新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对历史做了在于大学中。情况到了1949年以后迅速有了根本83 大量的“还原”工作,陈平原先生和罗岗先生的著述转变。这固然与1949年建国后,一段历史时期结 也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教育如何影响新文学观束新文学拥有了自己的“过去”,可以做“远距离 念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果说,新文学的发研究有关。但建国后“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教 生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具有同步性,那么文学革学与研究此后日益发展,终使现代文学成为“显 命后,新文学又是如何走进大学,如何在大学里被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无法忽略的原因,就是意 “教育”的呢?新文学如何在大学里生存,并薪火相识形态的影响。 传,最终与其他因素一起合力,使新文学经典化,最 我们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还须追问 终形成新文学传统的 为什么与现状恰恰相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 大学里,新文学会遭受到如此冷遇呢? 研究新文学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 根据一贯所受的文学教育,在我们(尤其是青表现莫过于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成为大学国文系 年学生)的脑海里形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似乎课程设置的一部分,以知识的形式被传播,作为研 新文学从一诞生就受到了大学的热烈追捧,如同在究对象被大学里的学者教授们研究。从课程文化 我们今天的大学课堂上所受到的一般。但事实与研究的视野来看,新文学进入大学国文系讲堂,对 固有的观念正好相反。新文学并非从一发生就走于新文学来说,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因为:知 进了大学讲堂,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在“民间”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知识两者是一种共生的关 相对于大学讲堂来说—一发展的。学府外新系,因此,从知识权力的角度来说新文学进入大学 文学作家辈出、文学出版物不断推陈出新、作家和讲堂,进入课程结构设置,就意味着它从此具有了 社团间因不同的文学观而争吵不休、文坛热闹纷繁现代大学体制所赋予的知识控制杈,具有了课程设 时,学府内,新文学却在大学中国文学系(简称国文置背后所隐藏的权威的“话语霸权”;同时,作为课 o1994-2011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随着中国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学科反思 的深入，和诸如知识考古学、文学社会学等西方理 论的影响，学者们开始注意清理新文学与现代教育 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探析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生产 的重要场所、现代学科体制作为“规训”（Discipline） 的主要手段，是如何建构新文学观念，又是如何影 响新文学发展进程的。钱理群先生曾主编过一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对历史做了 大量的“还原”工作，陈平原先生和罗岗先生的著述 也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教育如何影响新文学观 念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果说，新文学的发 生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具有同步性，那么文学革 命后，新文学又是如何走进大学，如何在大学里被 “教育”的呢？新文学如何在大学里生存，并薪火相 传，最终与其他因素一起合力，使新文学经典化，最 终形成新文学传统的呢？ 一 根据一贯所受的文学教育，在我们（尤其是青 年学生）的脑海里形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似乎 新文学从一诞生就受到了大学的热烈追捧，如同在 我们今天的大学课堂上所受到的一般。但事实与 固有的观念正好相反。新文学并非从一发生就走 进了大学讲堂，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在“民间” ——相对于大学讲堂来说——发展的。学府外新 文学作家辈出、文学出版物不断推陈出新、作家和 社团间因不同的文学观而争吵不休、文坛热闹纷繁 时，学府内，新文学却在大学中国文学系（简称国文 系）的讲堂上颇受到了冷落。王瑶先生认为，直到 1929年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国文系的讲堂上开 讲“中国新文学研究”时，情况才有了变化。虽然情 况与王瑶先生的看法有所出入（1），但总体来说，在 解放以前的全国大学中，设置新文学课程的不算 多，新文学课程在整个中国文学系的教学中地位相 当边缘化，更不用说新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 在于大学中。情况到了1949年以后迅速有了根本 转变。这固然与1949年建国后，一段历史时期结 束，新文学拥有了自己的“过去”，可以做“远距离” 研究有关。但建国后“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教 学与研究此后日益发展，终使现代文学成为“显 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无法忽略的原因，就是意 识形态的影响。 我们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还须追问， 为什么与现状恰恰相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 大学里，新文学会遭受到如此冷遇呢？ 研究新文学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 表现莫过于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成为大学国文系 课程设置的一部分，以知识的形式被传播，作为研 究对象被大学里的学者教授们研究。从课程文化 研究的视野来看，新文学进入大学国文系讲堂，对 于新文学来说，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因为：知 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知识，两者是一种共生的关 系，因此，从知识权力的角度来说，新文学进入大学 讲堂，进入课程结构设置，就意味着它从此具有了 现代大学体制所赋予的知识控制权，具有了课程设 置背后所隐藏的权威的“话语霸权”；同时，作为课 ]史论 知识的合法选择与规避 ——中国新文学进入大学教育的初期回顾 ]杨蓉蓉
2007/7·文艺争鸣·史论 程内容之一,新文学能够以知识的形式传播出去,二重结构,即研究院采用德国模式,大学部多受英 并且还取得了大学所赋予的“学术”地位,这就意味国影响。美国大学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 着新文学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也被传播出去,为社会现代大学的功能既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 受。课程知识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建构,通过也不限于洪堡的“研究中心”和“创新基地”,而是直 课程资源的获得,就建立起一种权力的支配与被支接赋予了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 配关系。课程作为教育的内容,作为合法化的文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从西方横向“移植”而 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有举来的;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也完全借用了西方对 足轻重的作用 于现代大学理念的思考与实践。上文已经提到,对 既然新文学课程的设置本身蕴涵着丰富的文现代大学理念产生深远影响的德、英、美三国的大 化信息,新文学课程设置与否是表明大学与新文学学理念各不相同,中国的大学则对此都有借鉴。众 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于是问题最所周知,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称: 转化为: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主导和制约着大学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井堂里新文学的课程设置呢? 第一条,“研究高深学问”,与德国重研究的大 学理念挂上了钩。但这并非年10月22日教育部公 布的《专门学校令》中,第一条即曰:“专门学校以教 不难注意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大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10月24 学,办学方针各不相同、历史沿袭不尽一致、领袖风日颁布的《大学令》第一条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 度也各不一样,这使得它们所具有的文化品格自然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考虑到蔡 也各具特色。但所有以上提到的这些变化不定的时任教育总长,此两条的提出,与其也有密切关系, 因素中,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现代大学的基石此是别话。应该注意的是:“教授高深学术”与“养 84—现代大学的大学理念。现代大学究竞信仰什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的宗旨,已经体现出了重 么?这个类似“元问题”的存在,毫无疑问影响到了研究与知识创新和重社会需要相融合的趋势。深 全国大学的办学方针、教育方式、人才选拔乃至看重的国难面前,社会各界都是把教育的改革当做救 待中西文化的眼光与态度 国的具体方案来体认的,这使得中国现代大学在建 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是洪堡(Wvon立之初,就蒙上了功利主义的阴影。到了1922年, Humboldt)在1810年受命组建柏林大学。他的大学“壬戌学制”制定以后,仿照美国大学的大学制度被 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稳定下来相关的大学理念得到 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德国的大学理念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于是造就人才服务社会的理 注入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后,其表现就是,大学要注念也进入了大学理念中,由此影响到了各个大学的 重独立自主、不受政治的影响和牵制地创造新知。办学理念。表述各不相同,但都约定在两点上:1 直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时,主“研究高深学问”;2“造就专门人才”。例如,1929年 要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除德国的大学理念6月12日通过的《清华大学规程》确立:“国立清华大 外,英国的大学理念也对西方现代大学理念产生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 影响。约翰·纽曼认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 而不在“发展”知识。纽曼的大学理想,代表着英国以远离北京的上海为例:复旦大学民国九年(1920 的注重“教学”及培育“绅士”的大学传统。因此,在年)重新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里明确说:“本校以 现代大学理念中,大学除了应该学术独立、创造新研究学术造就专科人才为宗旨。”1928年清华改 知外,还要培养人才,肩负净化人的精神心灵与道学校为大学,1930年的《大夏大学一览》描述其办学 德情操和传承国家与社会历史文化的重任。此外,理念为:“本大学以融汇中外文化研究深邃学术养 影响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形成的还有美国的大学理成高尚人格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1936年《光华 念。美国大学借助后起的优势,采取研究院与本科大学章程》:“私立光华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 o1994-2011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2007/ 7·文艺争鸣·史论 程内容之一，新文学能够以知识的形式传播出去， 并且还取得了大学所赋予的“学术”地位，这就意味 着新文学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也被传播出去，为社会 所接受。课程知识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建构，通过 课程资源的获得，就建立起一种权力的支配与被支 配关系。课程作为教育的内容，作为合法化的文 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既然新文学课程的设置本身蕴涵着丰富的文 化信息，新文学课程设置与否是表明大学与新文学 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于是问题最 终转化为：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主导和制约着大学 讲堂里新文学的课程设置呢？ 二 不难注意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大 学，办学方针各不相同、历史沿袭不尽一致、领袖风 度也各不一样，这使得它们所具有的文化品格自然 也各具特色。但所有以上提到的这些变化不定的 因素中，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现代大学的基石 ——现代大学的大学理念。现代大学究竟信仰什 么？这个类似“元问题”的存在，毫无疑问影响到了 全国大学的办学方针、教育方式、人才选拔乃至看 待中西文化的眼光与态度。 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是洪堡（W.von Hunboldt）在1810年受命组建柏林大学。他的大学 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 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2）德国的大学理念 注入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后，其表现就是，大学要注 重独立自主、不受政治的影响和牵制地创造新知。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时，主 要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除德国的大学理念 之外，英国的大学理念也对西方现代大学理念产生 影响。约翰·纽曼认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 而不在“发展”知识。纽曼的大学理想，代表着英国 的注重“教学”及培育“绅士”的大学传统。因此，在 现代大学理念中，大学除了应该学术独立、创造新 知外，还要培养人才，肩负净化人的精神心灵与道 德情操和传承国家与社会历史文化的重任。此外， 影响西方现代大学理念形成的还有美国的大学理 念。美国大学借助后起的优势，采取研究院与本科 二重结构，即研究院采用德国模式，大学部多受英 国影响。美国大学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 现代大学的功能既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 也不限于洪堡的“研究中心”和“创新基地”，而是直 接赋予了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从西方横向“移植”而 来的；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也完全借用了西方对 于现代大学理念的思考与实践。上文已经提到，对 现代大学理念产生深远影响的德、英、美三国的大 学理念各不相同，中国的大学则对此都有借鉴。众 所周知，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称：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3） 第一条，“研究高深学问”，与德国重研究的大 学理念挂上了钩。但这并非年10月22日教育部公 布的《专门学校令》中，第一条即曰：“专门学校以教 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4）同年10月24 日颁布的《大学令》第一条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 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5）考虑到蔡 时任教育总长，此两条的提出，与其也有密切关系， 此是别话。应该注意的是：“教授高深学术”与“养 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的宗旨，已经体现出了重 研究与知识创新和重社会需要相融合的趋势。深 重的国难面前，社会各界都是把教育的改革当做救 国的具体方案来体认的，这使得中国现代大学在建 立之初，就蒙上了功利主义的阴影。到了1922年， “壬戌学制”制定以后，仿照美国大学的大学制度被 以国家政策的形式稳定下来，相关的大学理念得到 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于是造就人才服务社会的理 念也进入了大学理念中，由此影响到了各个大学的 办学理念。表述各不相同，但都约定在两点上：1. “研究高深学问”；2“. 造就专门人才”。例如，1929年 6月12日通过的《清华大学规程》确立：“国立清华大 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 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6） 以远离北京的上海为例：复旦大学民国九年（1920 年）重新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里明确说：“本校以 研究学术，造就专科人才为宗旨。”（7） 1928年清华改 学校为大学，1930年的《大夏大学一览》描述其办学 理念为：“本大学以融汇中外文化研究深邃学术养 成高尚人格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8） 1936年《光华 大学章程》：“私立光华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
杨蓉蓉·知识的合法选择与规避 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1936年 而中国文学系所要造就的“专门人才”,也必须 《交通大学一览》中说:“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是掌握高深知识的高级人才,必须是能保存中国文 宗旨为遵依总理遗教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明,传承中国文化的,而不是只会用普通老百姓的 专才为宗旨。” 语言进行创作的“时髦”作家,时尚是高深学问的天 敌。因此,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须对“中国固有文化 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的了 一旦确立了“研究高深学问”和“造就专门人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 才”的大学理念以后,就可以理解大学理念对于大而解,措置咸宜”(∞。那么显然,能代表中国传统文 学里所应教授的知识的“选择”与“规避”了。可以化、使学生了解“中国固有文明”的,还是“许(慎)郑 毫不夸张地说,业已形成的现代大学理念即蕴涵了(玄)之学”,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这也就不奇 知识的权力机制,规约着各种进入大学课堂的、按怪,为什么直到今天,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的教学宗 照现代学科体制划分的知识。大学理念“规定”了:旨里还有这样的说法:“故本系之教学目标乃在发 大学所选择用来教育学生、传承学术的知识都是为扬中国文化,传授经学、小学、诸子、文学、文献学等 大学理念、为大学教育活动服务的,是为培养社会专门知识,以培养学生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术思 所需要的一定人才服务的。因此,它们必须具有一想、文献资料深厚之认识与研究能力,并期勉学生 定的价值倾向。而这个价值取向就是大学理念所以坚实之学术训练与文化素养作为日后从事学术 推崇的价值取向—一凡是现代大学理念信仰的知研究、语文教学、艺文创作及各项文化工作之基 识,都可以在大学里传授:而凡是现代大学理念所础”因为至今在台湾大学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文 不屑、甚至唾弃的知识,则是完全与大学教育无缘化精髓的,还是传统知识与研究方法,故对新文学 的。即便个别教师对某种被大学理念所规避的知的教学与研究虽在其教学内容里,但并不是其教学 识非常钟情,想在大学讲堂上把它传授给学生,改目标中重要的部分 变学生的知识眼光与品味,大学也会利用其制度 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新成立的中国 如人事选拔与解聘、教学考评、学生考试等手段,使文学系对知识与“学问”的体认,对新文学的排斥 这位教师无所作为 不仅是新文学的反对派们如此认为,就是新文学的 因此,当我们运用现代大学理念及包含其中标举者们,头脑中也是带有此种意念的。举个小小 的知识权力机制,来观察中国现代大学与新生的的例子,又如:朱自清在《一般》第29卷第6号(1928 新文学的关系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中谈道:“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 年代初,“下里巴人”的新文学完全无法进入神圣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 的大学讲堂,而只能游离于大学校园之外。这是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 因为,对于中国文学系这样的人文学科来说,能算现在我走着的路。”考虑到当朱自清写下这段话的 得上“高深学问”的,唯古代文学莫属,也就是我们时候,他和胡适都是大学教授,“职业”与“娱乐”的 惯常称之为“国学”的知识,而新兴的新文学带着对立就显示出况味来了。朱自清眼里的“职业”即 社会时尚的味道,又宣言要文言一致,贴近大众,是大学里要认真对待的学问,不论是哲学也好,还 是算不得真正的“学问”的,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排是国学也罢,都是需要付诸心血研究、也是要通过 斥在大学讲堂外。难怪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国文系教学传承给学生的。但“娱乐”呢,却是散发感情心 教授、著名的新文学作家朱自清会感叹: 思的“文学”。在当时语境下,这里的“文学”就是指 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的“新文学”,由此可见,新文学在当时还没有确立 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其“严肃”的地位,在胡适、朱自清这样的学者眼里, 极峰—一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为正它都还只是“娱乐”的成分多一点。好比对一个当 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代学生来说,教室上课是正业,下课上网是娱乐 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 这就难怪在1937年以前,朱自清创作的散文,多发 o1994-2011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9） 1936年 《交通大学一览》中说：“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 宗旨为遵依总理遗教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 专才为宗旨。”（10） 三 一旦确立了“研究高深学问”和“造就专门人 才”的大学理念以后，就可以理解大学理念对于大 学里所应教授的知识的“选择”与“规避”了。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业已形成的现代大学理念即蕴涵了 知识的权力机制，规约着各种进入大学课堂的、按 照现代学科体制划分的知识。大学理念“规定”了： 大学所选择用来教育学生、传承学术的知识都是为 大学理念、为大学教育活动服务的，是为培养社会 所需要的一定人才服务的。因此，它们必须具有一 定的价值倾向。而这个价值取向就是大学理念所 推崇的价值取向——凡是现代大学理念信仰的知 识，都可以在大学里传授；而凡是现代大学理念所 不屑、甚至唾弃的知识，则是完全与大学教育无缘 的。即便个别教师对某种被大学理念所规避的知 识非常钟情，想在大学讲堂上把它传授给学生，改 变学生的知识眼光与品味，大学也会利用其制度， 如人事选拔与解聘、教学考评、学生考试等手段，使 这位教师无所作为。 因此，当我们运用现代大学理念及包含其中 的知识权力机制，来观察中国现代大学与新生的 新文学的关系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20 年代初，“下里巴人”的新文学完全无法进入神圣 的大学讲堂，而只能游离于大学校园之外。这是 因为，对于中国文学系这样的人文学科来说，能算 得上“高深学问”的，唯古代文学莫属，也就是我们 惯常称之为“国学”的知识，而新兴的新文学带着 社会时尚的味道，又宣言要文言一致，贴近大众， 是算不得真正的“学问”的，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排 斥在大学讲堂外。难怪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国文系 教授、著名的新文学作家朱自清会感叹： 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 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 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为正 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 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11） 而中国文学系所要造就的“专门人才”，也必须 是掌握高深知识的高级人才，必须是能保存中国文 明，传承中国文化的，而不是只会用普通老百姓的 语言进行创作的“时髦”作家，时尚是高深学问的天 敌。因此，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须对“中国固有文化 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的了 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 而解，措置咸宜”（12）。那么显然，能代表中国传统文 化、使学生了解“中国固有文明”的，还是“许（慎）郑 （玄）之学”，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这也就不奇 怪，为什么直到今天，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的教学宗 旨里还有这样的说法：“故本系之教学目标乃在发 扬中国文化，传授经学、小学、诸子、文学、文献学等 专门知识，以培养学生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术思 想、文献资料深厚之认识与研究能力，并期勉学生 以坚实之学术训练与文化素养作为日后从事学术 研究、语文教学、艺文创作及各项文化工作之基 础。”（13）因为至今在台湾大学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文 化精髓的，还是传统知识与研究方法，故对新文学 的教学与研究虽在其教学内容里，但并不是其教学 目标中重要的部分。 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新成立的中国 文学系对知识与“学问”的体认，对新文学的排斥， 不仅是新文学的反对派们如此认为，就是新文学的 标举者们，头脑中也是带有此种意念的。举个小小 的例子，又如：朱自清在《一般》第29卷第6号（1928 年）中谈道：“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 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 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 现在我走着的路。”考虑到当朱自清写下这段话的 时候，他和胡适都是大学教授，“职业”与“娱乐”的 对立就显示出况味来了。朱自清眼里的“职业”即 是大学里要认真对待的学问，不论是哲学也好，还 是国学也罢，都是需要付诸心血研究、也是要通过 教学传承给学生的。但“娱乐”呢，却是散发感情心 思的“文学”。在当时语境下，这里的“文学”就是指 的“新文学”，由此可见，新文学在当时还没有确立 其“严肃”的地位，在胡适、朱自清这样的学者眼里， 它都还只是“娱乐”的成分多一点。好比对一个当 代学生来说，教室上课是正业，下课上网是娱乐。 这就难怪在1937年以前，朱自清创作的散文，多发 杨蓉蓉·知识的合法选择与规避
2007/7·文艺争鸣·史论 表在《一般》这样的杂志上,带有娱乐的性质,在《清学理念与使命的设定,就不难理解大方向上,它们在 华周刊》上难觅踪影,更不用说著名的四大学报之对待新文学所采取的姿态与措施上的一致性。现代 的《清华学报》了 大学尚无法把刚刚诞生的新文学纳入其代表的现代 我们再从当时沐浴“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成长学术体制内,固然有很多原因:大师们对于国家命运 的青年一代的角度看。1919年初出版的《新潮》将的焦灼,新文学还没有显示出创作的“实绩”,还没有 刊名译为“ The renaissance”,已宣示了这一代青年凝结成历史……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学对于“知识”的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该刊在第1卷第1期上即开“遴选”和“学术”的权力使得新文学不可能作为引领 辟“故书新评”专栏,声称“吾人研求文籍,虽不可不时代流行风尚的思潮进入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讲堂。 偏重今世,势亦不能尽弃故作。……平情言之,故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尽管各个大 书亦未尝不可读,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学有着自己的文化风格与办学目标,但在接纳新文 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求御”,从而发出了与学这一点上,都显得有点矜持。大致上说,1929年以 反传统时代主调不同的声音。新潮社同仁虽然反前,新文学还是游离在大学课堂教学之外的,1929年 国故社抱残守缺式的“保存国粹”,但并不是反对以后,也不是每个大学都设立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 研究国故本身。他们强调的是以“科学的精神”“把比如上海的光华大学中文系,直到抗战前的课程设 国故当做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置中,都没有包含“新”的因素。而这,就跟各个学校 历史”来研究,并认为如此“把我中国已往的学不同的精神气质有关了。 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成果(项目 的科学”。由此可见,青年们对待“国故”的态度,也批准号:06JD7501144007 未必如我们今天所料想的这般决绝 注释: 86 大学作为学术研究的机关,所具有的权威性 (1)在1929年,并非只有清华大学设立了新文学课程。 对知识采取“遴选”的态度,这些都是由大学理念及 年,上海的中国公学也设立了新文学课程。但由于清华大学 太过瞩目,而中国公学是私立大学,不太为人所关注,因此人 其决定的大学使命已经“规定”了的。当这些“规们往往熟悉清华的新文学课程设置情况而忽略了中国公学 定”随制度生成,并隐于制度之后,也就形成了不太 (2)金耀基:钛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见:《蔡孑民先 容易注意到的“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生言行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来了”的“认知性装置””。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得教育出版社190年版,第401页,第4①页 知,阻止新文学进入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堂的,不仅6)《国立清华大学规程(1929)》,见《清华人文学科年 仅有客观的因素,如新文学尚在历史发展中,还无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 (7)《复旦大学章程》(1920年重订),见复旦大学档案馆 做系统研究等,还有一层主观的因素,就是由大0358号档案。 学理念所主导的,大学教学中对知识的选择,大学 (8)《大夏大学一览(1930)》,见上海市档案馆,Y8 1号档案 所把持的知识权力。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 (9)《光华大学章程(1936)》,见上海市档案馆,Y8 包”的治校理念催生了新文学,但大学所代表的现224号档案 代学术体制的知识权力,又延宕着新文学进入大学 (10)《交通大学一览(1936)》,见上海市档案馆,Y8-1 317号档案 校园的脚步。正如杨振声后来回忆的 (11)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见朱乔森编:《朱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0年版,第195页 (12)见《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 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接流,这都是必然发生的年版,第19页。 问题,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 (13)见台湾大学官方网站:www.twu.edu.tw 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 (14)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潮》1919年第5卷。 (15)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 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 四 (16)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见 《文学杂志》1948年第3期 态度决定一切”。了解了中国现代大学对于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o1994-2011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2007/ 7·文艺争鸣·史论 表在《一般》这样的杂志上，带有娱乐的性质，在《清 华周刊》上难觅踪影，更不用说著名的四大学报之 一的《清华学报》了。 我们再从当时沐浴“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成长 的青年一代的角度看。1919年初出版的《新潮》将 刊名译为“TheRenaissance”，已宣示了这一代青年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该刊在第1卷第1期上即开 辟“故书新评”专栏，声称“吾人研求文籍，虽不可不 偏重今世，势亦不能尽弃故作。……平情言之，故 书亦未尝不可读，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 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求御”，从而发出了与 反传统时代主调不同的声音。新潮社同仁虽然反 对国故社抱残守缺式的“保存国粹”，但并不是反对 研究国故本身。他们强调的是以“科学的精神”“把 国故当做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 历史”来研究（14），并认为如此“把我中国已往的学 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 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 的科学”。由此可见，青年们对待“国故”的态度，也 未必如我们今天所料想的这般决绝。 大学作为学术研究的机关，所具有的权威性， 对知识采取“遴选”的态度，这些都是由大学理念及 其决定的大学使命已经“规定”了的。当这些“规 定”随制度生成，并隐于制度之后，也就形成了不太 容易注意到的“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 来了”的“认知性装置”（15）。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得 知，阻止新文学进入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堂的，不仅 仅有客观的因素，如新文学尚在历史发展中，还无 法做系统研究等，还有一层主观的因素，就是由大 学理念所主导的，大学教学中对知识的选择，大学 所把持的知识权力。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 包”的治校理念催生了新文学，但大学所代表的现 代学术体制的知识权力，又延宕着新文学进入大学 校园的脚步。正如杨振声后来回忆的：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 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接流，这都是必然发生的 问题，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 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16） 四 “态度决定一切”。了解了中国现代大学对于大 学理念与使命的设定，就不难理解大方向上，它们在 对待新文学所采取的姿态与措施上的一致性。现代 大学尚无法把刚刚诞生的新文学纳入其代表的现代 学术体制内，固然有很多原因：大师们对于国家命运 的焦灼，新文学还没有显示出创作的“实绩”，还没有 凝结成历史……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学对于“知识”的 “遴选”和“学术”的权力使得新文学不可能作为引领 时代流行风尚的思潮进入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讲堂。 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尽管各个大 学有着自己的文化风格与办学目标，但在接纳新文 学这一点上，都显得有点矜持。大致上说，1929年以 前，新文学还是游离在大学课堂教学之外的，1929年 以后，也不是每个大学都设立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 比如上海的光华大学中文系，直到抗战前的课程设 置中，都没有包含“新”的因素。而这，就跟各个学校 不同的精神气质有关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成果（项目 批准号：06JJD75011-44007）] 注释： （1）在1929年，并非只有清华大学设立了新文学课程。同 年，上海的中国公学也设立了新文学课程。但由于清华大学 太过瞩目，而中国公学是私立大学，不太为人所关注，因此人 们往往熟悉清华的新文学课程设置情况而忽略了中国公学。 （2）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见：《蔡孑民先 生言行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4）（5）《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南京江苏 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第402页。 （6）《国立清华大学规程（1929）》，见《清华人文学科年 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7）《复旦大学章程》（1920年重订），见复旦大学档案馆 0358号档案。 （8）《大夏大学一览（1930）》，见上海市档案馆，Y8－1－ 221号档案。 （9）《光华大学章程（1936）》，见上海市档案馆，Y8－1－ 224号档案。 （10）《交通大学一览（1936）》，见上海市档案馆，Y8—1— 317号档案。 （11）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见朱乔森编：《朱 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12）见《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页。 （13）见台湾大学官方网站：www.twu.edu.tw （14）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新潮》1919年第5卷。 （15）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 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 （16）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见 《文学杂志》1948年第3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