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试论中国现代大学与 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维度 一以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为例 杨蓉蓉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是目前现和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从两方面去 代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中一个新兴而热门的话题。其考察:一方面是,大学与新文学知识生产与传播、文 目的在于从文学教育层面廓清现代教育制度对于现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大学环境中师 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影响,以及大学与文学之间生的文学活动,包括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社团活动 形成的复杂而深远的内在互动关系。开展此项研究等等。 的学术意义是显著的,它不仅有效地拓展了现代文 以新文学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并非从一发 学研究的疆域,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也使我生,就走进了大学讲堂,相当一段时间,它都是在“民 们能通过历史探析把握住现代文学话语的形成和演间”——相对于大学讲堂来说一一发展的。学府外, 变脉络,并对今天的一些理论命题进行追溯性反思。文坛热闹纷繁,学府内,新文学却在大学中国文学系 然而,伴随着话题的深入,随之而来的问题和难点也(简称国文系)的讲堂上颇受到了冷落,在当时的大 不少。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就是,研究者很难借鉴学国文系里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 现有理论和前人已经作过探索并行之有效的研究范1949年以后才迅速有了根本转变,这种根本转变的 式来有效支撑自己的理论冒险,这就使得学者在研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因此,我们有必 究过程中必须不断综合中西方文学及社会科学理要回到历史现场,去了解1949年以前新文学是如何 论,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跨学科尝试,在理论探走进现代大学的讲堂的,新文学如何被“教育”的情 讨与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确立起研究的景深,建立起况:而教育之外—一或曰课堂知识传播之外——的 自己的研究范式,这样最终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民间”校园里,无关讲堂的课外空间里,新文学又是 果。由此,伴随着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如何发展的。 系研究的深入,此项研究的理论建构也在进一步深 化与完善中。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虽试图以上海现 两条线索的确定 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为例来析出中国现代大学 与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维度。 讨论中国新文学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关系,最直 接的莫过于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成为大学国文系 学府内外的新文学 课程设置的一部分,以知识的形式被传播,作为研究 对象被大学里的学者教授们研究。因此,新文学走 身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迷漫的学科环境中,研进大学讲堂,即新文学课程设置可以成为现代大学 究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由于受现代大学体制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一条关键线索,以探讨在 95 o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是目前现 代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中一个新兴而热门的话题。其 目的在于从文学教育层面廓清现代教育制度对于现 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影响，以及大学与文学之间 形成的复杂而深远的内在互动关系。开展此项研究 的学术意义是显著的，它不仅有效地拓展了现代文 学研究的疆域，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也使我 们能通过历史探析把握住现代文学话语的形成和演 变脉络，并对今天的一些理论命题进行追溯性反思。 然而，伴随着话题的深入，随之而来的问题和难点也 不少。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就是，研究者很难借鉴 现有理论和前人已经作过探索并行之有效的研究范 式来有效支撑自己的理论冒险，这就使得学者在研 究过程中必须不断综合中西方文学及社会科学理 论，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跨学科尝试，在理论探 讨与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确立起研究的景深，建立起 自己的研究范式，这样最终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 果。由此，伴随着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 系研究的深入，此项研究的理论建构也在进一步深 化与完善中。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虽试图以上海现 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为例来析出中国现代大学 与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维度。 一、学府内外的新文学 身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迷漫的学科环境中，研 究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由于受现代大学体制 和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从两方面去 考察：一方面是，大学与新文学知识生产与传播、文 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大学环境中师 生的文学活动，包括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社团活动 等等。 以新文学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并非从一发 生，就走进了大学讲堂，相当一段时间，它都是在“民 间”——相对于大学讲堂来说——发展的。学府外， 文坛热闹纷繁，学府内，新文学却在大学中国文学系 （简称国文系）的讲堂上颇受到了冷落，在当时的大 学国文系里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 1949年以后才迅速有了根本转变，这种根本转变的 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因此，我们有必 要回到历史现场，去了解1949年以前新文学是如何 走进现代大学的讲堂的，新文学如何被“教育”的情 况；而教育之外——或曰课堂知识传播之外——的 “民间”校园里，无关讲堂的课外空间里，新文学又是 如何发展的。 二、两条线索的确定 讨论中国新文学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关系，最直 接的莫过于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成为大学国文系 课程设置的一部分，以知识的形式被传播，作为研究 对象被大学里的学者教授们研究。因此，新文学走 进大学讲堂，即新文学课程设置可以成为现代大学 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一条关键线索，以探讨在 史论 试论中国现代大学与 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维度 ——以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为例 杨蓉蓉
2008/11·文艺争鸣·史论 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之前,有哪些因素在阻碍它,又后,当它作为大学法定的官方知识被传播时,就牵涉 有哪些因素在催促它:新文学走进大学以后,又是怎到教师的安排和新文学教材的写作等等相关问题 么样的发展状况,不同的大学因个性风貌不同,对新因此,对新文学课程设置的考察,就是从一个侧面反 文学的态度又是如何? 映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中新文学的发展状况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即使在新文学在大学 由此可见,对简单的新文学课程设置的考察,实 讲堂上作为知识被传授之前,新文学也早已活跃于际上是对课程文化的考察,对课程本身所蕴藏的丰 大学校园之中,此现象并不以大学是否设置新文学富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 课程为转移。同时,校园新文学创作等也是新文学科学》一书中指出,“我们相信,对于一个不确定的 与现代大学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当围绕新文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解释的同时并存,这 学课程设置进行论述之时,还以大学环境内的文学点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由于以新文学课程设置 活动为线索,在研究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过为线索的中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借鉴了 程中,应尽力包含对这两条线索的历史描绘与勾勒。文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新视野,使得其有别于以往 之所以以现代大学中的新文学课程设置作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因此也可使得以往研究中的非经 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研究线索之一,是因为,从课典浮出水面。如新文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对新文 程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新文学进入大学国文系讲学持保守态度的一批人:钱基博、周激等 堂,对于新文学来说,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绝非仅 就上文列的第二条线索: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 仅设了几节课那么简单 动而言,由于从教育和职业背景上追根溯源的话,现 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知识,两者是一种共生代作家多多少少都能跟现代大学联系上。有的作家 的关系,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因此,从知识权力的角在校园外发表了很多作品,名声响亮,同时也具有校 度来说,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进入课程结构设置,园身份一一是教授、或者是学生,但很难有直接证据 就意味着它从此具有了现代大学体制所赋予的知识说明他的创作对现代大学产生了如何的影响。例如 控制权,具有了课程设置背后所隐藏的权威的“话语徐志摩,他的确曾代课上海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但 霸权”:同时,作为课程内容之一,新文学能够以知识无法利用现有史料,来说明他之代课与他的创作之 的形式传播出去,并且还取得了大学所赋予的“学间的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在研究范围上的混乱,在 术”地位,这就意味着新文学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也被研究过程中更应关注的真正使新文学与大学发生密 传播出去,为社会所接受。课程知识实际上成为一切关系人和事。而这种“发生密切关系”,最直接的 种社会建构,通过课程资源的获得,就建立起一种权体现就是各个大学出版的校刊。当一个新文学作家 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因此,课程设置这对新文在大学校刊(不管是学报、还是学生自办的校报)上 学发展本身来说,是富含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发表作品时,他就对校园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但以 见代文学研究界多已注意到",但却还没有完整地在“校刊”上发表作品为标准还是不够的,校园范围 提出来,也还没有被系统地考察过 内的学生社团活动,大学学生生涯中的文学创作、对 从课程设置外部来说,环绕小小的课程设置,牵新文学与大学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都是本研究 动的却是整个时代环境、大学教育制度和几代人的的对象。 因素,因为任何一个课程的设置和存在,都是社会文 化的表现。正是这些因素彼此关联、互相影响,才使 三、三个维度的展开 得新文学课程登上大学讲堂。这些因素又都从不同 侧面丰富和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因此,从小小的 因此,根据上述两条研究线索的需要,中国现代 课程设置里,窥见的却是社会文化的变迁 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去 课程一旦被设置以后,通过教学,课程就成为一开掘 个课堂生活中师生共同建构课程文化的过程。这实 是不同大学的办学理念、建校历史所形成的 际上是正式课程如何得以贯彻执行,即作为法定知校园文化品格(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大学与新文 识(或官方知识)的课程内容,被传授和被学生内化学的关系,决定大学是否设置新文学课程,和新文学 为其文化结构的有机成分的过程。新文学课程设置在大学中的境遇与发展)。例如在二三十年代的上 o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2008/11 ·文艺争鸣·史 论 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之前，有哪些因素在阻碍它，又 有哪些因素在催促它；新文学走进大学以后，又是怎 么样的发展状况，不同的大学因个性风貌不同，对新 文学的态度又是如何？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即使在新文学在大学 讲堂上作为知识被传授之前，新文学也早已活跃于 大学校园之中，此现象并不以大学是否设置新文学 课程为转移。同时，校园新文学创作等也是新文学 与现代大学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当围绕新文 学课程设置进行论述之时，还以大学环境内的文学 活动为线索，在研究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过 程中，应尽力包含对这两条线索的历史描绘与勾勒。 之所以以现代大学中的新文学课程设置作中国 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研究线索之一，是因为，从课 程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新文学进入大学国文系讲 堂，对于新文学来说，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绝非仅 仅设了几节课那么简单。 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知识，两者是一种共生 的关系，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因此，从知识权力的角 度来说，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进入课程结构设置， 就意味着它从此具有了现代大学体制所赋予的知识 控制权，具有了课程设置背后所隐藏的权威的“话语 霸权”；同时，作为课程内容之一，新文学能够以知识 的形式传播出去，并且还取得了大学所赋予的“学 术”地位，这就意味着新文学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也被 传播出去，为社会所接受。课程知识实际上成为一 种社会建构，通过课程资源的获得，就建立起一种权 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因此，课程设置这对新文 学发展本身来说，是富含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 现代文学研究界多已注意到（1），但却还没有完整地 提出来，也还没有被系统地考察过。 从课程设置外部来说，环绕小小的课程设置，牵 动的却是整个时代环境、大学教育制度和几代人的 因素，因为任何一个课程的设置和存在，都是社会文 化的表现。正是这些因素彼此关联、互相影响，才使 得新文学课程登上大学讲堂。这些因素又都从不同 侧面丰富和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因此，从小小的 课程设置里，窥见的却是社会文化的变迁。 课程一旦被设置以后，通过教学，课程就成为一 个课堂生活中师生共同建构课程文化的过程。这实 际上是正式课程如何得以贯彻执行，即作为法定知 识（或官方知识）的课程内容，被传授和被学生内化 为其文化结构的有机成分的过程。新文学课程设置 后，当它作为大学法定的官方知识被传播时，就牵涉 到教师的安排和新文学教材的写作等等相关问题。 因此，对新文学课程设置的考察，就是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中新文学的发展状况。 由此可见，对简单的新文学课程设置的考察，实 际上是对课程文化的考察，对课程本身所蕴藏的丰 富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 科学》一书中指出，“我们相信，对于一个不确定的、 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解释的同时并存，这一 点是非常重要的”（2）。此外，由于以新文学课程设置 为线索的中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借鉴了 文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新视野，使得其有别于以往 的现代文学研究，因此也可使得以往研究中的非经 典浮出水面。如新文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对新文 学持保守态度的一批人：钱基博、周 等。 就上文列的第二条线索：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 动而言，由于从教育和职业背景上追根溯源的话，现 代作家多多少少都能跟现代大学联系上。有的作家 在校园外发表了很多作品，名声响亮，同时也具有校 园身份——是教授、或者是学生，但很难有直接证据 说明他的创作对现代大学产生了如何的影响。例如 徐志摩，他的确曾代课上海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但 无法利用现有史料，来说明他之代课与他的创作之 间的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在研究范围上的混乱，在 研究过程中更应关注的真正使新文学与大学发生密 切关系人和事。而这种“发生密切关系”，最直接的 体现就是各个大学出版的校刊。当一个新文学作家 在大学校刊（不管是学报、还是学生自办的校报）上 发表作品时，他就对校园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但以 在“校刊”上发表作品为标准还是不够的，校园范围 内的学生社团活动，大学学生生涯中的文学创作、对 新文学与大学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都是本研究 的对象。 三、三个维度的展开 因此，根据上述两条研究线索的需要，中国现代 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去 开掘： 一是不同大学的办学理念、建校历史所形成的 校园文化品格（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大学与新文 学的关系，决定大学是否设置新文学课程，和新文学 在大学中的境遇与发展）。例如在二三十年代的上
杨蓉蓉·试论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维度 海众多的现代大学,各自有其不同的校园文化环境,示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坚守。同时,校长张 不同的办学方针、历史沿袭、领袖风格所形成的文化寿镛与文学院院长钱基博,国学功底都相当深厚,他 环境等等,无疑影响着它们对于新文学的态度。如们在教学与研究上自然偏重国学,对新文学则采取 复旦大学因袭了前身震旦大学的学生自治,校方也保守态度。教材在新文学知识传播过程中也发挥着 积极倡导学生自治,并把自治写进了学校章程,因此重要的作用。在教材编写方面,由于教师们对新文 校园里学生民主自治的风气浓厚,校园文学活动活学的看法不尽相同,因此站在各自的观点上,也编写 跃。又由于李登辉校长治校的“美国风味”,使得学了各种不同文学理论视野的教材,如赵景深的《文学 校形成了“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学术传统,这对师概论讲话》和《中国文学小史》中,对新文学欢迎和激 生从事新文学相关的活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也使赏: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对新文学持保 得新文学课程的设置在复旦开了先声:中国公学因守态度 由归国留日学生所建,因此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革 是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情况,即师生的创 新性。胡适掌校后,新文学相关课程遂进入中国文作(以校刊为主要的遴选标准)、文学社团活动及对 学系,具有革新意义。同时,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新文学与大学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等。现代大 在中国公学首次登上大学讲堂,开始了从教生涯,使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包括: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编 得中公在教师的聘请上,也取得了突破:光华大学由辑与出版活动,校园内的各种文学协会和社团等 于其特殊的建校历史、对圣约翰大学的“反叛”,及张相对于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的“曲折”来说,现代大 寿镛、钱基博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学系对新文学也持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则是真正的“民间”潜流,校里 保守态度。但光华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却一点不校外,汹涌磅礴,从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没有间断 保守,如田间、周而复在光华左联的活动;穆时英、予过,持续地为新文学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这些活 且、王家棫、储安平在《光华周刊》和《中国学生》上的动本身就构成了新文学的一部分,并推动着新文学 创作;赵家璧主编的煌煌十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发展。尤其是当校方对新文学持保守态度时,如 等等 光华大学,大学环境中的新文学创作更是对大学官 二是不同大学的文学教育情况,即新文学课程方态度起着有效的抵消作用 设置情况,及围绕课程设置所展开的教学情况、教师 当时的很多作家身份是教师或学生,例如鲁迅 情况和教材的编写及研究状况等。此层面的考量实周作人、朱自清、徐志摩、叶圣陶、郑振铎、梁实秋、冯 际上是要探讨新文学是如何走进大学讲堂、又是如至、郭绍虞、赵景深、洪深、陈翔鹤、冯文炳、冯沅君 何在各方的作用下进一步经典化,以规范人们的文赵家璧、穆时英……数不胜数。他们创作了作品, 学品味与想象的。如在上海现代大学中,复旦大学并不一定在学府内的刊物上发表(其实原因更可能 开创了新文学课程设置的先声,而在1929年中国公是无法在校内刊物上发表),而主要在学府外的刊物 学在胡适的领导下最终设立了新文学课程,因此,从上发表,因而作家身份掩盖了教师和学生的身份。 新文学课程设置上说,上海的大学实际上是走在全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一样,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 国前面的。而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关键作用也不容忽实践其艺术主张(不是出版商办杂志,而是作家亲自 视。如复旦的刘大白、邵力子、陈望道等教师,尤其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自然,不同的文学主张聚集 是刘大白,他在192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国文成不同的流派,喜者愿闻其详,恶者起而攻之,文学 部主任,在他的推动下,1924年复旦改国文部为中国论争由此兴起。因此文学史研究中,多以流派特征 文学科,并围绕“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教学目来归纳他们的创作倾向,几乎不问及他们的职业和 标,设立了一系列课程,并设立了“中国语体文学史”教育背景。例如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刘大白、郭绍 这样的课程。中国公学则是校长胡适的推动,胡在虞、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清华的朱自清,他们都是 任期间还邀请了沈从文这样毫无国学背景的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兼课光华 作家参与课程教学。而光华大学则因其从教会大学大学)、光华大学的罗隆基(兼课中国公学)、梁实秋 圣约翰中脱身而来,钱基博、孟宪承等教师对圣约翰徐志摩(兼课大夏大学)又是新月的主力:……如此 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态度有切身的体验,因此,他们在统计下去,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空间都在 教学中处处要表现出对圣约翰的反叛,也以此来显教育与文艺、出版两界,那么大多数教授或学生,都 o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海众多的现代大学，各自有其不同的校园文化环境， 不同的办学方针、历史沿袭、领袖风格所形成的文化 环境等等，无疑影响着它们对于新文学的态度。如 复旦大学因袭了前身震旦大学的学生自治，校方也 积极倡导学生自治，并把自治写进了学校章程，因此 校园里学生民主自治的风气浓厚，校园文学活动活 跃。又由于李登辉校长治校的“美国风味”，使得学 校形成了“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学术传统，这对师 生从事新文学相关的活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也使 得新文学课程的设置在复旦开了先声；中国公学因 由归国留日学生所建，因此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革 新性。胡适掌校后，新文学相关课程遂进入中国文 学系，具有革新意义。同时，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 在中国公学首次登上大学讲堂，开始了从教生涯，使 得中公在教师的聘请上，也取得了突破；光华大学由 于其特殊的建校历史、对圣约翰大学的“反叛”，及张 寿镛、钱基博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学系对新文学也持 保守态度。但光华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却一点不 保守，如田间、周而复在光华左联的活动；穆时英、予 且、王家 、储安平在《光华周刊》和《中国学生》上的 创作；赵家璧主编的煌煌十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等等。 二是不同大学的文学教育情况，即新文学课程 设置情况，及围绕课程设置所展开的教学情况、教师 情况和教材的编写及研究状况等。此层面的考量实 际上是要探讨新文学是如何走进大学讲堂、又是如 何在各方的作用下进一步经典化，以规范人们的文 学品味与想象的。如在上海现代大学中，复旦大学 开创了新文学课程设置的先声，而在1929年中国公 学在胡适的领导下最终设立了新文学课程，因此，从 新文学课程设置上说，上海的大学实际上是走在全 国前面的。而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关键作用也不容忽 视。如复旦的刘大白、邵力子、陈望道等教师，尤其 是刘大白，他在192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国文 部主任，在他的推动下，1924年复旦改国文部为中国 文学科，并围绕“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教学目 标，设立了一系列课程，并设立了“中国语体文学史” 这样的课程。中国公学则是校长胡适的推动，胡在 任期间还邀请了沈从文这样毫无国学背景的新文学 作家参与课程教学。而光华大学则因其从教会大学 圣约翰中脱身而来，钱基博、孟宪承等教师对圣约翰 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态度有切身的体验，因此，他们在 教学中处处要表现出对圣约翰的反叛，也以此来显 示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坚守。同时，校长张 寿镛与文学院院长钱基博，国学功底都相当深厚，他 们在教学与研究上自然偏重国学，对新文学则采取 保守态度。教材在新文学知识传播过程中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在教材编写方面，由于教师们对新文 学的看法不尽相同，因此站在各自的观点上，也编写 了各种不同文学理论视野的教材，如赵景深的《文学 概论讲话》和《中国文学小史》中，对新文学欢迎和激 赏；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对新文学持保 守态度。 三是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情况，即师生的创 作（以校刊为主要的遴选标准）、文学社团活动及对 新文学与大学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等。现代大 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包括：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编 辑与出版活动，校园内的各种文学协会和社团等。 相对于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的“曲折”来说，现代大 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则是真正的“民间”潜流，校里 校外，汹涌磅礴，从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没有间断 过，持续地为新文学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这些活 动本身就构成了新文学的一部分，并推动着新文学 的发展。尤其是当校方对新文学持保守态度时，如 光华大学，大学环境中的新文学创作更是对大学官 方态度起着有效的抵消作用。 当时的很多作家身份是教师或学生，例如鲁迅、 周作人、朱自清、徐志摩、叶圣陶、郑振铎、梁实秋、冯 至、郭绍虞、赵景深、洪深、陈翔鹤、冯文炳、冯沅君、 赵家璧、穆时英……，数不胜数。他们创作了作品， 并不一定在学府内的刊物上发表（其实原因更可能 是无法在校内刊物上发表），而主要在学府外的刊物 上发表，因而作家身份掩盖了教师和学生的身份。 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一样，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 实践其艺术主张（不是出版商办杂志，而是作家亲自 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自然，不同的文学主张聚集 成不同的流派，喜者愿闻其详，恶者起而攻之，文学 论争由此兴起。因此文学史研究中，多以流派特征 来归纳他们的创作倾向，几乎不问及他们的职业和 教育背景。例如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刘大白、郭绍 虞、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清华的朱自清，他们都是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兼课光华 大学）、光华大学的罗隆基（兼课中国公学）、梁实秋、 徐志摩（兼课大夏大学）又是新月的主力；……如此 统计下去，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空间都在 教育与文艺、出版两界，那么大多数教授或学生，都 杨蓉蓉·试论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维度
2008/11·文艺争鸣·史论 可根据其教育背景或职业归到不同的大学去,算到着巨大的影响。此煌煌巨著,至今是新文学研究者 其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的帐上。因此,在研究中最应无法绕开的高峰。 关注的是大学校园中发生的与新文学相关的活动。 以上三个维度从校园文化环境、师生的教与学、 如复旦大学的复旦剧社:中国公学的中国文学系、与校园相关的具体的文学活动三个层面,囊括了笔 《中国文学季刊》和《吴淞月刊》:光华大学田间、周而者所认为的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研究中应有 复的左联活动,《光华周刊》和赵家璧主编的《中国学的范围、景深等等,依然简单粗浅毛病不少,笔者更 生》上,穆时英、予且、王家棫、储安平、赵家璧在校期期待在今后此话题的研究中有进一步的深化与提 间发表的作品等 高,并谨请读者专家指正。 其次,在校园文学活动之外,研究还应关注的是 真正使新文学与大学发生密切关系,产生影响的人注释: (1)如陈平原在《新文学与新教育》中曾说:“从一代人“文 和事。这种“关系”与“影响”同样包括两个方面 学常识’的改变,到“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 指对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建立学术传统有影响的;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 二指既对新文学创作有贡献、又影响大学校园文学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教材撰写。”一—见:陈平原 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实际上,课程研 与文化建设的作家,例如浅草社。浅草社固然不能究是教育研究领域中,一个特别受到重视的领域。近年来, 算复旦大学的学生社团,但其重要成员中包括复旦我国的课程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 大学学生陈翔鹤、胡絮若、周乐山等。尤其是陈翔注意了对怎么的课程是好课程,怎样设计,编制好课程,怎样 鹤,他还在《复旦季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潜在的影响意到了从更宏观的背景上,展开了对课程背后的政治、经济、 着校园文学创作和鉴赏。又如光华大学的学生赵家文化等因素的研究,特别是课程中知识、权力、控制等关系的 壁,他在校期间即主编良友的《中国学生》杂志(19)“2)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7年版 1931),以介绍学生生活为主,并刊少量篇幅较 短的小说和散文。因同是光华师生校友的关系,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 时英、予且、王家棫,甚至徐志摩、罗隆基等人都“友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成果(项目批准号: 情赞助”、在《中国学生》上发表随笔、小说等作品 06JJD75011-44007)] 从光华毕业后,1935年赵家璧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 》,在新文学的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形成上,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o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2008/11 ·文艺争鸣·史 论 可根据其教育背景或职业归到不同的大学去，算到 其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的帐上。因此，在研究中最应 关注的是大学校园中发生的与新文学相关的活动。 如复旦大学的复旦剧社；中国公学的中国文学系、 《中国文学季刊》和《吴淞月刊》；光华大学田间、周而 复的左联活动，《光华周刊》和赵家璧主编的《中国学 生》上，穆时英、予且、王家 、储安平、赵家璧在校期 间发表的作品等。 其次，在校园文学活动之外，研究还应关注的是 真正使新文学与大学发生密切关系，产生影响的人 和事。这种“关系”与“影响”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 指对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建立学术传统有影响的； 二指既对新文学创作有贡献、又影响大学校园文学 与文化建设的作家，例如浅草社。浅草社固然不能 算复旦大学的学生社团，但其重要成员中包括复旦 大学学生陈翔鹤、胡絮若、周乐山等。尤其是陈翔 鹤，他还在《复旦季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潜在的影响 着校园文学创作和鉴赏。又如光华大学的学生赵家 璧，他在校期间即主编良友的《中国学生》杂志（1929 ——1931），以介绍学生生活为主，并刊少量篇幅较 短的小说和散文。因同是光华师生校友的关系，穆 时英、予且、王家 ，甚至徐志摩、罗隆基等人都“友 情赞助”、在《中国学生》上发表随笔、小说等作品。 从光华毕业后，1935年赵家璧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 系》，在新文学的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形成上，有 着巨大的影响。此煌煌巨著，至今是新文学研究者 无法绕开的高峰。 以上三个维度从校园文化环境、师生的教与学、 与校园相关的具体的文学活动三个层面，囊括了笔 者所认为的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研究中应有 的范围、景深等等，依然简单粗浅毛病不少，笔者更 期待在今后此话题的研究中有进一步的深化与提 高，并谨请读者专家指正。 注释： （1）如陈平原在《新文学与新教育》中曾说：“从一代人‘文 学常识’的改变，到‘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 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 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教材撰写。”——见：陈平原． 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实际上，课程研 究是教育研究领域中，一个特别受到重视的领域。近年来， 我国的课程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 注意了对怎么的课程是好课程，怎样设计、编制好课程，怎样 制定和编写课程标准、课程大纲、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又注 意到了从更宏观的背景上，展开了对课程背后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因素的研究，特别是课程中知识、权力、控制等关系的 研究。 （2)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 目“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成果（项目批准号： 06JJD75011—44007）]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