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内容外,还分析了“双途记”需要配套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在这部分的讨论中, 我们想特别介绍其中的两点。 第一,必须同时沿着“双途”双轨迈进,仅仅依靠鼓励新企业进入而不约束 老企业的单轨方式来推动转轨,将会使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因为单轨 方式下,“为了持续地向没有自生能力4的国有企业转移资源,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要么要求政府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从其它方面征税;要么要求政府动用其 它的非财政手段”( World Bank2002,p45)。这一点对于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我国 改革而言,既具有肯定的一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为了实现约束老企业、鼓励新企业的目的,需要特定的制度,但是,让 没有竞争力的老企业立即停工、破产,并且对破产企业的工人发放社会救济金的方 法也不是好办法( World Bank2002, p xxi and p.37)。特别具有启迪性的是东德的例 子。柏林墙推倒、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各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制度当即 就运用于东德,而且在1991-1997年期间东德每年还得到西德将近40%60%的GDP 的经济援助,之后的援助也保持在西德GDP的4%的水平上。另外东德还自动享有 西德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贸易便利条件。如此有利的环境下,东德在199 年代的产出衰退比与其相邻的转轨经济体来得严重,而且东德的经济增长率属于欧 洲最低的行列,到2000年GDP仍未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10年转轨》给出了两 方面的政策原因:首先,两德统一后,东德货币按照一比一的比率兑换为西德的货 币,高估了东德货币的币值;其次,在东德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将东德 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同西德工人一样的水平上,削弱了前者的竞争力。结果,大量转 轨前遗留下来的资本因为生产率低而被关闭、废弃,工人靠西德的援助来支付失业 救济。而且,由于工资水平高,许多外国投资,包括西德的投资,越过了东德而投 到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使得东德新企业的增长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位于最低的 水平,到1999年甚至不及西德的七分之一。东德的经验说明,在转轨过程中应该实 事求是地让工资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大多数原来的企业仍能在竞争的市场中 继续生存,这样既可减低经济的衰退的幅度,又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带来经济的增 长 沿着“双途”推进转轨所需制度的建立和所需政策的实施,都难以回避利益格 局的调整问题,所以《10年转轨》的第三部分就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问题从政治 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讨论。改革推进到不同阶段会给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结果。如 4笔者之一就“自生能力”( Viability)这个概念,给出了正式的定义( Lin and Tan1999林毅夫2002a),并讨 论了这个概念的微观基础。《10年转轨》中,有多处,特别是在涉及到企业的场合下,使用了“ Viable”、 Nonviable”和“ Unviable”的概念。应该指出的是,其含义和笔者之一定义的自生能力概念的含义是类似 的。不过《10年转轨》没有深入地探讨该概念的微观基础,也没有以自生能力的概念建立框架来统领对其他6 的内容外，还分析了“双途记”需要配套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在这部分的讨论中， 我们想特别介绍其中的两点。 第一，必须同时沿着“双途” 双轨迈进，仅仅依靠鼓励新企业进入而不约束 老企业的单轨方式来推动转轨，将会使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因为单轨 方式下，“为了持续地向没有自生能力4的国有企业转移资源，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要么要求政府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从其它方面征税；要么要求政府动用其 它的非财政手段”（World Bank 2002, p.45）。这一点对于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我国 改革而言，既具有肯定的一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为了实现约束老企业、鼓励新企业的目的，需要特定的制度，但是，让 没有竞争力的老企业立即停工、破产，并且对破产企业的工人发放社会救济金的方 法也不是好办法 （World Bank 2002, p.xxi and p.37）。特别具有启迪性的是东德的例 子。柏林墙推倒、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各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制度当即 就运用于东德，而且在1991-1997年期间东德每年还得到西德将近40%～60%的GDP 的经济援助，之后的援助也保持在西德 GDP 的 4%的水平上。另外东德还自动享有 西德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贸易便利条件。如此有利的环境下，东德在 1990 年代的产出衰退比与其相邻的转轨经济体来得严重，而且东德的经济增长率属于欧 洲最低的行列，到 2000 年 GDP 仍未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10 年转轨》给出了两 方面的政策原因：首先，两德统一后，东德货币按照一比一的比率兑换为西德的货 币，高估了东德货币的币值；其次，在东德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将东德 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同西德工人一样的水平上，削弱了前者的竞争力。结果，大量转 轨前遗留下来的资本因为生产率低而被关闭、废弃，工人靠西德的援助来支付失业 救济。而且，由于工资水平高，许多外国投资，包括西德的投资，越过了东德而投 到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使得东德新企业的增长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位于最低的 水平，到 1999 年甚至不及西德的七分之一。东德的经验说明，在转轨过程中应该实 事求是地让工资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大多数原来的企业仍能在竞争的市场中 继续生存，这样既可减低经济的衰退的幅度，又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带来经济的增 长。 沿着“双途”推进转轨所需制度的建立和所需政策的实施，都难以回避利益格 局的调整问题，所以《10 年转轨》的第三部分就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问题从政治 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讨论。改革推进到不同阶段会给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结果。如 4 笔者之一就“自生能力”（Viability）这个概念，给出了正式的定义（Lin and Tan 1999; 林毅夫 2002a），并讨 论了这个概念的微观基础。《10 年转轨》中，有多处，特别是在涉及到企业的场合下，使用了“Viable”、 “Nonviable”和“Uunviable”的概念。应该指出的是，其含义和笔者之一定义的自生能力概念的含义是类似 的。不过《10 年转轨》没有深入地探讨该概念的微观基础，也没有以自生能力的概念建立框架来统领对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