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了蒙在道德说教、处世哲学之上的伪道学的面纱;另一方面也表明“己”作为道德主 体在道德实践中是重要的动力之一,是不能彻底排除的 冯友兰认为,功利境界虽不是什么高的境界,但也不宜过分责难。功利境界在主 观上是不可取的,但在客观上并非于社会无益。于人之三不朽中,除不可立德之外, 功利境界的人既可立言,又可立功。立言立功都是对社会有益的事。因此,在冯友兰 看来,功利境界中的人,惟恐不好名,如其不好名,则未必常作有益于人的事。才人 立言、英雄立功就是以求己利、求己名为动力的。有的人甚至于求好名而不得时,故 意以求恶名以扬名。桓温所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正是这些人心 理状态的真实写照 冯友兰关于功利境界的论述,的确反映了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他 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处于功利境界,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冯友兰进一步认为功 利境界还不足以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不足以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也是有一定道 理的。但是,和传统的儒家一样,冯友兰也有重道德轻事功的道德主义倾向,这是不 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第三,道德境界。 既然功利境界是很不完善的人格,至少也是不很完善的人格,所以,它必然被较 完善的人格所否定,这个较完善的人格,冯友兰称之为道德境界。道德境界的特征是: 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 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 有觉解。如果说,功利境界的人的行为以“取”为目的的话,那么,道德境界的人的行 为则是以“予”为目的的;如果说,功利境界的人,多以为社会与个人是对立的话,那 么,道德境界的人,则多以为社会与个人是统一的。这些差别都源于这两种境界的人 觉解的程度不同、其人生目的之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比功利境界的人高明的地方,就 在于他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已有了解和觉悟。 冯友兰认为,道德境界的人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义的行为是按照道德规律之“应 该”行事的,是不计个人利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行为必然是与利相冲突的。道 德行为在其实现的过程中,也可能带来某种利,甚至给行义者个人带来某种利。但行 义的人在主观上绝不是谋利的。 义利之辨,古已有之,但论者多失之一偏:或归义于利:或义利相峙。冯友兰认 为,义与利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反相成,可以一致的。有人以为重义必轻利,其实这 是不全面的,是不明层次的说法。重义的人不重己利,这是一层;但重义的人,必重 他人之利,必重社会之利,这又是一层。冯友兰举例说,孟子见梁惠王,不让梁惠王 言利,而他自己却大谈其利。原来梁惠王所谈者己利也,而孟子所谈者公利也。这是 两个不同层次的利。 在义利观上,冯友兰坚持“公利即义"的观点,这使义利之辨具有了现代意义。冯 友兰说,董仲舒讲“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言之有理。此话虽非出自孔 孟之口,却实能代表儒家思想之精神。这句话是就个人的利说的,就个人而言,不谋 己利,不计己功,是道德境界的人所必须具有的觉悟。就社会说,一个人为社会办事穿了蒙在道德说教、处世哲学之上的伪道学的面纱；另一方面也表明“己”作为道德主 体在道德实践中是重要的动力之一，是不能彻底排除的。 冯友兰认为，功利境界虽不是什么高的境界，但也不宜过分责难。功利境界在主 观上是不可取的，但在客观上并非于社会无益。于人之三不朽中，除不可立德之外， 功利境界的人既可立言，又可立功。立言立功都是对社会有益的事。因此，在冯友兰 看来，功利境界中的人，惟恐不好名，如其不好名，则未必常作有益于人的事。才人 立言、英雄立功就是以求己利、求己名为动力的。有的人甚至于求好名而不得时，故 意以求恶名以扬名。桓温所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正是这些人心 理状态的真实写照。 冯友兰关于功利境界的论述，的确反映了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他 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处于功利境界，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冯友兰进一步认为功 利境界还不足以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不足以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也是有一定道 理的。但是，和传统的儒家一样，冯友兰也有重道德轻事功的道德主义倾向，这是不 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第三，道德境界。 既然功利境界是很不完善的人格，至少也是不很完善的人格，所以，它必然被较 完善的人格所否定，这个较完善的人格，冯友兰称之为道德境界。道德境界的特征是： 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 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 有觉解。如果说，功利境界的人的行为以“取”为目的的话，那么，道德境界的人的行 为则是以“予”为目的的；如果说，功利境界的人，多以为社会与个人是对立的话，那 么，道德境界的人，则多以为社会与个人是统一的。这些差别都源于这两种境界的人 觉解的程度不同、其人生目的之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比功利境界的人高明的地方，就 在于他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已有了解和觉悟。 冯友兰认为，道德境界的人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义的行为是按照道德规律之“应 该”行事的，是不计个人利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行为必然是与利相冲突的。道 德行为在其实现的过程中，也可能带来某种利，甚至给行义者个人带来某种利。但行 义的人在主观上绝不是谋利的。 义利之辨，古已有之，但论者多失之一偏：或归义于利；或义利相峙。冯友兰认 为，义与利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反相成，可以一致的。有人以为重义必轻利，其实这 是不全面的，是不明层次的说法。重义的人不重己利，这是一层；但重义的人，必重 他人之利，必重社会之利，这又是一层。冯友兰举例说，孟子见梁惠王，不让梁惠王 言利，而他自己却大谈其利。原来梁惠王所谈者己利也，而孟子所谈者公利也。这是 两个不同层次的利。 在义利观上，冯友兰坚持“公利即义”的观点，这使义利之辨具有了现代意义。冯 友兰说，董仲舒讲“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言之有理。此话虽非出自孔 孟之口，却实能代表儒家思想之精神。这句话是就个人的利说的，就个人而言，不谋 己利，不计己功，是道德境界的人所必须具有的觉悟。就社会说，一个人为社会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