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修正。通过这种补充和修正,我们对傅氏早年的一些近乎武断的主张或许会多一分“同 情之了解 比如上引文字中由法学文章和文史研究报告的形态区别提出一个“可读”和“不可 读”的问题。由于“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而考证以“精”为贵,崇尚“小题大作 鄙夷“大题小作”。为了精益求精,于材料唯全是求,竭泽而渔,于考证惟恐不细,谨严 详密,结果必然使文史文章“题目可能很小,而小注非常之多,或者更有很多的图版,有 时成为不能读的文章”,起码“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他”,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为求严 谨,为求科学,不得不如此。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傅氏何以在《旨趣》中那样决绝地宣 布“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了。从社会的需要和史学的社会教育功 能方面看,史学家或者史学界“不做或者反对普及工作”显然不可,但是从傅氏所追求的 史学客观化和科学化的目标来看,则未必不可。傅氏认定近代史学进步的趋向就是客观的、 科学的史料考证,而且认为西方在这方面己经十分发达,中国却还十分落后。为了迎头赶 上世界先进学术潮流,傅氏断然将史料考证之学规定为新史学的“中央题目”,并以此设 定和擘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和发展规划。可以说,作为史语所的创始 人和领导者,傅斯年一开始就没有把史语所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文化机构,而是赋予其 赶超世界先进学术潮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的特殊使命。为了完成这 特殊而又庄严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仁们必须专注于史料考证,致力于“直接研究材料” “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这种以史料考证为“中央题目”题目的学问, 注定不能普及,也不必普及。因为普及作品必须“可读”,而考证作品往往“不可读” 可读的作品首先不应有丰富繁杂的注释、枯燥呆板的图表,而没有这些,考证就不成其为 考证。为考证而又求普及,不是普及失败,就是为迎合大众口味而牺牲考证应有的规范和 个性。考证作品当然也要有可读性,但可读与否不能以是否可普及于社会大众为标准。从 专业角度看,实际上越是上乘的考证越不能普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傅斯年自己的 《性命古训辨证》,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严耕望的《唐仆 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这些都不能普及到社会上去。考证有自己特殊的操作规范和 价值标准,追求普及势必影响规范的执行和价值的持守,使考证的学术水准大大降低。由 此可见,傅斯年早年之所以排斥普及,首先与他赋予史语所的特殊使命有关。晚年撰写的 这篇《发刊词》对考证作品形态特征及可读性、不可读性的讨论,更将这一点凸现出来。 平心而论,通过《发刊词》的补充性说明,我们对傅氏何以“不做或者反对普及”应该有 ①胡适:《我与傅斯年先生的历史研究旨趣》,1998年8月16日(更新日期), htp/www.cajcd.cn/pub/wml.txt/98080-2hml,1998年10月4日(访问日期)。(电子文献引用) 2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67页。 (未刊学位论文) 3《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北洋档案1011-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未刊档案文献)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期刊) ③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旧期刊) 王晴佳:《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一一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1期,1998 年3月,第55-82页。(海外期刊或有重名的期刊需标注出版地) 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同名期刊标出版别) 李眉:《李达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报纸) dolph Starn and Loren Partridge, The Arts of Power: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 1300-160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l992,pp.19-28.(外文书籍) aR.S. 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 "in R. 1. Rotberg and T.K. Rabb(eds )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79.(外文书籍中的析出文献引用)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April 1993), pp.199215.(外文期刊引用)4 所修正。通过这种补充和修正，我们对傅氏早年的一些近乎武断的主张或许会多一分“同 情之了解”。 ① 比如上引文字中由法学文章和文史研究报告的形态区别提出一个“可读”和“不可 读”的问题。由于“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而考证以“精”为贵，崇尚“小题大作”， 鄙夷“大题小作”。②为了精益求精，于材料唯全是求，竭泽而渔，于考证惟恐不细，谨严 详密，结果必然使文史文章“题目可能很小，而小注非常之多，或者更有很多的图版，有 时成为不能读的文章”，起码“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他”，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为求严 谨，为求科学，不得不如此。③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傅氏何以在《旨趣》中那样决绝地宣 布“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了。④从社会的需要和史学的社会教育功 能方面看，史学家或者史学界“不做或者反对普及工作”显然不可，⑤但是从傅氏所追求的 史学客观化和科学化的目标来看，则未必不可。⑥傅氏认定近代史学进步的趋向就是客观的、 科学的史料考证，而且认为西方在这方面已经十分发达，中国却还十分落后。⑦为了迎头赶 上世界先进学术潮流，傅氏断然将史料考证之学规定为新史学的“中央题目”，并以此设 定和擘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和发展规划。⑧可以说，作为史语所的创始 人和领导者，傅斯年一开始就没有把史语所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文化机构，而是赋予其 赶超世界先进学术潮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的特殊使命。为了完成这一 特殊而又庄严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仁们必须专注于史料考证，致力于“直接研究材料”、 “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 ⑨这种以史料考证为“中央题目”题目的学问， 注定不能普及，也不必普及。因为普及作品必须“可读”，而考证作品往往“不可读”。 可读的作品首先不应有丰富繁杂的注释、枯燥呆板的图表，而没有这些，考证就不成其为 考证。⑩为考证而又求普及，不是普及失败，就是为迎合大众口味而牺牲考证应有的规范和 个性。考证作品当然也要有可读性，但可读与否不能以是否可普及于社会大众为标准。从 专业角度看，实际上越是上乘的考证越不能普及。11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傅斯年自己的 《性命古训辨证》，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严耕望的《唐仆 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这些都不能普及到社会上去。考证有自己特殊的操作规范和 价值标准，追求普及势必影响规范的执行和价值的持守，使考证的学术水准大大降低。由 此可见，傅斯年早年之所以排斥普及，首先与他赋予史语所的特殊使命有关。晚年撰写的 这篇《发刊词》对考证作品形态特征及可读性、不可读性的讨论，更将这一点凸现出来。 平心而论，通过《发刊词》的补充性说明，我们对傅氏何以“不做或者反对普及”应该有 ① 胡 适 ：《 我 与 傅 斯 年 先 生 的 历 史 研 究 旨 趣 》， 1998 年 8 月 16 日 （ 更 新 日 期 ）， http://www.cajcd.cn/pub/wml.txt/980810-2.html, 1998 年 10 月 4 日（访问日期）。（电子文献引用） ②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 年，第 67 页。 （未刊学位论文） ③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 年 9 月 15 日，北洋档案 1011-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未刊档案文献） ④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期刊） ⑤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1917 年 2 月 1 日。（旧期刊） ⑥王晴佳：《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 9 卷第 1 期，1998 年 3 月，第 55－82 页。（海外期刊或有重名的期刊需标注出版地） ⑦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同名期刊标出版别） ⑧李眉：《李达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 年 8 月 22 日，第 2 版。（报纸） ⑨ Randolph Starn and Loren Partridge, The Arts of Power: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 1300-160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9-28.（外文书籍） ⑩ R . S . 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 in R. I.Rotberg and T. K. Rabb (eds.),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9.（外文书籍中的析出文献引用） 11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99-215.（外文期刊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