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和异域的,几乎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他。至于社会科学的刊物,属于法学 院范围的,其发生学术研究之领导作用者,每是可读的文章居多。假如用两 字形容这个分别,我们可以说前一种的理想典型是“精”,后一种的理想典 型是“通”,其实精者必通,通者必精,面貌上虽然不同,归结起来,终没有 分别的,因为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一个。(文献的大段原文引用) 傅氏不愧为历史学家,为法学院创办的刊物写发刊词,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学院刊物 的形态”与“世上文史科目的研究报告”的区别,又由文史科目研究报告的形态想到百多 年来文史学问的考证趋向。或者说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机会,将他对近代史 学考证趋向的一贯认定和对此所作的一些新的思考告白于世人。因此,我们可不必计较傅 氏对法学刊物和文章的看法是否全面和准确,而应注意傅氏对“百多年来”文史学问考证 趋向的再次肯定及某些说法上的调整和修正 从上引内容可以看到,傅氏晚年对“最近百多年来”文史之学考证趋向的看法依然如 故。早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就明确主张,“近代的历史 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这是他从 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坚守不移的信条。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进一步以惯有的不容争 辩的决绝语气强调说:“史的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 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 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事业,不是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 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 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有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 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 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对他去做任何的史学工夫”。③所谓“客观的史料学”,所 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其研究成果的表述形态而言,无疑只能是“考证”。所以,“最 近百多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此一总体判断不过是早年主张的翻版。但是,晚 年傅氏所以旧话重提,却不是为了简单地重申成见,而是为了对过去的见解有所补充,有 ①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卷合订本 第429-431页。(翻译文献) ③蔡元培:《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见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 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书信、档案等文献)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见傅敏编:《傅雷家书》(増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 页。(有单独标题的序文引用) 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所作的序,第2页。(无单独标题的序文引用) ③金毓黻曾说,“论学首贵析理”,而论事则“需兼及情与势:情浃而势合,施之于事,无不允当也”。见金 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1920年3月18日,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1页。(内容性注释中的 引文及参考文献标注)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367-390页。(再次引用已经引用过的文献可简化出版信息) 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67-169、228页。(间接引用) 6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年,第17页。转引自马俊亚 《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转引文献)3 的和异域的，几乎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他。至于社会科学的刊物，属于法学 院范围的，其发生学术研究之领导作用者，每是可读的文章居多。假如用两 个字形容这个分别，我们可以说前一种的理想典型是“精”，后一种的理想典 型是“通”，其实精者必通，通者必精，面貌上虽然不同，归结起来，终没有 分别的，因为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一个。（文献的大段原文引用） 傅氏不愧为历史学家，为法学院创办的刊物写发刊词，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学院刊物 的形态”与“世上文史科目的研究报告”的区别，又由文史科目研究报告的形态想到百多 年来文史学问的考证趋向。或者说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机会，将他对近代史 学考证趋向的一贯认定和对此所作的一些新的思考告白于世人。因此，我们可不必计较傅 氏对法学刊物和文章的看法是否全面和准确，而应注意傅氏对“百多年来”文史学问考证 趋向的再次肯定及某些说法上的调整和修正。① 从上引内容可以看到，傅氏晚年对“最近百多年来”文史之学考证趋向的看法依然如 故。②早在 1928 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就明确主张，“近代的历史 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这是他从 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坚守不移的信条。③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进一步以惯有的不容争 辩的决绝语气强调说：“史的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 料学”； ④“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⑤史 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事业，不是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 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 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⑥假如有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 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 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对他去做任何的史学工夫”。 ⑦所谓“客观的史料学”，所 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其研究成果的表述形态而言，无疑只能是“考证”。所以，“最 近百多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此一总体判断不过是早年主张的翻版。⑧但是，晚 年傅氏所以旧话重提，却不是为了简单地重申成见，而是为了对过去的见解有所补充，有 ①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4、5 卷合订本， 第 429－431 页。（翻译文献） ②蔡元培：《复孙毓修函》，1911 年 6 月 3 日，见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 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99 页。（书信、档案等文献） ③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见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 年，第 2 页。（有单独标题的序文引用） ④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年） 所作的序，第 2 页。（无单独标题的序文引用） ⑤金毓黻曾说，“论学首贵析理”，而论事则“需兼及情与势；情浃而势合，施之于事，无不允当也”。见金 毓黻：《静晤室日记》第 1 册，1920 年 3 月 18 日，沈阳：辽沈书社，1993 年，第 11 页。（内容性注释中的 引文及参考文献标注） 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 367-390 页。（再次引用已经引用过的文献可简化出版信息） ⑦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67-169、228 页。（间接引用） ⑧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 年，第 17 页。转引自马俊亚： 《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352 页。（转引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