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 地归之为错误了。 从1947年夏天发生了那个决定性事件以后，寻求一种最好 要 的或最易于理解的解读方式，就成了我的历史研究中的主要问 题（而又在解读记录结果的叙述时系统地排除了困难）。读亚里 9 士多德的书所得的教训，使我也懂得了应当怎样读波义耳和牛 顿、拉瓦锡和道尔顿或者玻耳兹曼和普朗克等人的书。简单说 张 来，教训有二。第一，读一个文本有许多方式，拿现代最易于理 解的方式用到过去，往往不合适。第二，文本的可塑性使各种读 法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些（人们却总是希望只有一种）比别的更 力 合理、更为前后一贯。为了使学生们也能吸取这些教训，我提出 一条原则：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显 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 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了一种答案，我还要说：有些段落虽然讲得 通了，但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为懂了，现 在意思却全变了.2) 如果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历史学家看的，这些自传片段就不 值一写了。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必须为自已发现的东西，大多 数历史学家在专门训练课程中已通过实例而学到。不管自觉不 自觉，他们都在运用诠释学(hermeneutics)方法，但是对我来说， 诠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学更为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 学观的决定性影响。这就是我碰到亚里士多德的一段经历。 伽利略和笛卡儿等人奠定了17世纪力学的基础，但他们又 是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传统对他们的成就做 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然而成就的关键在于，他们创造了那种 起初曾使我误入歧途的解读文本的方式，而他们自己也经常陷 入这种误读之中。例如，笛卡儿早在《论宇宙》(Le monde)中就 嘲笑过亚里士多德：引用他关于运动的拉丁文定义，根据它在法 文中同样没有什么意义而拒绝加以翻译，然后再展示遗漏的翻 译以证明自己的论点。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在以前几个世纪 中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时期对笛卡儿本人来说或许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