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意大学料柱督学丛者 必要的张力 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 [美】托马新+库眼著 花的年纪树立等译 北京大学出领忙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总序 技 是 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简称科技哲学）过去 叫“自然辩证法”，但从目前实际涵盖的研究领域来看，它既不能 8 等同于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也无法等同于“科学 总 序 哲学和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of Technology)。事实 上，它包罗了各种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比如科学 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等 等。过去二十多年来，以这个学科的名义所从事的工作是高度 “发散”的：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为名，侵入了几乎所有的 社会科学领域；以科学与人文”为名，侵入了几乎所有的人文学 科；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为名，侵入了几乎所有的理工农医领 域。这个奇特的局面也不全是中国特殊国情造成的，首先是世 界性的。科技本身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但又是紧迫 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哲学问题，因此也催生了这许多边缘学 科、交叉学科。承载着多样化的问题领域和研究兴趣的各种新 兴学科，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落户，最终都归到科技哲学” 的门下。虽说它的“庙门”小一些，但它的“户口”最稳定，而在我 们中国，“户口”一向都是很重要的，学界也不例外。 研究领域的漫无边际，研究视角的多种多样，使得这个学术 群体缺乏一种总体上的学术认同感，同行之间没有同行的感觉。 尽管以‘科技哲学”的名义有了一个外在的学科建制，但是内在 的学术规范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不少业内业外的人士甚至认为 它根本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的研究领域。 然而，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 中国的科技哲学”界必须意识到：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10
必 不能代替学科建设。惟有通过学科建设，我们的学科才能后继 有人；惟有加强学科建设，我们的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才能 要 走向深入。 如何着手科技哲学”的内在学科建设？从目前的现状看， 科技哲学界事实上已经分解成两个群体，一个是哲学群体，一个 是社会学群体。前者大体关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 张 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后者大体关注科学社会学、 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 学等。学科建设首先要顺应这一分化的大局，在哲学方向和社 力 会学方向分头进行。 本丛书的设计体现了我们把料技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 设的构想。我们深知，一个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的范式，通常体 现在它的经典著作和教科书中。目前，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 们还没有公认的必读书目和必修课程体系。我们希望通过本丛 书，为有哲学兴趣的科技哲学教师和学生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 方案。 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 学思想史四个分支学科上，因为这四个子学科是对科学技术进 行哲学反思的核心和基础学科。我们将在这四个学科方向上， 系统积累基本文献，分层次编写教材和参考书。我们希望本丛 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推进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也希望学界同 行和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经费资助。 吴国盛 2002年12月于典园四院 2
序 言 序 言 虽然几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出版一本论文选集，但如果不是 法兰克福的萨冈普出版社来函请求把我的几篇文章的德文译稿 汇编成集，这一想法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对他们原来的目录 和由我授权但又无法完全由我支配的译文，我都有保留意见。 但是当一位富有魅力的德国客人同意负起重新编一本德文选集 的责任时，我的疑虑全告消失了。此后他成了我的朋友。他就 是洛伦兹·克鲁格，比莱菲德大学的哲学教授。我们二人密切和 谐地合作，挑选安排了选集的内容。而且，他还说服我准备了一 篇专门的序言，以说明这些论文同我那部较著名的著作之间的 关系，有的是作为后者的准备，有的则是它的发展和修正。他极 力主张，这样一篇序言应能帮助读者较好地理解我的科学发展 观中某些重要而又显得有点含糊的东西。现在这本书，几乎完 全是由他主持出版的德文本的英文原版，为此我特别感激他。 无可避免，克鲁格教授所设想的序言要求加强自传性，这就 常常使我产生一种感觉：我过去的精神生活已经逐渐地从我眼 前消逝了。但是当我回顾这本书的内容时，在主要方面并不单 单是促使我追溯过去的简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直到1962年底才出版。早在 十五年前我还是一个物理学的学生，还在写博士论文时，就想到 要写这样一本书。接着我就放弃了科学转而去学科学史。在以 后好多年中我发表的成果都是历史方面的，一般都是叙述文。 起初我计划在这里重印一些这种早年的文章，以提供一些现在 所缺少的自传成分一历史实践在我思想发展中所起决定性作 用的某些痕迹。但是在试拟了几种不同的目录以后，我逐渐发 I
必 现历史叙述并不能表明我想表明的东西，甚至还会引起严重的 误解。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经历尽管使我可以用历史事例去教 要 训哲学，但历史著作一经完成，这种作用就消失了。最初使我转 向历史的偶然事件，可以说明后来发生的事，同时也提供了理解 9 下列文章的有用基础。 已有的历史叙述大都是由过去事实所组成，绝大部分显然 张 无可置疑。因而许多读者都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审查 文本，从中抽出有关事实，再大体按照编年顺序用优美的文字加 以重述。这也是在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年代里对我所不大重 力 视的历史学科的看法。当我改变了这种想法（接着也改变了我 的行业)，我所作的历史叙述似乎也类似地引起同样的误解。历 史科学所完成的研究成果，总是掩盖着产生这一成果的工作过 程的真相，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我所知的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加 严重。 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开始彻底醒悟的，当时要我暂时中断 我的当代物理学的研究项目，准备一组关于17世纪力学起源问 题的讲演。为此我首先要查看伽利略和牛顿的先驱们对这个问 题已知道些什么。工作开始才不久，我就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 物理学》(Physica)对运动的讨论以及由此以降的各种著作. 我同以前的大多数科学史家一样，通过这些文本懂得牛顿的物 理学和力学是怎么回事。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读的这些文本提 出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已懂得多少力学？它给17世 纪的科学家们留下了多少有待发现的东西？在牛顿用语范围内 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求以牛顿的术语来作答，这些答案也是清楚 的。即使就表观的描述层次而言，亚里士多德学派也不大懂力 学，他们如必须谈论力学也大都根本错误。这样一种传统，无法 为伽利略及其同时代人提供任何工作基础。他们必然抛开这一 传统从头重新开始力学研究。 类似这样的说法，曾经是广泛流行的，也是显然不可避免 的。但这也使人困惑不解。亚里士多德如涉及物理学以外的问
题，他是一个敏锐的和自然主义的观察者。在生物学或政治行 序 为领域中，他对现象的解释也经常很深刻透彻。他那特有的才 言 能为什么一旦用到运动问题上就一败涂地呢？他怎么会对运动 发表那么多明显荒谬的论点呢？而且最重要的，对这种观点怎 么会有那么多的后继者那么长久地认真对待呢？我读得愈多， 就愈感困惑。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 怎么能想象他会错得那么显眼呢？ 在一个难忘的（也是炎热的）夏日，这些困惑突然消失了。 我一下子领悟到，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阅读那些我一直苦苦攻 读的文本，从而理解有关的入门的途径。我第一次对这一事实 给予应有的重视：亚里士多德的主题一般是性质的变化”，其中 既包括石头下落，也包括孩子长大成人。在他的物理学中可成 为力学问题的，只是一些仍然不能完全抽离出来的特殊情况。 更重要的结果是：我由此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宇宙的永恒成分，也 即本体上不可毁灭的初始元素，并不是物体，而是性质，把这种 性质加到无所不在的中性物质的某一部分上，即构成一个个别 的物体或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位置本身也是一种性 质，因而我们无法确定改变了位置的物体是否还是同一物体，正 像我们无法确定孩子是否就是以后他将长成的那个人一样。在 一个以性质为本的宇宙中，运动必然是一种状态的变化”，而不 是一种状态。 我对亚里士多德业绩的这些新理解，虽然表达得极不完全， 也太过简单，但也足以表明我所谓的发现对某一类文本的新的 阅读方式是什么意思。当我领会了这种新读法，牵强附会的隐 喻就往往成了自然主义的记录，许多明显的荒谬也不见了。我 虽然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派物理学家，但我必须 在某种程度上学会像他们那样考虑问题。此后我对亚里士多德 为什么要那么讲运动，而人们又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地对待他的 说法，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了。我仍然知道他的物理学所 遇到的困难，但不再那么突出了，而且这些困难几乎都不能恰当
必 地归之为错误了。 从1947年夏天发生了那个决定性事件以后，寻求一种最好 要 的或最易于理解的解读方式，就成了我的历史研究中的主要问 题（而又在解读记录结果的叙述时系统地排除了困难）。读亚里 9 士多德的书所得的教训，使我也懂得了应当怎样读波义耳和牛 顿、拉瓦锡和道尔顿或者玻耳兹曼和普朗克等人的书。简单说 张 来，教训有二。第一，读一个文本有许多方式，拿现代最易于理 解的方式用到过去，往往不合适。第二，文本的可塑性使各种读 法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些（人们却总是希望只有一种）比别的更 力 合理、更为前后一贯。为了使学生们也能吸取这些教训，我提出 一条原则：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显 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 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了一种答案，我还要说：有些段落虽然讲得 通了，但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为懂了，现 在意思却全变了.2) 如果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历史学家看的，这些自传片段就不 值一写了。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必须为自已发现的东西，大多 数历史学家在专门训练课程中已通过实例而学到。不管自觉不 自觉，他们都在运用诠释学(hermeneutics)方法，但是对我来说， 诠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学更为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 学观的决定性影响。这就是我碰到亚里士多德的一段经历。 伽利略和笛卡儿等人奠定了17世纪力学的基础，但他们又 是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传统对他们的成就做 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然而成就的关键在于，他们创造了那种 起初曾使我误入歧途的解读文本的方式，而他们自己也经常陷 入这种误读之中。例如，笛卡儿早在《论宇宙》(Le monde)中就 嘲笑过亚里士多德：引用他关于运动的拉丁文定义，根据它在法 文中同样没有什么意义而拒绝加以翻译，然后再展示遗漏的翻 译以证明自己的论点。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在以前几个世纪 中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时期对笛卡儿本人来说或许也是这样
因此，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使我看到一种人们对待自然以及用语 序 言描述自然的方式的全面变革，不宜把这种变革说成是知识的 增加或者只是错误的逐步改正。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把这种变 革直接说成是“另一种思路”3”，对这个问题的困惑立即使我想 到格式塔心理学以及有关领域的著作。发现了历史，也发现了 我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后寻求最好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成了寻 求另一次这一类的革命事件。要认识并理解这些事件，只有对 过时的文本恢复过时的读法。 这里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历史专业的性质及其与哲学的 关系，所以在下面重印的文章之中，头一篇就是题为《科学史和 科学哲学的关系》的讲演。这是1968年春天所作，以前没有发 表过，因为我一直想先把结尾部分加以扩充，谈谈哲学家如重视 历史将有什么收获。但目前这一缺陷已可由本书中其他文章来 弥补，这讲演本身可以看做是为了更加深入研究序言提到的各 种问题所作的一种努力。博学的读者们可能会认为它已经过时 了，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是这样。在这以后差不多九年中，已有 更多的科学哲学家承认历史同他们有关。但尽管由此引起历史 兴趣是可喜的，却仍然基本忽略了我所提出的主要哲学论点：基 本观念的再调整要求历史学家再现过去，或者反过来说，要求从 过去发展到现在。 第I部分其他五篇文章，有三篇我不想再说什么了。《物理 学发展中的原因概念》显然是上面所说接触到亚里士多德以后 的副产品。如果我没有从这一次接触中知道他对“四因”的完整 分析，我可能永远也领会不了，17世纪否定了形式因转而支持 力学因或动力因，是怎样限制了后来对科学说明的讨论。第4 篇文章谈到能量守恒问题，这是第I部分中惟一的一篇我在关 于科学革命一书之前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我对它的少数评述 散见在以后对同时期所写其他文章的评述之中。第6篇《历史 和科学史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第1篇文章的姊妹篇。许多 历史学家觉得它不公平，无疑这只是个人的想法，同时也是为了 V
必 争论。但发表以后我发现，它所说的那种阻碍，所有主要关心科 学思想发展的人几乎都经历过 要 科学史》和《物理科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尽管 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写，但也同《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提出的 9 主题更直接有关。例如，前文开头几页即可说明，为什么此书所 依靠的历史进路只是到本世纪第一个三分之一以后才开始用于 张 科学。同时，它可能提示一桩很有意思的怪事：以前这种历史模 型对我和我的历史方面的同事们影响这么大，却只不过是一种 欧洲后康德主义传统的产物，我和我的哲学方面的同事们对此 力 一直难以索解。例如就我自已来说，上面简要用过的“诠释学” 一词，甚至直到五年以前在我的词汇中还不存在。我愈来愈怀 疑，是否只要相信历史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就一定可以弥合欧 洲大陆哲学同英语[地区]哲学两种传统之间的巨大鸿沟。 《科学史》倒数第二节，也开始回答对我的书所不断提出的 一系列批评。一般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家都在抱怨，我对历史发 展的说明过分归因于科学本身的内部因素了，没有指明科学共 同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而正是整个社会才给它们以支持，并 为之不断输送成员；因此，似乎我也相信科学并不受它发展于其 中的社会、经济、宗教，哲学的环境影响。我的书的确不大谈到 这些外部影响，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否定这些影响的存在。相 反，可以把它看做是说明这样一种现象的尝试，更高度发展的科 学的进化为什么比工程、医药、法律、各门艺术（也许只有音乐除 外)等学科可以更加充分地与社会环境相隔绝，尽管绝不会彻底 隔绝。而且，要是这样来读这本书，它就会为那些想探索外部影 响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显现出来的人们提供某种初步工 具。 在以下重印的其他文章中，特别是在《能量守恒》和《数学传 统与实验传统》二文中，可以找到存在外部影响的证据。后文与 我论述科学革命的书还有一种特殊关系，它突出表明我以前的 说法有严重错误，同时又提示了最终消除错误的方法。贯穿《科 ●
学革命的结构》全书，我都用研究课题鉴别不同的科学共同体， 序 例如像“物理光学”、“电”、“热”一类的词都标志着一定的研究课 言 题，从而也标志着某些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时代错误一旦指明， 就很清楚。现在我还是认为，要发现科学共同体必须先考察它 的教育和交流模式，然后再去问各个集团研究什么问题。这样 探索范式概念的效果，在第Ⅱ部分的《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 有所说明，相对于我的书的其他方面，在该书第二版外加的一章 中有进一步的阐明。《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一文也展现了用于 某些长期历史争论的同一探索进路。 《结构》一书同第Ⅱ部分中重印的那些文章之间的关系十分 明显，毋庸多谈，因此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尽可能谈谈它们在我对 科学变革思想发展中起过什么作用，记录过哪些发展阶段。这 样就会又一次使这篇序言明显地成了自传。在1947年我对科 学革命的概念几经徘徊以后，首先花时间完成了我的物理学学 位论文，然后开始学科学史。〔41951年春我应邀到洛厄尔研究 所作一系列讲演，首次给我提供了一个发表这些正在形成的思 想的机会。但是第一次冒险的结果却使我感到，我既不太了解 历史，也不太了解我正要发表的想法。后来又经过了一段我原 以为很短、实际却延续了七年之久的时间，我把更偏向于哲学的 兴趣撇到了一边，直接研究起历史来，只是到50年代末，在完成 论述哥白尼革命的书[5并接到大学的委任以后，我才又自觉地 转到哲学方面来。 第Ⅱ部分开头的文章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可表明当时我 所达到的立场。此文虽然直到1961年底才写完（我论述革命的 书当时也已基本完成)，但它所表达的想法和使用的主要事例对 我说来却都不是新的。科学的发展，部分地依存于一种非渐进 的或革命的变革过程。有的革命规模很大，像与哥白尼、牛顿或 达尔文等名字相联系的革命，但是大多数革命要小得多，像氧或 天王星的发现。这一类变革，我相信总是先意识到反常，意识到 发生了一件或一系列的事件适应不了现有整理现象的方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