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战后理论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一社会学新的理论运动一一的革新者将微观理论 的这些洞见包容进来的时候,他们对作为微观理论论述之基础的这种关于非正式约制的“市 民”社会的理论几乎视而不见。他们吸纳了实体的行动者彼此参照并自我反思的描述性模式, 并立基于这些“机制”发展出宏观社会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强调沟通、分类、自我参照、交 换,以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性行为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些过程所蕴涵的更大 的社会意义,亦即道德秩序具有真实性,而且它可以作为一种回归非正式社会控制模式的资 源。比如,布迪厄在其论著中指出,受习惯制约的生活受等级和场域性控制的支配,并且转 化成各种策略性的互动,行动者在此互动过程中寻求实现各种资本的最大化。哈贝马斯的言 语行为理论、共有的经验以及互动的生活世界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想为当代社会建构替代性的 规范,而不是描述生活世界过程本身:实际上,哈贝马斯坚信,在当代世界中,非正式关系 与信任已被政治体系和金钱的“殖民化”碾为齑粉。10在吉登斯的眼里,晚期现代世界是风 险和危机四伏的世界,自我在其中总有被吞噬的危险,信任也经常在其中被砸得粉碎。科林 斯笔下的世界则充满了竞争与冲突,情感和道德在这个世界中通过仪式在进行交换,并倾向 于强化金钱、声望和社会权力的等级体系 新理论运动中的这些学者所做的一切,是力图综合微观社会学的互动模式和冲突论的结 构主义观点:后者占据了战后第二个理论发展时期的一半空间。由于他们都是用韦伯派学者 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主义线条勾画其宏观秩序的蓝图,因此他们应用了一种绘制宏大 过程的方法,而它却不能触及自我的世界、动机性选择、信任、规范性以及非正式的社会控 制机制等。这种无能为力正是古尔德纳直到生命快结束的时候都还在尖锐批评的。在《即将 到来的危机》(1970)一书中,他激烈地反对美国的微观和宏观社会学理论,强调制度的强 制性权力以及阶级的支配。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一直在跟宏观社会学中的决定论和 权威论取向进行斗争,他的思想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两种马克思主义》(1980)一书 的后记中,他赞扬了美国传统微观社会学对主观和地方性层次的强调,认为它们为理解外在 于市场与国家并遭结构理论忽视的市民社会指出了一种方式;它们不仅突显了结构理论在科 学上的弱点,也点明了它们在道德上存在的危险。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在追悼帕森斯的悼 词中,古尔德纳(1979)仍只对帕森斯本人在宏观社会学中强调道德与规范的观点表示了轻 微的赞同 实际上,这正是帕森斯的宏观秩序理论所力图强调的。恰恰是因为其理论具有分析性的 特点,帕森斯从未失去这样的视角,即更大的结构性过程是被镶嵌在主观性期望和社会控制 非正式的、文化的形式之中的。他在其三系统模型中,可以主张“总存在着”规范化的参考 和主观的、有责任能力的自我:在制度化理论中,可以指出存在着某些价值观念,它们能在 组织丙部营造出信任与尊敬;在对规范化和自愿秩序的强调中,可以突现当代社会生活共识 性和互惠性等组成要素。在帕森斯学术生涯的最后十五年,这些一般取向的观点在宏观社会 学中表现得最为有趣。立基于韦伯所理解的受法律约束并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体、涂尔干的有 机团结的观点、马歇尔的公民权模型,以及最重要或许是立基于他自己对美国民主的唯意志 基础的理解与同情,帕森斯开始对被他称为社会共同体( societal community)这个居间的主 观领域进行理论化。平心而论,社会共同体代表了帕森斯对宏观社会学所做的最重要贡献 它为其他宏观模型的两个或者三个组成部分增设了第四个“层次”,指出一个既包括主观性 同时又包括了高度理性化的系统层次的世界。作为一个个体的认知层次和一个整合的世界, 社会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民有”的感觉,帕森斯坚持认为这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上,他把“被包容”当做当代世界一个根本的世俗趋势 10在哈贝马斯最近一部有关法律的著作中(1996),这个问题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实际上,这部著作 虽然明显地把法律界定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经济和国家的道德领域,但它仍然没有充分地讨论市民社会 中非正式的象征性话语,哈贝马斯在本章注释4所讨论的作品中说明了这个领域的存在但是，当战后理论运动的第三个阶段——社会学新的理论运动——的革新者将微观理论 的这些洞见包容进来的时候，他们对作为微观理论论述之基础的这种关于非正式约制的“市 民”社会的理论几乎视而不见。他们吸纳了实体的行动者彼此参照并自我反思的描述性模式， 并立基于这些“机制”发展出宏观社会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强调沟通、分类、自我参照、交 换，以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性行为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些过程所蕴涵的更大 的社会意义，亦即道德秩序具有真实性，而且它可以作为一种回归非正式社会控制模式的资 源。比如，布迪厄在其论著中指出，受习惯制约的生活受等级和场域性控制的支配，并且转 化成各种策略性的互动，行动者在此互动过程中寻求实现各种资本的最大化。哈贝马斯的言 语行为理论、共有的经验以及互动的生活世界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想为当代社会建构替代性的 规范，而不是描述生活世界过程本身；实际上，哈贝马斯坚信，在当代世界中，非正式关系 与信任已被政治体系和金钱的“殖民化”碾为齑粉。10在吉登斯的眼里，晚期现代世界是风 险和危机四伏的世界，自我在其中总有被吞噬的危险，信任也经常在其中被砸得粉碎。科林 斯笔下的世界则充满了竞争与冲突，情感和道德在这个世界中通过仪式在进行交换，并倾向 于强化金钱、声望和社会权力的等级体系。 新理论运动中的这些学者所做的一切，是力图综合微观社会学的互动模式和冲突论的结 构主义观点；后者占据了战后第二个理论发展时期的一半空间。由于他们都是用韦伯派学者 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主义线条勾画其宏观秩序的蓝图，因此他们应用了一种绘制宏大 过程的方法，而它却不能触及自我的世界、动机性选择、信任、规范性以及非正式的社会控 制机制等。这种无能为力正是古尔德纳直到生命快结束的时候都还在尖锐批评的。在《即将 到来的危机》（1970）一书中，他激烈地反对美国的微观和宏观社会学理论，强调制度的强 制性权力以及阶级的支配。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一直在跟宏观社会学中的决定论和 权威论取向进行斗争，他的思想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两种马克思主义》（1980）一书 的后记中，他赞扬了美国传统微观社会学对主观和地方性层次的强调，认为它们为理解外在 于市场与国家并遭结构理论忽视的市民社会指出了一种方式；它们不仅突显了结构理论在科 学上的弱点，也点明了它们在道德上存在的危险。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在追悼帕森斯的悼 词中，古尔德纳（1979）仍只对帕森斯本人在宏观社会学中强调道德与规范的观点表示了轻 微的赞同。 实际上，这正是帕森斯的宏观秩序理论所力图强调的。恰恰是因为其理论具有分析性的 特点，帕森斯从未失去这样的视角，即更大的结构性过程是被镶嵌在主观性期望和社会控制 非正式的、文化的形式之中的。他在其三系统模型中，可以主张“总存在着”规范化的参考 和主观的、有责任能力的自我；在制度化理论中，可以指出存在着某些价值观念，它们能在 组织丙部营造出信任与尊敬；在对规范化和自愿秩序的强调中，可以突现当代社会生活共识 性和互惠性等组成要素。在帕森斯学术生涯的最后十五年，这些一般取向的观点在宏观社会 学中表现得最为有趣。立基于韦伯所理解的受法律约束并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体、涂尔干的有 机团结的观点、马歇尔的公民权模型，以及最重要或许是立基于他自己对美国民主的唯意志 基础的理解与同情，帕森斯开始对被他称为社会共同体（societal community）这个居间的主 观领域进行理论化。平心而论，社会共同体代表了帕森斯对宏观社会学所做的最重要贡献。 它为其他宏观模型的两个或者三个组成部分增设了第四个“层次”，指出一个既包括主观性 同时又包括了高度理性化的系统层次的世界。作为一个个体的认知层次和一个整合的世界， 社会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民有”的感觉，帕森斯坚持认为这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上，他把“被包容”当做当代世界一个根本的世俗趋势。 10 在哈贝马斯最近一部有关法律的著作中（1996），这个问题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实际上，这部著作 虽然明显地把法律界定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经济和国家的道德领域，但它仍然没有充分地讨论市民社会 中非正式的象征性话语，哈贝马斯在本章注释 4 所讨论的作品中说明了这个领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