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支持老的拥护，我想，如果我们证明威尔逊是在德美冲突发生 后而不是之前把德国称作“独裁国“的话，那么这种命题（民主 和平论)也许就站不住脚了。我隐约知道，威尔逊进入政治圈 之前曾是一位政治学家，但我对政治学史却知之甚少。在这一 点上，我很幸运能向一位博学的同事吉姆·法尔(Jim Farr)请教 学科史方面不可或缺的如识。吉姆建议，除了众多事件外，我的 研究还应包括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这位狂热的亲德派， 他创立了美国第一家政治学研究生院。 在我的军备竞赛研究中，我最终推崇数学模式引发洞察力 约力量，而其他方法则没有这种明显的效力。当我致力于研究 伍德罗·威尔进(Woodrow Wilson)和约翰·伯吉斯时，我意识 到，尽管历史考察不同于数学推导，但它给了我一种同样的令人 振奋的发现感。使我着迷的是，我发现，威尔逊和伯吉斯习惯使 用的一些分析分类法和概念后来成了事实上的禁忌[例如，“雅 利安”(Aryan)和其他种族分类法]，而一些现今普适的概念在 一个世纪前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一些概念的当前意义也有别 于它们当时的内涵。 尽管我沐浴于现代思维的政治学文化中，但是这一概念的 反弹却是一种启示，为批评民主和平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 我终于明白，政治学家当前对“民主”的理解部分是由美国的国 际敌手所塑造的历史过程的产物。那些使美国看起来像它的敌 人的民主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淡忘了。相反，那些夸大美 国与其敌人的明显距离的方面却处于有利位置。因此，当我们 把当前的民主概念投射到过去时，我们的分析能够确保民主国 家间相互和平的科学论断的有效性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民主概 念正是这一论点得以“检验”的相同历史范式的产物。我对民 主和平论的批评发表在《国际安全》杂志上，是本书的敲门砖，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