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同情。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苏联的举动极为关注,认为苏联的反应增加了国共矛盾的复杂 性,中苏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会因国共问题而遭遇极大麻烦。5这种局面使美国领 导人认为,中国是战后“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国共内战甚至会在战后酿成美苏之间 的冲突。6 显然,不论是从打败日本,包括使中国军队集中力量抗战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 是从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看,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为那不符合美国的战 略利益。一些美国外交官曾经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类似于民主主义 者或民族主义者。7不过在美国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这些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美 国决策者们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因为内战而削弱对日作战的能力,以及据他们分析国民 党不可能靠武力打败中共,更何况内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还不仅止于此。主要是根据对日 战争的需要和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分析,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 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总之,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 争端,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他们的调处方 案都经历了调整的过程。赫尔利是从接受中共的“五点协议”转向支持国民党的“三点建议”。 马歇尔是从支持政协决议转向要求蒋介石允许所谓“自由派”参加政府。这些变化是造成国 共谈判起伏分合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美国决定介入国共纷争时,它的有关政策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基于对国共斗争和中苏 关系的担忧,美国领导人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准备用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而让出的“红利 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限制苏联向东扩张的界限,即美国将承认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 和某些优越的权益,但是苏联必须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承认民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并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从1944年6月到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方面为达此目的而做的努力几 乎是不遗余力地的。先后被派到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赫尔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无不将 与苏联协调政策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取苏联的支持作为调处成功的必要条件。尤其是赫 尔利将全部赌注押在苏联的立场上,相信只要苏联承诺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除了妥 协将别无选择 苏联大约是在1943年秋季表明它将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显然清楚苏联参战后可能遇 到的那些问题,包括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和一个像火药桶一样随时会出现爆炸局面的中国 苏联领导人在考虑其战后的东亚政策时,居中心的是如何处理对美和对华这两个相互纠缠的 问题,如何应付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在战争后期考虑 国共问题时,基本上沿袭着抗战初期的思路。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对国共问题没有而且也 不准备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苏联与美英在战时是同盟。斯大林深知美英的扶蒋立场,它们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 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 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 具,苏联为了追求其战略利益,不得不一再声称,它与中共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 面,已经没有什么联系。10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非常清楚中苏关系中的问题和民国政府的亲美反共立场。不过在美苏 "The charge in China(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2, 1943: The charge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7, 1943: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 China, pp. 314--316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 151 7关于美国外交官的观点可参阅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版,第175—-194页 8有关司徒雷登的看法可参阅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 年版,第239页。 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164 1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0页:FRUS,1944,Vol, China.,p799示同情。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苏联的举动极为关注，认为苏联的反应增加了国共矛盾的复杂 性，中苏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会因国共问题而遭遇极大麻烦。5这种局面使美国领 导人认为，中国是战后“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国共内战甚至会在战后酿成美苏之间 的冲突。6 显然，不论是从打败日本，包括使中国军队集中力量抗战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 是从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看，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为那不符合美国的战 略利益。一些美国外交官曾经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类似于民主主义 者或民族主义者。7不过在美国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这些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美 国决策者们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因为内战而削弱对日作战的能力，以及据他们分析国民 党不可能靠武力打败中共，更何况内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还不仅止于此。主要是根据对日 战争的需要和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分析，美国政府从 1944 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 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总之，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 争端，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他们的调处方 案都经历了调整的过程。赫尔利是从接受中共的“五点协议”转向支持国民党的“三点建议”。 马歇尔是从支持政协决议转向要求蒋介石允许所谓“自由派”参加政府。这些变化是造成国 共谈判起伏分合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美国决定介入国共纷争时，它的有关政策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基于对国共斗争和中苏 关系的担忧，美国领导人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准备用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而让出的“红利”， 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限制苏联向东扩张的界限，即美国将承认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 和某些优越的权益，但是苏联必须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承认民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并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从 1944 年 6 月到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方面为达此目的而做的努力几 乎是不遗余力地的。先后被派到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赫尔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无不将 与苏联协调政策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取苏联的支持作为调处成功的必要条件。尤其是8赫 尔利将全部赌注押在苏联的立场上，相信只要苏联承诺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除了妥 协将别无选择。9 苏联大约是在 1943 年秋季表明它将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显然清楚苏联参战后可能遇 到的那些问题，包括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和一个像火药桶一样随时会出现爆炸局面的中国。 苏联领导人在考虑其战后的东亚政策时，居中心的是如何处理对美和对华这两个相互纠缠的 问题，如何应付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在战争后期考虑 国共问题时，基本上沿袭着抗战初期的思路。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对国共问题没有而且也 不准备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苏联与美英在战时是同盟。斯大林深知美英的扶蒋立场，它们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 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 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 具，苏联为了追求其战略利益，不得不一再声称，它与中共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 面，已经没有什么联系。10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非常清楚中苏关系中的问题和民国政府的亲美反共立场。不过在美苏 5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2, 1943;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7, 1943;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 China, pp. 314--316. 6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 151. 7 关于美国外交官的观点可参阅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版，第 175——194 页。 8 有关司徒雷登的看法可参阅 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9 页。 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3——164 页。 1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40 页；FRUS, 1944,Vol.6,China, p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