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比十年前对于癌症的偏见更甚。时至今日,随着鸡尾酒疗法的出现与应用,以及各种反歧 视的宣传,我们对于艾滋病没有像那时一样,谈之色变。所以唯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 于疾病才能更加理性看待。(题外话:但是,人总归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当我们竭尽力 量想要理性看待时,总归会有感性跑出来捣乱。或许就是这样才有了诸多隐喻,以及这也是 隐喻无法摆脱的原因之一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疾病与性 为什么我们会对艾滋病如此避之不及?或许是因为艾滋病与“性”这一人们讳莫如深的 个要素相关。不禁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 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 层能够如此跃进。”其实诸多对“性”有关的迅速联想,这是全体人类一种被放大了的通性。 (或许中国人表现较为突出,李安的《喜宴》中就曾提及:中国的闹洞房是“中国五千年性 压抑的结果”)毕竟,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人精神活动的能量源于本能,而性本能又是本 能中重要的一种。那么,当人们谈及通过性传播的疾病时,联想到性,或许不无奇怪。而人 们对于与性行为相关的丰富联想,也使病人的压力不断增加。艾滋病不就是这样吗?即便性 传播只是三种传播途径中的一种,当谈论艾滋病时,多数人想到的仍是:私生活混乱、同性 恋等,对病人的私生活妄加揣测。可想而知,艾滋病患者面对的压力该有多大,一旦承认自 己携带有HIV病毒,别人就会带上有色眼镜看待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就业上的歧视, 都加重了他们生活、心灵上的负担。许多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敢看病,不敢承认自己有病, 也不无理由了。 (题外话:或许人类强大丰富的联想能力也是隐喻未能消失的一大原因吧。) 当人们害怕一种疾病的名字(背后强烈的隐喻)要甚于害怕疾病本身的症状时,我们就 应当反思:社会上的偏见是否过甚?本身病人承受的生理痛苦就难以忍受,而外界施加在他 们心理上的压力有时还超过疾病所带来的痛苦。的确,从健康人的角度而言,疾病歧视这些 事似乎和我们无关,也自认平等对待健全人和患者。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如桑塔格所言 疾病的隐喻已经充斥在生活之中,根深蒂固的偏见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中伤害了他们。不妨设 想:当带有强烈暗示的疾病降临在我们头上时,我们不也希望被平等对待吗?或许我们无法 达到桑塔格的高度,从文学、历史的视角,反对阐释,反对隐喻化疾病。但是推己及人,平 等相待,尽量地对疾病去隐喻化,不去歧视“患者”,这另一重公民身份,这是我们应当做 ●特别的军事隐喻 对于艾滋病,人们的容忍度似乎总是很低。这背后除了“性”这一因素应当还有其他原 因。比如艾滋病和糖尿病,在某种角度来看,虽然都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人们对于糖尿病的 容忍度远高于艾滋病。(当然有艾滋病是传染性疾病的关系,这里我们讨论除此之外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呢?桑塔格在文中提到,即是对疾病的军事化隐喻,疾病的妖魔化,让人 们将错误归咎给患者:“军事隐喻把某些疾病打上耻辱的印迹,推而广之,就殃及了患者本 人。”艾滋病的致病机理是艾滋病病毒对人体的进攻,糖尿病则是自身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 两相比较,艾滋病的军事色彩、攻击色彩更为浓厚,在人们心中自然也就有了不同。 而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中不也常将疾病作为一种入侵,将人体作为一种受难者,从而 将健康人与患者区分开来吗?而桑塔格在全书最后所说,希望疾病的战争化隐喻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消失。而时至今日,之所以军事化隐喻还没有消失,是因为我们还在用这样的隐喻来 教育孩子。从知识的接受程度上看,利用军事的比喻(隐喻)进行的教育,的确卓有成效, 也难怪军事隐喻无法消失了。(当然,这种在教育上隐喻的运用也是我们偏见的来源之一。)只比十年前对于癌症的偏见更甚。时至今日，随着鸡尾酒疗法的出现与应用，以及各种反歧 视的宣传，我们对于艾滋病没有像那时一样，谈之色变。所以唯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 于疾病才能更加理性看待。（题外话：但是，人总归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当我们竭尽力 量想要理性看待时，总归会有感性跑出来捣乱。或许就是这样才有了诸多隐喻，以及这也是 隐喻无法摆脱的原因之一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 疾病与性 为什么我们会对艾滋病如此避之不及？或许是因为艾滋病与“性”这一人们讳莫如深的 一个要素相关。不禁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 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 层能够如此跃进。”其实诸多对“性”有关的迅速联想，这是全体人类一种被放大了的通性。 （或许中国人表现较为突出，李安的《喜宴》中就曾提及：中国的闹洞房是“中国五千年性 压抑的结果”）毕竟，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人精神活动的能量源于本能，而性本能又是本 能中重要的一种。那么，当人们谈及通过性传播的疾病时，联想到性，或许不无奇怪。而人 们对于与性行为相关的丰富联想，也使病人的压力不断增加。艾滋病不就是这样吗？即便性 传播只是三种传播途径中的一种，当谈论艾滋病时，多数人想到的仍是：私生活混乱、同性 恋等，对病人的私生活妄加揣测。可想而知，艾滋病患者面对的压力该有多大，一旦承认自 己携带有 HIV 病毒，别人就会带上有色眼镜看待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就业上的歧视， 都加重了他们生活、心灵上的负担。许多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敢看病，不敢承认自己有病， 也不无理由了。 （题外话：或许人类强大丰富的联想能力也是隐喻未能消失的一大原因吧。） 当人们害怕一种疾病的名字（背后强烈的隐喻）要甚于害怕疾病本身的症状时，我们就 应当反思：社会上的偏见是否过甚？本身病人承受的生理痛苦就难以忍受，而外界施加在他 们心理上的压力有时还超过疾病所带来的痛苦。的确，从健康人的角度而言，疾病歧视这些 事似乎和我们无关，也自认平等对待健全人和患者。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如桑塔格所言， 疾病的隐喻已经充斥在生活之中，根深蒂固的偏见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中伤害了他们。不妨设 想：当带有强烈暗示的疾病降临在我们头上时，我们不也希望被平等对待吗？或许我们无法 达到桑塔格的高度，从文学、历史的视角，反对阐释，反对隐喻化疾病。但是推己及人，平 等相待，尽量地对疾病去隐喻化，不去歧视“患者”，这另一重公民身份，这是我们应当做 的。  特别的军事隐喻 对于艾滋病，人们的容忍度似乎总是很低。这背后除了“性”这一因素应当还有其他原 因。比如艾滋病和糖尿病，在某种角度来看，虽然都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人们对于糖尿病的 容忍度远高于艾滋病。（当然有艾滋病是传染性疾病的关系，这里我们讨论除此之外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呢？桑塔格在文中提到，即是对疾病的军事化隐喻，疾病的妖魔化,让人 们将错误归咎给患者：“军事隐喻把某些疾病打上耻辱的印迹，推而广之，就殃及了患者本 人。”艾滋病的致病机理是艾滋病病毒对人体的进攻，糖尿病则是自身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 两相比较，艾滋病的军事色彩、攻击色彩更为浓厚，在人们心中自然也就有了不同。 而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中不也常将疾病作为一种入侵，将人体作为一种受难者，从而 将健康人与患者区分开来吗？而桑塔格在全书最后所说，希望疾病的战争化隐喻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消失。而时至今日，之所以军事化隐喻还没有消失，是因为我们还在用这样的隐喻来 教育孩子。从知识的接受程度上看，利用军事的比喻（隐喻）进行的教育，的确卓有成效， 也难怪军事隐喻无法消失了。（当然，这种在教育上隐喻的运用也是我们偏见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