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读《疾病的隐喻》有感 赵思泓 17301020096 预防医学 读罢《疾病的隐喻》,心中感慨万千却又觉得不知从何处谈起,只零零碎碎地写了一些 想法,终是不成体系,但是还烦请老师一观。 文学的隐喻 作为一名优秀的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第一篇“作为隐喻的疾病”中引经据典,将文 学中有关疾病的隐喻阐述得十分严谨清晰。也解决了我长久以来阅读文学作品时的疑惑:作 者是怎么“杀死”角色的?或是说作者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一种病来杀死一个角色?比如《茶 花女》中玛格丽特、林妺妹、《窄门》里埃莉莎都是患肺病而病死。而从书中我了解到,这 是为了一种美感:在人们的观念中,痨病属于忧虑过多的人,是多愁善感的病,是更“高雅”、 浪漫”的疾病。这就好比在《红楼梦》中,你能看到凤姐嗑瓜子,但是黛玉不会,在故事 中她吃糕点类食物。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瓜子总是和世俗气息相连的,凤姐就是这样一个 身处世俗而游刃有余的人。而糕点精细、富有美感、更脆弱易坏,在黛玉身上,我总觉得, 是有些仙气的,不能沾染过多世俗之气 其实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作者不都是这样塑造人物吗?从他的言行、吃食、甚至死亡的 方式都表现了作者对其的好恶。虽说故事中作者的主观好恶应当尽量淡化,但在描写过程中 难免多少带有主观色彩。而且我认为,因为许多的文学作品将疾病与角色联系,角色身上又 附有作者主观好恶。这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接受这样的暗示,于是这样疾病的隐喻在人 们心中不断地强化,甚至变成偏见 ●生活中的隐喻 说回《疾病的隐喻》,说来有趣,读完这本书后,我惊奇地发现关于疾病的隐喻已经充 斥着我们的生活。比如,“瘟疫”成为我们对讨厌的人的形容,“毒瘤”也已成为日常用语 作为一种笑谈的“韩剧三宝”:癌症、车祸、治不好,等等,不一而足。 在书中桑塔格认为:随着人们对于疾病致病机理的深入了解、治愈率的不断提高,疾病 身上的隐喻将会不断消失,其终极就是:“当我们面对一种疾病时,我们面对的仅是疾病本 身,而没有加诸其身上的种种隐喻与偏见。”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仍在用着疾病作为隐喻, 这又是为何? 我认为是疾病的不可治愈性(总体的情况而言),导致了疾病无法去隐喻化。一方面, 即便有许多的疾病现在已经可治愈,但仍有以当前医疗手段无法解决的疾病。而另一方面, 不断涌现的新病仍使人们感到恐惧,而人类最大的恐惧源于未知。就像麻风村的例子,因为 对致病机理、传播途径的不了解,周围人从怜悯到惧怕,从无奈到憎恨,这才有了麻风村的 出现 随着新一代疾病的发生,人们会将更加恶毒的偏见与隐喻加诸于疾病身上。桑塔格两篇 文章的写作时间间隔大约十年。十年间,第一篇“作为隐喻的疾病”中体现的人们对癌症的 偏见,在第二篇“艾滋病及其隐喻”写作的时代,这种偏见已经随着癌症治愈率的提高已经 消失许多。但是,随着那时艾滋病初步发现、流行,人们对于艾滋病的种种歧视与恶意揣测
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读《疾病的隐喻》有感 赵思泓 17301020096 预防医学 读罢《疾病的隐喻》，心中感慨万千却又觉得不知从何处谈起，只零零碎碎地写了一些 想法，终是不成体系，但是还烦请老师一观。 文学的隐喻 作为一名优秀的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第一篇“作为隐喻的疾病”中引经据典，将文 学中有关疾病的隐喻阐述得十分严谨清晰。也解决了我长久以来阅读文学作品时的疑惑：作 者是怎么“杀死”角色的？或是说作者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一种病来杀死一个角色？比如《茶 花女》中玛格丽特、林妹妹、《窄门》里埃莉莎都是患肺病而病死。而从书中我了解到，这 是为了一种美感：在人们的观念中，痨病属于忧虑过多的人，是多愁善感的病，是更“高雅”、 “浪漫”的疾病。这就好比在《红楼梦》中，你能看到凤姐嗑瓜子，但是黛玉不会，在故事 中她吃糕点类食物。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瓜子总是和世俗气息相连的，凤姐就是这样一个 身处世俗而游刃有余的人。而糕点精细、富有美感、更脆弱易坏，在黛玉身上，我总觉得， 是有些仙气的，不能沾染过多世俗之气。 其实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作者不都是这样塑造人物吗？从他的言行、吃食、甚至死亡的 方式都表现了作者对其的好恶。虽说故事中作者的主观好恶应当尽量淡化，但在描写过程中 难免多少带有主观色彩。而且我认为，因为许多的文学作品将疾病与角色联系，角色身上又 附有作者主观好恶。这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接受这样的暗示，于是这样疾病的隐喻在人 们心中不断地强化，甚至变成偏见。 生活中的隐喻 说回《疾病的隐喻》，说来有趣，读完这本书后，我惊奇地发现关于疾病的隐喻已经充 斥着我们的生活。比如，“瘟疫”成为我们对讨厌的人的形容，“毒瘤”也已成为日常用语， 作为一种笑谈的“韩剧三宝”：癌症、车祸、治不好，等等，不一而足。 在书中桑塔格认为：随着人们对于疾病致病机理的深入了解、治愈率的不断提高，疾病 身上的隐喻将会不断消失，其终极就是：“当我们面对一种疾病时，我们面对的仅是疾病本 身，而没有加诸其身上的种种隐喻与偏见。”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仍在用着疾病作为隐喻， 这又是为何？ 我认为是疾病的不可治愈性（总体的情况而言），导致了疾病无法去隐喻化。一方面， 即便有许多的疾病现在已经可治愈，但仍有以当前医疗手段无法解决的疾病。而另一方面， 不断涌现的新病仍使人们感到恐惧，而人类最大的恐惧源于未知。就像麻风村的例子，因为 对致病机理、传播途径的不了解，周围人从怜悯到惧怕，从无奈到憎恨，这才有了麻风村的 出现。 随着新一代疾病的发生，人们会将更加恶毒的偏见与隐喻加诸于疾病身上。桑塔格两篇 文章的写作时间间隔大约十年。十年间，第一篇“作为隐喻的疾病”中体现的人们对癌症的 偏见，在第二篇“艾滋病及其隐喻”写作的时代，这种偏见已经随着癌症治愈率的提高已经 消失许多。但是，随着那时艾滋病初步发现、流行，人们对于艾滋病的种种歧视与恶意揣测
只比十年前对于癌症的偏见更甚。时至今日,随着鸡尾酒疗法的出现与应用,以及各种反歧 视的宣传,我们对于艾滋病没有像那时一样,谈之色变。所以唯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 于疾病才能更加理性看待。(题外话:但是,人总归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当我们竭尽力 量想要理性看待时,总归会有感性跑出来捣乱。或许就是这样才有了诸多隐喻,以及这也是 隐喻无法摆脱的原因之一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疾病与性 为什么我们会对艾滋病如此避之不及?或许是因为艾滋病与“性”这一人们讳莫如深的 个要素相关。不禁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 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 层能够如此跃进。”其实诸多对“性”有关的迅速联想,这是全体人类一种被放大了的通性。 (或许中国人表现较为突出,李安的《喜宴》中就曾提及:中国的闹洞房是“中国五千年性 压抑的结果”)毕竟,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人精神活动的能量源于本能,而性本能又是本 能中重要的一种。那么,当人们谈及通过性传播的疾病时,联想到性,或许不无奇怪。而人 们对于与性行为相关的丰富联想,也使病人的压力不断增加。艾滋病不就是这样吗?即便性 传播只是三种传播途径中的一种,当谈论艾滋病时,多数人想到的仍是:私生活混乱、同性 恋等,对病人的私生活妄加揣测。可想而知,艾滋病患者面对的压力该有多大,一旦承认自 己携带有HIV病毒,别人就会带上有色眼镜看待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就业上的歧视, 都加重了他们生活、心灵上的负担。许多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敢看病,不敢承认自己有病, 也不无理由了。 (题外话:或许人类强大丰富的联想能力也是隐喻未能消失的一大原因吧。) 当人们害怕一种疾病的名字(背后强烈的隐喻)要甚于害怕疾病本身的症状时,我们就 应当反思:社会上的偏见是否过甚?本身病人承受的生理痛苦就难以忍受,而外界施加在他 们心理上的压力有时还超过疾病所带来的痛苦。的确,从健康人的角度而言,疾病歧视这些 事似乎和我们无关,也自认平等对待健全人和患者。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如桑塔格所言 疾病的隐喻已经充斥在生活之中,根深蒂固的偏见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中伤害了他们。不妨设 想:当带有强烈暗示的疾病降临在我们头上时,我们不也希望被平等对待吗?或许我们无法 达到桑塔格的高度,从文学、历史的视角,反对阐释,反对隐喻化疾病。但是推己及人,平 等相待,尽量地对疾病去隐喻化,不去歧视“患者”,这另一重公民身份,这是我们应当做 ●特别的军事隐喻 对于艾滋病,人们的容忍度似乎总是很低。这背后除了“性”这一因素应当还有其他原 因。比如艾滋病和糖尿病,在某种角度来看,虽然都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人们对于糖尿病的 容忍度远高于艾滋病。(当然有艾滋病是传染性疾病的关系,这里我们讨论除此之外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呢?桑塔格在文中提到,即是对疾病的军事化隐喻,疾病的妖魔化,让人 们将错误归咎给患者:“军事隐喻把某些疾病打上耻辱的印迹,推而广之,就殃及了患者本 人。”艾滋病的致病机理是艾滋病病毒对人体的进攻,糖尿病则是自身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 两相比较,艾滋病的军事色彩、攻击色彩更为浓厚,在人们心中自然也就有了不同。 而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中不也常将疾病作为一种入侵,将人体作为一种受难者,从而 将健康人与患者区分开来吗?而桑塔格在全书最后所说,希望疾病的战争化隐喻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消失。而时至今日,之所以军事化隐喻还没有消失,是因为我们还在用这样的隐喻来 教育孩子。从知识的接受程度上看,利用军事的比喻(隐喻)进行的教育,的确卓有成效, 也难怪军事隐喻无法消失了。(当然,这种在教育上隐喻的运用也是我们偏见的来源之一。)
只比十年前对于癌症的偏见更甚。时至今日，随着鸡尾酒疗法的出现与应用，以及各种反歧 视的宣传，我们对于艾滋病没有像那时一样，谈之色变。所以唯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 于疾病才能更加理性看待。（题外话：但是，人总归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当我们竭尽力 量想要理性看待时，总归会有感性跑出来捣乱。或许就是这样才有了诸多隐喻，以及这也是 隐喻无法摆脱的原因之一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疾病与性 为什么我们会对艾滋病如此避之不及？或许是因为艾滋病与“性”这一人们讳莫如深的 一个要素相关。不禁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 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 层能够如此跃进。”其实诸多对“性”有关的迅速联想，这是全体人类一种被放大了的通性。 （或许中国人表现较为突出，李安的《喜宴》中就曾提及：中国的闹洞房是“中国五千年性 压抑的结果”）毕竟，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人精神活动的能量源于本能，而性本能又是本 能中重要的一种。那么，当人们谈及通过性传播的疾病时，联想到性，或许不无奇怪。而人 们对于与性行为相关的丰富联想，也使病人的压力不断增加。艾滋病不就是这样吗？即便性 传播只是三种传播途径中的一种，当谈论艾滋病时，多数人想到的仍是：私生活混乱、同性 恋等，对病人的私生活妄加揣测。可想而知，艾滋病患者面对的压力该有多大，一旦承认自 己携带有 HIV 病毒，别人就会带上有色眼镜看待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就业上的歧视， 都加重了他们生活、心灵上的负担。许多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敢看病，不敢承认自己有病， 也不无理由了。 （题外话：或许人类强大丰富的联想能力也是隐喻未能消失的一大原因吧。） 当人们害怕一种疾病的名字（背后强烈的隐喻）要甚于害怕疾病本身的症状时，我们就 应当反思：社会上的偏见是否过甚？本身病人承受的生理痛苦就难以忍受，而外界施加在他 们心理上的压力有时还超过疾病所带来的痛苦。的确，从健康人的角度而言，疾病歧视这些 事似乎和我们无关，也自认平等对待健全人和患者。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如桑塔格所言， 疾病的隐喻已经充斥在生活之中，根深蒂固的偏见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中伤害了他们。不妨设 想：当带有强烈暗示的疾病降临在我们头上时，我们不也希望被平等对待吗？或许我们无法 达到桑塔格的高度，从文学、历史的视角，反对阐释，反对隐喻化疾病。但是推己及人，平 等相待，尽量地对疾病去隐喻化，不去歧视“患者”，这另一重公民身份，这是我们应当做 的。 特别的军事隐喻 对于艾滋病，人们的容忍度似乎总是很低。这背后除了“性”这一因素应当还有其他原 因。比如艾滋病和糖尿病，在某种角度来看，虽然都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人们对于糖尿病的 容忍度远高于艾滋病。（当然有艾滋病是传染性疾病的关系，这里我们讨论除此之外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呢？桑塔格在文中提到，即是对疾病的军事化隐喻，疾病的妖魔化,让人 们将错误归咎给患者：“军事隐喻把某些疾病打上耻辱的印迹，推而广之，就殃及了患者本 人。”艾滋病的致病机理是艾滋病病毒对人体的进攻，糖尿病则是自身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 两相比较，艾滋病的军事色彩、攻击色彩更为浓厚，在人们心中自然也就有了不同。 而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中不也常将疾病作为一种入侵，将人体作为一种受难者，从而 将健康人与患者区分开来吗？而桑塔格在全书最后所说，希望疾病的战争化隐喻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消失。而时至今日，之所以军事化隐喻还没有消失，是因为我们还在用这样的隐喻来 教育孩子。从知识的接受程度上看，利用军事的比喻（隐喻）进行的教育，的确卓有成效， 也难怪军事隐喻无法消失了。（当然，这种在教育上隐喻的运用也是我们偏见的来源之一。）
从一名公共卫生学生来看(以我还没有多少的专业知识),在健康教育方面,我们无法在幼 年时期就将这种偏见消除,因为这是小孩子最易接受的比喻之一。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寻求 种不具强烈攻击色彩的比喻,用此进行高等教育知识的传授,而这需要一代又一代医学、教 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癌症之名 近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感到气愤又无奈:小女孩王凤雅错过最初的治疗眼癌的原因,仅 是因为“眼癌”这一名字。在她母亲看来,癌症就是治不好的病,在疾病较早阶段放弃了 段时间的治疗。撇开事件背后的诸多争议不谈,我对于王凤雅母亲对癌症认识的落后感到吃 惊。虽说之前提到“癌症”和“治不好”并为韩剧三宝这个笑谈,但我一直以为,人们对于 癌症的认识应当不会停留在“无药可救”。桑塔格患癌的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癌症的 治愈就已经成为了可能,但为何在近四十年后的今日仍会有人觉得“癌症=绝症”? 从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国家对于基础健康知识的普及程度还不足。在一些落后 的地区,人们对于什么病可以治愈完全没有概念。而这又导致了多少本可以治愈的病一拖再 拖,最后拖成治不好的绝症?作为一名预防医学的学生,在初步的学习中,我了解到国家对 于慢性病越来越重视,也提出了“健康中国2030”纲要,也强调了普及健康教育,尤其强调 了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教育。但是,对于王凤雅所在的较落后地区,对一般民众的健康教育普 及的力度是否不足呢?或许这也是从王凤雅的悲剧中我们能收获到一点吧。上医院歌中有 句话“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意义何在乎?为人群解除痛苦。”作为医学生, 无论是否成为医者,将来面对人群,无论是否患者,要为他们解除痛苦,前提是要做到对疾 病的去隐喻化,平等地尊重每一条鲜活的生命。 回到本文的标题“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疾病本身?还 是加诸其身的诸多隐喻?我们何时才能还给疾病一个病理、生理学上的本来面目?即便在桑 塔格写作之时便提出:疾病的去隐喻化,反对阐释,这样的期望,但我们至今也没能做到坦 然地谈论带有隐喻、偏见色彩的疾病。桑塔格在开头说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 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 疾病王国。”而我希望有朝一日,疾病患者能够走在阳光之下,不再因另一重公民身份而感 到羞愧与压力
从一名公共卫生学生来看（以我还没有多少的专业知识），在健康教育方面，我们无法在幼 年时期就将这种偏见消除，因为这是小孩子最易接受的比喻之一。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寻求一 种不具强烈攻击色彩的比喻，用此进行高等教育知识的传授，而这需要一代又一代医学、教 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癌症之名 近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感到气愤又无奈：小女孩王凤雅错过最初的治疗眼癌的原因，仅 是因为“眼癌”这一名字。在她母亲看来，癌症就是治不好的病，在疾病较早阶段放弃了一 段时间的治疗。撇开事件背后的诸多争议不谈，我对于王凤雅母亲对癌症认识的落后感到吃 惊。虽说之前提到“癌症”和“治不好”并为韩剧三宝这个笑谈，但我一直以为，人们对于 癌症的认识应当不会停留在“无药可救”。桑塔格患癌的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癌症的 治愈就已经成为了可能，但为何在近四十年后的今日仍会有人觉得“癌症=绝症”？ 从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国家对于基础健康知识的普及程度还不足。在一些落后 的地区，人们对于什么病可以治愈完全没有概念。而这又导致了多少本可以治愈的病一拖再 拖，最后拖成治不好的绝症？作为一名预防医学的学生，在初步的学习中，我了解到国家对 于慢性病越来越重视，也提出了“健康中国 2030”纲要，也强调了普及健康教育，尤其强调 了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教育。但是，对于王凤雅所在的较落后地区，对一般民众的健康教育普 及的力度是否不足呢？或许这也是从王凤雅的悲剧中我们能收获到一点吧。上医院歌中有一 句话“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意义何在乎？为人群解除痛苦。”作为医学生， 无论是否成为医者，将来面对人群，无论是否患者，要为他们解除痛苦，前提是要做到对疾 病的去隐喻化，平等地尊重每一条鲜活的生命。 回到本文的标题“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疾病本身？还 是加诸其身的诸多隐喻？我们何时才能还给疾病一个病理、生理学上的本来面目？即便在桑 塔格写作之时便提出：疾病的去隐喻化，反对阐释，这样的期望，但我们至今也没能做到坦 然地谈论带有隐喻、偏见色彩的疾病。桑塔格在开头说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 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 疾病王国。”而我希望有朝一日，疾病患者能够走在阳光之下，不再因另一重公民身份而感 到羞愧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