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经济或政治资本的重要转移。例如，国会在1995年立法， 取销了雇用法规中对社会其他人士有影响的国会成员的免税规 定，平息了公众的怨愤，却没有引起什么重大变化， 有时，实质性问题以象征性的反应方式提出，结果产生大 量不满。例如，1994年许多国会候选人顶住了非法移民问题而 获得胜利。这个突然爆发的问题导致克林顿政府作出增加美国 边境巡逻人员的反应，却导致许多人对“象征性”(tokenism,指 美国某些机构、学校等象征性地雇用或收留少数黑人，表示已 尊重民权法或舆论一译注)或实质问题做象征性回应的批评。 这个问题搁置甚久，超过许多人的预料，1996年才有了更实质 性的回应，其在福利改革法案中的条款否定了非法和合法移民 的受益。本书第三章讨论实质和象征性的政策议程。 行为者 政策问题如何搞到搭上公共政策“这班车”的“车票”呢？ 公共政策与单独的个人或个别问题不同，当其为政府行为者所 看到或听到时，就得到重视。如将在第二章“触发机制”中看 到的，我们将一度是个人的事务诉诸于公共论坛的讨论中。从 这一点来说，政策制定者会抓住各种公共问题，并尽力作出恰 公共政 如其分的回应。 议题的产生来自于各种渠道，有时议题完全是由政府外的 的制定 个人提出。例如，一个名人沦为可怕疾病或某事件的受害者，会 9因他或她的声名狼藉而唤起公众意识。在另一些时候，由一个 程 著名的媒体推出的调查或曝光可能牵连到政府领导人。于是，那 和原理 些在政府中和最接近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就又提出议题，遂导致 对解决议题方案的支持。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