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四年之后，在内外剧变的巨大力下，这一事业再次启动。 192年，清廷命沈家本、i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设修订法 律馆，开始翻译欧美各固法律并拟订中国之刑律、民商律、诉 讼律、审判编制法等新型法律。这一年，应视为中国法制现代 化的正式开始。自此，中国法律传统开始发生脱胎换骨的变 化：以五刑、十恶、八议、官当、刑讯、尊卑良贱有别、行政 司法合一·为主要特征且“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中国法律传 统，在极短时间内仓促退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 个令国人颇感生疏的新式法律体系和法律运作机制。不宁惟 是，一套又一套从前被认为“大逆不道”、“不合国情”的法律 观念一“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契约自由”、 “无罪推定”、“制约权力”、“权利神圣”等等，随着新型法律 制度的推行-起被带给了人民，使人民的心灵深处渐渐发生革 命。与此同时，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法学，亦与“沟通中西法 制”的伟大事业相伴而生，渐至发达。出洋学习欧美日本法律 成为学子之时尚，法政学堂如雨后春笋，法政期刊杂志百家争 鸣，法学著译如火如茶，法学成为中国之“显学”。据不完全 统计，仅本世纪上半叶，全国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法律和法 学著译及资料，多达6000余种，总印行数多达数百万册。本 世纪下半期，“法律虚无主义”一度盛行，为患几近30余年， 中国法律和法学-·派凋零。0年代末以后，国人痛定思痛， 重新觉醒，中国又回到法制现代化的正轨，法律和法学重新兴 旺和昌盛，法学著译出版再次空前繁荣。据估计，1978年至 今，我国法学著译资料的出版多达万种，总印数可能在下万册 以上。这期间，不惟基本完成了前人未竟的法制和法学现代化 事业，亦开始了向法制和法学更高的境界的迈进。 这·个世纪的法学著译和资料编纂，是中国法律现代化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