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⑧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 翟同祖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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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总 序 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 大世纪。在百年百变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 文明，！“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这一个世 纪的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 革的历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 获得新生的历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利弊， 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刻的反省。这~反省， 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丁推进新世纪中 国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城。这-·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上 程。作为这-·工程的起始或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 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就，并试图作初步点评。为 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建议，实行 “新政”。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事业于此开始萌动，但旋即天折
总 序 四年之后，在内外剧变的巨大力下，这一事业再次启动。 192年，清廷命沈家本、i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设修订法 律馆，开始翻译欧美各固法律并拟订中国之刑律、民商律、诉 讼律、审判编制法等新型法律。这一年，应视为中国法制现代 化的正式开始。自此，中国法律传统开始发生脱胎换骨的变 化：以五刑、十恶、八议、官当、刑讯、尊卑良贱有别、行政 司法合一·为主要特征且“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中国法律传 统，在极短时间内仓促退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 个令国人颇感生疏的新式法律体系和法律运作机制。不宁惟 是，一套又一套从前被认为“大逆不道”、“不合国情”的法律 观念一“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契约自由”、 “无罪推定”、“制约权力”、“权利神圣”等等，随着新型法律 制度的推行-起被带给了人民，使人民的心灵深处渐渐发生革 命。与此同时，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法学，亦与“沟通中西法 制”的伟大事业相伴而生，渐至发达。出洋学习欧美日本法律 成为学子之时尚，法政学堂如雨后春笋，法政期刊杂志百家争 鸣，法学著译如火如茶，法学成为中国之“显学”。据不完全 统计，仅本世纪上半叶，全国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法律和法 学著译及资料，多达6000余种，总印行数多达数百万册。本 世纪下半期，“法律虚无主义”一度盛行，为患几近30余年， 中国法律和法学-·派凋零。0年代末以后，国人痛定思痛， 重新觉醒，中国又回到法制现代化的正轨，法律和法学重新兴 旺和昌盛，法学著译出版再次空前繁荣。据估计，1978年至 今，我国法学著译资料的出版多达万种，总印数可能在下万册 以上。这期间，不惟基本完成了前人未竟的法制和法学现代化 事业，亦开始了向法制和法学更高的境界的迈进。 这·个世纪的法学著译和资料编纂，是中国法律现代化历
总 序 程的忠实记录，是中华法学界百年耕耘的结品。从“全盘欧 化”、“全盘苏化”的偏失到“中国特色”法制与法学的探索， 百年上：下求索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即 使仅仅作为一部时代的病历，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分析，以期发 现和治疗我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常见病症。不幸的是，这份 学术遗产，特别是本世纪：半叶的法学著译资料，现在正面临 着悄然毁失的危险。由丁印刷技术低下、纸质粗劣、馆藏条件 落后，许多法学书籍破旧枯朽，不堪翻阅，有些甚至图文蚀褪 无法辩读。加之种种人为的原因，那些汗牛充栋的法学资料长 期尘封蛛网，很少有人记起，半个世纪的探索和成就竞被视若 虚无。馆藏制度之限制又使借阅若闲阻重重。人们常叹：《尚 书》、《周易》乃至秦汉野史随处可得，几十年前的法学著泽竞 书难求！此种文化“断裂”现象，实有碍于今日中国法律教 育和研究事业之正常进行，亦有损于中国法律现代化事业之发 达。以上诸端，不仅本世纪上半期的书籍如是，本世纪下半期 的一些作品亦已经或很快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有感于此，我们 遂有整理本世纪中华法学遗产之愿望及筹划刻，不意与中国政法 大学版社之设想不谋而合，是以有“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 从”之选印。 本“文丛”选印的书籍或选编的论文，纵贯二十世纪始 终。凡能代表本世纪不同时期法律学术水平、法制特色，有较 天影响旦为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所需要者，均在选印之列。 即使是50至70年代间特定背景下的法律和法学作品，只要有 历史文献价值，亦可收入。在选印的顺序上，大致由远及近， 优先选印上半个世纪的苦译资料。月前选印编辑的重点是本世 纪前半期作品。本世纪后半期的法学成就，拟在以后条件成熟 时再行整理。选本范围将不局限于内地学者的作品，还将涉及
N 总 序 5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法学作品，因 为他们的成就也是二十世纪中华法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除曾 正式出版的单本著译外，还将汇聚若干法学家的个人文集，或 重新编辑本世纪各个不同时期的法规、案例及习惯调查资料。 不过，凡近20年间已为各出版机构再版的法学著作、译作， 原则上不再选印。 为了保证选本的权威性、准确性，我们特聘请了6位本世 纪上半叶即涉足法学或司法工作的前辈学者出任顾问。老先生 们不顾古稀耄耋之年，亲自批点方案、确定书目、选择版本， 并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幸赖于此，我 们的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 本“文丛”之选印，旨在集二十世纪中华法学之大成。为 体现历史真实，我们将恪守“尊重原作”的原则，不作内容上 的任何更动。即使有个别观点与今日不符，亦予以保留。作为 不同时期的特殊历史记录，保持原貌更有利于比较和借鉴。为 了使读者对每本书的作者及该书的学术地位等有一个必要的背 景了解，我们特约请法学界一些学者为各书撰写关于其人其书 的专文，置于书前。除此之外，我们所做的纯粹是一些技术性 工作，如纠正原作的排印错误，注明原书所引事实、数据、名 称之错误等等。为方便起见，可能将同一法学家的数个单行著 作合而为一，也可能将原合印在一起的不同著作分并重印，还 可能将当时或今日学人对其书或其人的有关评论或有关的图 表、法规资料选附于书后。总之，尽可能使其全面、完整。 本“文丛”的选编校勘，是·项看似简单实测复杂艰雉的 工作，需要相当的学养和责任心。我们虽兢兢业业，如临深履 薄，但仍难免疏漏。恳请各界朋友批评指正。除此之外，还期 待学界朋友推荐符合本“文丛”宗旨的法学著译资料，与我们
总 序 共同完成这一跨世纪工程。 谨以本“文丛”献给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献给中国民主 法治的新世纪！ 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编委会 谨识 1997年7月于北京
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凡 例 …、本文丛系有选择地整理二十世纪的法学经典文献，不 作任何有损原意的改动，仪作适当的技术性圳工。 二、原书为竖排版者。律改为横排。原文“如左”、“如 右”之类用语，相应改为“如下”、“如」小：”等等。 、原书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个别若作改动会有损原意 之，则予以保留。另加注说明。 四、原书无标点符号或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者，一律代之 以新式标点符号。 五、原书无段落划分者，适当划分段落。 六、原书所用专有名称、专门术语（特别是外国人名、地 名、书名之译名及学科名称)今日有更通用统一提法者，酌加 收动或注明。 七、原书引用之事实、数字、书日、名称（包括人名、地 名)）及其他材料确有错误者，酌加改动，并加注说明。 八、原书排字确有错误，当时术能校出者，的加改正，并 加注说明。 九、个别特别重要的著译，酌于书后附上新编之名词索 引。 十·、原书某些附录确无保留必要者，不再编入，但加注说 明
自 序 拙著《中国法律与国社会》1947牛也商务印书馆出版。当 时我正在美国，使利用此机会译成英文在海外流传。中华书局 1981年出版了中文原著重印版。上海书店1989年也将商务初版 收入《民国从书》第一编。现在中倒政法大学出版社和我商洽，拟 重印我书，祖不同于以往重印版的是除《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 书外，该社并要求将我其他有关中国古代法律的著作和演讲稿一 并付印，作为我的法学论著集，收入该社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华 法学文公》，我同意了。但感到惭愧的是我的法学著述寥寥无几。 首先应向读者交待，我不是法律系科班出身。我在燕京大学 时，主修杜会学，由于我对历史有兴趣，我当时的志愿是专攻中 国社会史，想以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传统社会。 读者·定会问为什么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生，我又对法律发 生兴趣，进行研究呢？这是由于我读了梅因(Henry Maine)的 《古代法》(Ancient Law)和他的《早期的法律和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二书，叹服其渊博精深，见解卓越，能成一家之言，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又读维纳格勒多夫(Paul Vinogradoff)的
2 序 《历史法学人纲》(()tlines of Ilis1 orical,lurisprudene),我对法 律史的兴趣史为浓厚。我对社会人类学有了初步了解后，知法律 为人类学家所重视，于是我认真阅读了各人类学家有关法律的名 著。陆续读了与凌诺斯基(B.Malinowski)的《蛮族社会之犯罪 与风俗》((rime and('ustom m Savage Society):罗寐(W.A. Rohson)的《文化及法律之成长》(Cwvilization and the(irorth of Iae);阶特“(E.S.Hartland)的《原始法律》(Primitrve La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A.R.Radcliffe-Brown)的《原始法 律》(“Law,Primitive,”Encvelopedia of Social Sienes Vol.IX) 等书和论文，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因窃不自量，有撰述中国法 律史之意 1939-194年我在公南大学任教、除中国社会史外，还有中 国法制史一课、促使我开始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为了备课的需 要，我便阅读现存的占代法典，及古文献中有关法律的载。刻 苦钻研，有些心得，对代法律的本质有我自已的见解，便着手 撰写《巾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不同于其他中国法制史的是将 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予以研究的一个创新尝试，故命为《中国法 律与中国社会》，它既是-一部法律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前面已提到我有关法律史的著作寥寥无几，店然要出论著集， 不免感到惭愧。徜若我以一生的精力专心从事于法律史的研究，成 果一定会多些。我的兴趣较」“，对社会史同样有浓厚的兴趣，曾 有过终身从事于此专业的念头。此外，我对政治制度也有兴趣、兴 之所至，欲罢不能，于是在哈佛大学扭任研究「作时有《清代地 方政府》之作。 说到这里，心中不免又有些惭愧，我虽有从事社会史研究的 志愿，我这方面的成就微不足道，有负初表。我曾想过，徜若我 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社会史，或法律史，只搞一门学科，可能会 作出较多的成绩和贡献。两者兼顾，便不免颜此失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