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权力可能被滥用。同时，人们有信心依靠法治来 的政治可能性都取决于信任，而对变革的抗拒和担忧， 防止其被滥用，而不期望贤人政府。这种观点最典型的 包括对可能影响个人未来的‘别的每个人’的不信任， 是休谟，他认为应该设计一系列制度，保证即使在流氓 会阻碍那些可能对所有人有益的行动。”④信任缺乏可能 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公共利益服务。托马斯·杰弗逊 会使民主的或其它的集体行动陷入瘫痪。应当在制度化 说过，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的基础 不信任和自发信任之间取得平衡，将制度化的不信任控 之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才制定了限权宪 制在规范内，而不是变成常规性的实践。 法来约束掌权者。宪法也确立了民众信任所及的限度， 中国传统上政治权力被认为是神圣的，它无所不在， 以此来防止政府给人们带来伤害。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 其职能无所不包，政治不受限制地控制着经济、社会、 中，反对派不是被视为阴谋推翻政府的叛徒，而是被信 个人，个人对政治充满依赖感、恐怖感和神秘感，容易 任为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行事的平等参与者和竞争者。 产生言目政治信任。“对于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无 这消除了政治生活中的恐怖和风险，形成了政权更迭的 上尊崇和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王和各级 制度化渠道，培有了政治信任。 长官的无条件忠心乃至迷信己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 传统中国的政治信任以非正式制度即感情机制调节 要特质。”人们也在这种信任中逃避着个人责任。对恶 为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伦理性的。政治体制是家长 讳莫如深，不能深刻理解恶的产生、影响及如何引导等 制的扩大，父亲是一家之主，君王是全民之父，各级官 问题。当恶冲击善时，或不道德行为比道德行为带来更 吏都是所管辖区域的父母官。统治者是至善至贤的人格 大收益时，现实生活中就会发生失信现象。希望越大， 化身，有着“以吏为师”的传统，政府实际上是全社会 失望的情绪就越严重，不信任感就越强。人们便会由过 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理 分信任转变为极端的猜疑和不信任。结果总是在信任与 想的社会状态是“寡政教、省刑罚”的状态。中国传统 不信任两个极端摇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 文化主流思想认为人性善，以道德纯洁高尚作为信任的 不信任便无法正常表达，在政治领域便产生了欺和瞒的 基础，主要通过道德楷模，如君子圣贤的带头作用，依 现象，矛盾冲突往往被掩盖，积累到顶点时才爆发，这 赖个别道德精英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行为达到高风亮节， 时就会陷入信任危机。民众对掌权者的行为不反对、不 来形成相互信任，这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长期的 支持、不配合，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发展为政治抵制 人治传统，形成以血缘关系和个人化情感为基础的信任 和政治抗争。 关系，导致公私不分，将私凌驾于公之上。在这种关系 二、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中，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到关系中不成文规则的抑制，对 人们行为的预期靠权威人物来保障。法律制度常因关系 通过中西政治信任的比较，可以发现中西政治信任 和人情而变，潜规则盛行，这增加了社会合作成本，破 各有优劣。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坏了政治信任。对政治机构和掌权者的监督没有制度化。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超越传统的政治信任模式，借鉴 一旦政府失信于民，便对社会有很坏的示范效应，对道 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新型的政治信 德有巨大的破坏性。这时，民众更容易徽开道德约束， 任关系。 这导致传统中国政治信任几乎处于“底线”的边缘。 L,维持和发展基本利益一致关系 3.政治行为出发点的不同 基本利益一致是政治信任的根本。马克思说过，国 西方传统以个体为本位，认为要想培养人类的认识 家的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 能力，人们的精神活动就必须独立，信任会使人们丧失 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 意志的独立性。基于“在一切情形下，信任是无知的产 农民的王朝。”@政治关系是建立在一定利益基础之上并 物，信任一定会随着智慧和道德的增长而有所减少”的 代表一定利益的，政治信任根植于人们对自身利益和价 理念，极高程度且难以克服的不信任和怀疑是西方政治 值追求的需要之中，它不过是利益一致在人们观念中的 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因此，形成了“将众多不信任的检 一种反映。只有基于基本利益一致而形成的信任才是内 讨方法制度化（例如，定期的竞争选举、言论自由、出 在的而不是被迫的。信任一旦成为人们的稳固观念，就 版自由)，并从中培育出信任”②的传统。在正式制度中 会支配人们的行为，增进主体间的合作并促进利益一致 容纳不信任，并通过制度消解不信任来达到信任。“不 的实现。但是，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利益矛盾和利 信任不仅对于民主的进步，而且对于民主的活力所依赖 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利益冲突发生时，民众希望政 的对权力的合理怀疑，都是必要的。”喝某一政治制度中 府设计促进共同利益和阻止利益冲突激化的制度，健全 民主的成分越多，意味若对权威的监督和限制越多，相 利益表达机制，平衡各种利益，而不是偏向那些能够更 应地，其内含的信任也就越少。如果形成了有效的制度 为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这就要求在政府和民众 化的不信任机制，就能遏制和阻止政府官员背叛公民的 之间推行契约观念，在承认政府治理权力的同时凸显契 信任，并从中产生公民自发的信任。但是过于频繁地激 约观念。社会契约所蕴涵的自由平等、互惠互利等一系 活这些不信任机制，又会损害甚至摧毁民主制度所需要 列规则和精神，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和精神追求。契约 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因为，“几乎所有创造性的和进步 首先是承诺，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过程，这种合意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年汉论标tp:/20Q7,6nk 73江汉论坛 2007.6 这样, 权力可能被滥用。同时, 人们有信心依靠法治来 防止其被滥用, 而不期望贤人政府。这种观点最典型的 是休谟, 他认为应该设计一系列制度, 保证即使在流氓 占据政府职位时, 也将为公共利益服务。托马斯·杰弗逊 说过, 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的基础 之上的, 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才制定了限权宪 法来约束掌权者。宪法也确立了民众信任所及的限度, 以此来防止政府给人们带来伤害。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 中, 反对派不是被视为阴谋推翻政府的叛徒, 而是被信 任为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行事的平等参与者和竞争者。 这消除了政治生活中的恐怖和风险, 形成了政权更迭的 制度化渠道, 培育了政治信任。 传统中国的政治信任以非正式制度即感情机制调节 为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伦理性的。政治体制是家长 制的扩大, 父亲是一家之主, 君王是全民之父, 各级官 吏都是所管辖区域的父母官。统治者是至善至贤的人格 化身, 有着“以吏为师”的传统, 政府实际上是全社会 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者。“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理 想的社会状态是“寡政教、省刑罚”的状态。中国传统 文化主流思想认为人性善, 以道德纯洁高尚作为信任的 基础, 主要通过道德楷模, 如君子圣贤的带头作用, 依 赖个别道德精英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行为达到高风亮节, 来形成相互信任, 这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长期的 人治传统, 形成以血缘关系和个人化情感为基础的信任 关系, 导致公私不分, 将私凌驾于公之上。在这种关系 中, 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到关系中不成文规则的抑制, 对 人们行为的预期靠权威人物来保障。法律制度常因关系 和人情而变, 潜规则盛行, 这增加了社会合作成本, 破 坏了政治信任。对政治机构和掌权者的监督没有制度化。 一旦政府失信于民, 便对社会有很坏的示范效应, 对道 德有巨大的破坏性。这时, 民众更容易撇开道德约束, 这导致传统中国政治信任几乎处于“底线”的边缘。 3. 政治行为出发点的不同 西方传统以个体为本位, 认为要想培养人类的认识 能力, 人们的精神活动就必须独立, 信任会使人们丧失 意志的独立性。基于“在一切情形下, 信任是无知的产 物, 信任一定会随着智慧和道德的增长而有所减少”的 理念, 极高程度且难以克服的不信任和怀疑是西方政治 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因此, 形成了“将众多不信任的检 讨方法制度化( 例如, 定期的竞争选举、言论自由、出 版自由) , 并从中培育出信任”② 的传统。在正式制度中 容纳不信任, 并通过制度消解不信任来达到信任。“不 信任不仅对于民主的进步, 而且对于民主的活力所依赖 的对权力的合理怀疑, 都是必要的。”③某一政治制度中 民主的成分越多, 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和限制越多, 相 应地, 其内含的信任也就越少。如果形成了有效的制度 化的不信任机制, 就能遏制和阻止政府官员背叛公民的 信任, 并从中产生公民自发的信任。但是过于频繁地激 活这些不信任机制, 又会损害甚至摧毁民主制度所需要 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因为, “几乎所有创造性的和进步 的政治可能性都取决于信任, 而对变革的抗拒和担忧, 包括对可能影响个人未来的‘别的每个人’的不信任, 会阻碍那些可能对所有人有益的行动。”④信任缺乏可能 会使民主的或其它的集体行动陷入瘫痪。应当在制度化 不信任和自发信任之间取得平衡, 将制度化的不信任控 制在规范内, 而不是变成常规性的实践。 中国传统上政治权力被认为是神圣的, 它无所不在, 其职能无所不包, 政治不受限制地控制着经济、社会、 个人, 个人对政治充满依赖感、恐怖感和神秘感, 容易 产生盲目政治信任。“对于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无 上尊崇和服从, 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王和各级 长官的无条件忠心乃至迷信已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 要特质。”⑤人们也在这种信任中逃避着个人责任。对恶 讳莫如深, 不能深刻理解恶的产生、影响及如何引导等 问题。当恶冲击善时, 或不道德行为比道德行为带来更 大收益时, 现实生活中就会发生失信现象。希望越大, 失望的情绪就越严重, 不信任感就越强。人们便会由过 分信任转变为极端的猜疑和不信任。结果总是在信任与 不信任两个极端摇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 不信任便无法正常表达, 在政治领域便产生了欺和瞒的 现象, 矛盾冲突往往被掩盖, 积累到顶点时才爆发, 这 时就会陷入信任危机。民众对掌权者的行为不反对、不 支持、不配合, 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会发展为政治抵制 和政治抗争。 二、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通过中西政治信任的比较, 可以发现中西政治信任 各有优劣。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超越传统的政治信任模式, 借鉴 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建设新型的政治信 任关系。 1. 维持和发展基本利益一致关系 基本利益一致是政治信任的根本。马克思说过, 国 家的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 的王朝, 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 波拿巴王朝是 农民的王朝。”⑥政治关系是建立在一定利益基础之上并 代表一定利益的, 政治信任根植于人们对自身利益和价 值追求的需要之中, 它不过是利益一致在人们观念中的 一种反映。只有基于基本利益一致而形成的信任才是内 在的而不是被迫的。信任一旦成为人们的稳固观念, 就 会支配人们的行为, 增进主体间的合作并促进利益一致 的实现。但是, 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 利益矛盾和利 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利益冲突发生时, 民众希望政 府设计促进共同利益和阻止利益冲突激化的制度, 健全 利益表达机制, 平衡各种利益, 而不是偏向那些能够更 为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这就要求在政府和民众 之间推行契约观念, 在承认政府治理权力的同时凸显契 约观念。社会契约所蕴涵的自由平等、互惠互利等一系 列规则和精神, 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和精神追求。契约 首先是承诺, 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过程, 这种合意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