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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信用与法律》课程教学资料(中西方信用观之比较)中西政治信任比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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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中西政治信任比较与借鉴 口马九福(浙江大学法学院杭州310028) 摘要:中西传统政治信任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认为掌权者信任公民是一种义务,掌权者还有证明自己 可以被信任的义务,而没有要求公民信任他们的权利,中国则相反:西方的政治信任调节机制以法律为主, 中国则是以道德为主:西方形成了不信任的制度化机制,从中培育出信任,中国以信任掌权者为主,结果总 在极端的信任与不信任两极之间摇摆。通过中西政治信任的比较,可以发现中西政治信任各有优劣。为更好 地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超越传统的政治信任模式,借鉴吸收人类政治 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新型的政治信任关系。 关键词:政治信任:中西比较: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6-0072-04 传统中国和西方由于对政治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 他们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又是他们 同,政治结构与运行模式的选择不同,所以,在政治信 的主幸。所以,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 任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从当前实际看,西方己经完成了 统治者占有绝对优势,不平等观念占主流,个人缺乏独 现代化,中国还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现 立发展空间,社会也不独立。集中而强大的政治权力保 代、后现代的因素都在当代中国社会交叠存在。在政治 持了民族历史的连续性。 信任方面,虽然中国目前存在很多现代性因素,但是更 中国民众首先是一个义务主体,无法与掌权者进行 多的还是传统的因素在起作用。为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 平等交流和协商,更不可能对其进行监控和制约,只能 应该使现代政治信任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生长起来,促 以卑微的心态祈求恩赐。掌权者有被民众信任以及怀疑 进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政治信任的发展。 民众的特权,没有信任民众的义务。民众有信任政府的 义务,没有不信任的权利,也没有被政府信任的权利。 一、中西政治信任的不同特点 剥削阶级统治者一方面把统治阶级的利益置于至高的地 1.权利义务观的差异 位,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就分散的单个 西方文明发源时,商业发达,人们的活动区域广, 的个体而言,高贵的统治者很少能把他们放在眼中。然 流动性大,无法普遍确定和保留先天的血缘关系。人们 而民众的集体行动和自发运动所形成的流向,迫使统治 注重向外开拓,在探索自然、宇宙和外在世界奥秘的过 者不得不另眼看待。”①统治者害柏民众,把暴力恐惧作 程中,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而,等级制度难以生根。 为行动原则,民众害怕统治者,形成一种依附性的关系。 高居于社会和个人之上的政治权力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 2.调节机制的比较 恶,人们通过法律划分了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边界, 西方政治信任主要依靠法律制度即理性机制调节。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创造财富,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 它往往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是一种第三者信任:它通 国家、社会、个人三足并立,掌权者与权力相对人的关 常建立在社会各系统的沟通媒介不被滥用而且持续发挥 系含有平等意味。掌权者信任公民是一种义务,掌权者 功能的基础之上,与个人特质无关。除了不信任缺乏信 还有证明自己可以被信任的义务,而没有要求公民信任 用的机构和人员之外,即使对有信用的机构和人员,也 掌权者的权利。公民有被信任的权利。没有信任政府的 只是以法律为根据给予信任。这容易导致法律工具主义 义务,信任掌权者与否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这常常导致 的盛行、人的工具化和人们彼此间情感的匮乏。这种法 政治信任匮乏,国家能力下降,战乱不断,国家民族历 律调节机制是源于西方主流的人性恶的观点,西方社会 史中断。 原罪意识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主观世界中,是人们不懈 相对于西方政治信任更多倾向于个体自觉而言,中 地追求完善的动力。在掌权者和民众之间,存在若不安 国政治信任更多含有个人依附于整体的成分。中国文明 全感,掌权者被认为有更多机会为恶。虽然国家的建立 在发源过程中,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人们终身都在同 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国家本身代表若着一种威胁, 一块土地上生活,先天的血缘关系牢固。虽然小农人数 因为人们自愿放弃了一部分自然权利,把它交给国家, 众多,但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互相隔离。政治上, 由少数人掌握,而人的理性又是有限的,易受感情左右, 2djangham Runc J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Jianghan Tribune 2007.6 中 西 政 治 信 任 比 较 与 借 鉴 摘要: 中西传统政治信任具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认为掌权者信任公民是一种义务, 掌权者还有证明自己 可以被信任的义务, 而没有要求公民信任他们的权利, 中国则相反; 西方的政治信任调节机制以法律为主, 中国则是以道德为主; 西方形成了不信任的制度化机制, 从中培育出信任, 中国以信任掌权者为主, 结果总 在极端的信任与不信任两极之间摇摆。通过中西政治信任的比较, 可以发现中西政治信任各有优劣。为更好 地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超越传统的政治信任模式, 借鉴吸收人类政治 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建设新型的政治信任关系。 关键词: 政治信任; 中西比较;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854X( 2007) 06- 0072- 04 □ 马九福( 浙江大学法学院 杭州 310028) 政 治 传统中国和西方由于对政治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 同, 政治结构与运行模式的选择不同, 所以, 在政治信 任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从当前实际看, 西方已经完成了 现代化, 中国还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 传统、现 代、后现代的因素都在当代中国社会交叠存在。在政治 信任方面, 虽然中国目前存在很多现代性因素, 但是更 多的还是传统的因素在起作用。为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 应该使现代政治信任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生长起来, 促 进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政治信任的发展。 一、中西政治信任的不同特点 1. 权利义务观的差异 西方文明发源时, 商业发达, 人们的活动区域广, 流动性大, 无法普遍确定和保留先天的血缘关系。人们 注重向外开拓, 在探索自然、宇宙和外在世界奥秘的过 程中, 强调个人的独立性, 因而, 等级制度难以生根。 高居于社会和个人之上的政治权力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 恶, 人们通过法律划分了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边界,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创造财富, 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 国家、社会、个人三足并立, 掌权者与权力相对人的关 系含有平等意味。掌权者信任公民是一种义务, 掌权者 还有证明自己可以被信任的义务, 而没有要求公民信任 掌权者的权利。公民有被信任的权利, 没有信任政府的 义务, 信任掌权者与否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这常常导致 政治信任匮乏, 国家能力下降, 战乱不断, 国家民族历 史中断。 相对于西方政治信任更多倾向于个体自觉而言, 中 国政治信任更多含有个人依附于整体的成分。中国文明 在发源过程中, 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 人们终身都在同 一块土地上生活, 先天的血缘关系牢固。虽然小农人数 众多, 但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互相隔离。政治上, 他们一定要别人来代表, 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又是他们 的主宰。所以, 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 统治者占有绝对优势, 不平等观念占主流, 个人缺乏独 立发展空间, 社会也不独立。集中而强大的政治权力保 持了民族历史的连续性。 中国民众首先是一个义务主体, 无法与掌权者进行 平等交流和协商, 更不可能对其进行监控和制约, 只能 以卑微的心态祈求恩赐。掌权者有被民众信任以及怀疑 民众的特权, 没有信任民众的义务。民众有信任政府的 义务, 没有不信任的权利, 也没有被政府信任的权利。 剥削阶级统治者一方面把统治阶级的利益置于至高的地 位, 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 “就分散的单个 的个体而言, 高贵的统治者很少能把他们放在眼中。然 而民众的集体行动和自发运动所形成的流向, 迫使统治 者不得不另眼看待。”① 统治者害怕民众, 把暴力恐惧作 为行动原则, 民众害怕统治者, 形成一种依附性的关系。 2. 调节机制的比较 西方政治信任主要依靠法律制度即理性机制调节。 它往往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 是一种第三者信任: 它通 常建立在社会各系统的沟通媒介不被滥用而且持续发挥 功能的基础之上, 与个人特质无关。除了不信任缺乏信 用的机构和人员之外, 即使对有信用的机构和人员, 也 只是以法律为根据给予信任。这容易导致法律工具主义 的盛行、人的工具化和人们彼此间情感的匮乏。这种法 律调节机制是源于西方主流的人性恶的观点, 西方社会 原罪意识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主观世界中, 是人们不懈 地追求完善的动力。在掌权者和民众之间, 存在着不安 全感, 掌权者被认为有更多机会为恶。虽然国家的建立 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 但是, 国家本身代表着一种威胁, 因为人们自愿放弃了一部分自然权利, 把它交给国家, 由少数人掌握, 而人的理性又是有限的, 易受感情左右, 72

这样,权力可能被滥用。同时,人们有信心依靠法治来 的政治可能性都取决于信任,而对变革的抗拒和担忧, 防止其被滥用,而不期望贤人政府。这种观点最典型的 包括对可能影响个人未来的‘别的每个人’的不信任, 是休谟,他认为应该设计一系列制度,保证即使在流氓 会阻碍那些可能对所有人有益的行动。”④信任缺乏可能 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公共利益服务。托马斯·杰弗逊 会使民主的或其它的集体行动陷入瘫痪。应当在制度化 说过,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的基础 不信任和自发信任之间取得平衡,将制度化的不信任控 之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才制定了限权宪 制在规范内,而不是变成常规性的实践。 法来约束掌权者。宪法也确立了民众信任所及的限度, 中国传统上政治权力被认为是神圣的,它无所不在, 以此来防止政府给人们带来伤害。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 其职能无所不包,政治不受限制地控制着经济、社会、 中,反对派不是被视为阴谋推翻政府的叛徒,而是被信 个人,个人对政治充满依赖感、恐怖感和神秘感,容易 任为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行事的平等参与者和竞争者。 产生言目政治信任。“对于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无 这消除了政治生活中的恐怖和风险,形成了政权更迭的 上尊崇和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王和各级 制度化渠道,培有了政治信任。 长官的无条件忠心乃至迷信己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 传统中国的政治信任以非正式制度即感情机制调节 要特质。”人们也在这种信任中逃避着个人责任。对恶 为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伦理性的。政治体制是家长 讳莫如深,不能深刻理解恶的产生、影响及如何引导等 制的扩大,父亲是一家之主,君王是全民之父,各级官 问题。当恶冲击善时,或不道德行为比道德行为带来更 吏都是所管辖区域的父母官。统治者是至善至贤的人格 大收益时,现实生活中就会发生失信现象。希望越大, 化身,有着“以吏为师”的传统,政府实际上是全社会 失望的情绪就越严重,不信任感就越强。人们便会由过 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理 分信任转变为极端的猜疑和不信任。结果总是在信任与 想的社会状态是“寡政教、省刑罚”的状态。中国传统 不信任两个极端摇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 文化主流思想认为人性善,以道德纯洁高尚作为信任的 不信任便无法正常表达,在政治领域便产生了欺和瞒的 基础,主要通过道德楷模,如君子圣贤的带头作用,依 现象,矛盾冲突往往被掩盖,积累到顶点时才爆发,这 赖个别道德精英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行为达到高风亮节, 时就会陷入信任危机。民众对掌权者的行为不反对、不 来形成相互信任,这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长期的 支持、不配合,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发展为政治抵制 人治传统,形成以血缘关系和个人化情感为基础的信任 和政治抗争。 关系,导致公私不分,将私凌驾于公之上。在这种关系 二、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中,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到关系中不成文规则的抑制,对 人们行为的预期靠权威人物来保障。法律制度常因关系 通过中西政治信任的比较,可以发现中西政治信任 和人情而变,潜规则盛行,这增加了社会合作成本,破 各有优劣。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坏了政治信任。对政治机构和掌权者的监督没有制度化。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超越传统的政治信任模式,借鉴 一旦政府失信于民,便对社会有很坏的示范效应,对道 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新型的政治信 德有巨大的破坏性。这时,民众更容易徽开道德约束, 任关系。 这导致传统中国政治信任几乎处于“底线”的边缘。 L,维持和发展基本利益一致关系 3.政治行为出发点的不同 基本利益一致是政治信任的根本。马克思说过,国 西方传统以个体为本位,认为要想培养人类的认识 家的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 能力,人们的精神活动就必须独立,信任会使人们丧失 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 意志的独立性。基于“在一切情形下,信任是无知的产 农民的王朝。”@政治关系是建立在一定利益基础之上并 物,信任一定会随着智慧和道德的增长而有所减少”的 代表一定利益的,政治信任根植于人们对自身利益和价 理念,极高程度且难以克服的不信任和怀疑是西方政治 值追求的需要之中,它不过是利益一致在人们观念中的 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因此,形成了“将众多不信任的检 一种反映。只有基于基本利益一致而形成的信任才是内 讨方法制度化(例如,定期的竞争选举、言论自由、出 在的而不是被迫的。信任一旦成为人们的稳固观念,就 版自由),并从中培育出信任”②的传统。在正式制度中 会支配人们的行为,增进主体间的合作并促进利益一致 容纳不信任,并通过制度消解不信任来达到信任。“不 的实现。但是,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利益矛盾和利 信任不仅对于民主的进步,而且对于民主的活力所依赖 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利益冲突发生时,民众希望政 的对权力的合理怀疑,都是必要的。”喝某一政治制度中 府设计促进共同利益和阻止利益冲突激化的制度,健全 民主的成分越多,意味若对权威的监督和限制越多,相 利益表达机制,平衡各种利益,而不是偏向那些能够更 应地,其内含的信任也就越少。如果形成了有效的制度 为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这就要求在政府和民众 化的不信任机制,就能遏制和阻止政府官员背叛公民的 之间推行契约观念,在承认政府治理权力的同时凸显契 信任,并从中产生公民自发的信任。但是过于频繁地激 约观念。社会契约所蕴涵的自由平等、互惠互利等一系 活这些不信任机制,又会损害甚至摧毁民主制度所需要 列规则和精神,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和精神追求。契约 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因为,“几乎所有创造性的和进步 首先是承诺,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过程,这种合意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年汉论标tp:/20Q7,6nk 73

江汉论坛 2007.6 这样, 权力可能被滥用。同时, 人们有信心依靠法治来 防止其被滥用, 而不期望贤人政府。这种观点最典型的 是休谟, 他认为应该设计一系列制度, 保证即使在流氓 占据政府职位时, 也将为公共利益服务。托马斯·杰弗逊 说过, 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的基础 之上的, 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才制定了限权宪 法来约束掌权者。宪法也确立了民众信任所及的限度, 以此来防止政府给人们带来伤害。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 中, 反对派不是被视为阴谋推翻政府的叛徒, 而是被信 任为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行事的平等参与者和竞争者。 这消除了政治生活中的恐怖和风险, 形成了政权更迭的 制度化渠道, 培育了政治信任。 传统中国的政治信任以非正式制度即感情机制调节 为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伦理性的。政治体制是家长 制的扩大, 父亲是一家之主, 君王是全民之父, 各级官 吏都是所管辖区域的父母官。统治者是至善至贤的人格 化身, 有着“以吏为师”的传统, 政府实际上是全社会 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者。“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理 想的社会状态是“寡政教、省刑罚”的状态。中国传统 文化主流思想认为人性善, 以道德纯洁高尚作为信任的 基础, 主要通过道德楷模, 如君子圣贤的带头作用, 依 赖个别道德精英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行为达到高风亮节, 来形成相互信任, 这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长期的 人治传统, 形成以血缘关系和个人化情感为基础的信任 关系, 导致公私不分, 将私凌驾于公之上。在这种关系 中, 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到关系中不成文规则的抑制, 对 人们行为的预期靠权威人物来保障。法律制度常因关系 和人情而变, 潜规则盛行, 这增加了社会合作成本, 破 坏了政治信任。对政治机构和掌权者的监督没有制度化。 一旦政府失信于民, 便对社会有很坏的示范效应, 对道 德有巨大的破坏性。这时, 民众更容易撇开道德约束, 这导致传统中国政治信任几乎处于“底线”的边缘。 3. 政治行为出发点的不同 西方传统以个体为本位, 认为要想培养人类的认识 能力, 人们的精神活动就必须独立, 信任会使人们丧失 意志的独立性。基于“在一切情形下, 信任是无知的产 物, 信任一定会随着智慧和道德的增长而有所减少”的 理念, 极高程度且难以克服的不信任和怀疑是西方政治 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因此, 形成了“将众多不信任的检 讨方法制度化( 例如, 定期的竞争选举、言论自由、出 版自由) , 并从中培育出信任”② 的传统。在正式制度中 容纳不信任, 并通过制度消解不信任来达到信任。“不 信任不仅对于民主的进步, 而且对于民主的活力所依赖 的对权力的合理怀疑, 都是必要的。”③某一政治制度中 民主的成分越多, 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和限制越多, 相 应地, 其内含的信任也就越少。如果形成了有效的制度 化的不信任机制, 就能遏制和阻止政府官员背叛公民的 信任, 并从中产生公民自发的信任。但是过于频繁地激 活这些不信任机制, 又会损害甚至摧毁民主制度所需要 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因为, “几乎所有创造性的和进步 的政治可能性都取决于信任, 而对变革的抗拒和担忧, 包括对可能影响个人未来的‘别的每个人’的不信任, 会阻碍那些可能对所有人有益的行动。”④信任缺乏可能 会使民主的或其它的集体行动陷入瘫痪。应当在制度化 不信任和自发信任之间取得平衡, 将制度化的不信任控 制在规范内, 而不是变成常规性的实践。 中国传统上政治权力被认为是神圣的, 它无所不在, 其职能无所不包, 政治不受限制地控制着经济、社会、 个人, 个人对政治充满依赖感、恐怖感和神秘感, 容易 产生盲目政治信任。“对于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无 上尊崇和服从, 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王和各级 长官的无条件忠心乃至迷信已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 要特质。”⑤人们也在这种信任中逃避着个人责任。对恶 讳莫如深, 不能深刻理解恶的产生、影响及如何引导等 问题。当恶冲击善时, 或不道德行为比道德行为带来更 大收益时, 现实生活中就会发生失信现象。希望越大, 失望的情绪就越严重, 不信任感就越强。人们便会由过 分信任转变为极端的猜疑和不信任。结果总是在信任与 不信任两个极端摇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 不信任便无法正常表达, 在政治领域便产生了欺和瞒的 现象, 矛盾冲突往往被掩盖, 积累到顶点时才爆发, 这 时就会陷入信任危机。民众对掌权者的行为不反对、不 支持、不配合, 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会发展为政治抵制 和政治抗争。 二、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通过中西政治信任的比较, 可以发现中西政治信任 各有优劣。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超越传统的政治信任模式, 借鉴 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建设新型的政治信 任关系。 1. 维持和发展基本利益一致关系 基本利益一致是政治信任的根本。马克思说过, 国 家的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 的王朝, 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 波拿巴王朝是 农民的王朝。”⑥政治关系是建立在一定利益基础之上并 代表一定利益的, 政治信任根植于人们对自身利益和价 值追求的需要之中, 它不过是利益一致在人们观念中的 一种反映。只有基于基本利益一致而形成的信任才是内 在的而不是被迫的。信任一旦成为人们的稳固观念, 就 会支配人们的行为, 增进主体间的合作并促进利益一致 的实现。但是, 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 利益矛盾和利 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利益冲突发生时, 民众希望政 府设计促进共同利益和阻止利益冲突激化的制度, 健全 利益表达机制, 平衡各种利益, 而不是偏向那些能够更 为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这就要求在政府和民众 之间推行契约观念, 在承认政府治理权力的同时凸显契 约观念。社会契约所蕴涵的自由平等、互惠互利等一系 列规则和精神, 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和精神追求。契约 首先是承诺, 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过程, 这种合意 73

构成各方实现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基础。合意是通 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介,传达准确、及时、真实的信息。 过双方许诺形成的,许诺就是要承担相当或相应的为对 政治机关不应该强制或强追民众接受自己单方面的决定, 方考虑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社会大多数成员才会自愿 而应该要求民众来了解自己的决定过程和参与决定的做 与政府合作。 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互相了解对方的内心活动和意 2.增进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和谐关系 志形成过程,最后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和相互信任,消 国家应该信任公民社会,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在 除可能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使最终的结果有可接受性、 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形成由国家一元权力中心逐步 公正性、准确性和效率性。目前,政治机关之间的纵向 转向多中心的治理结构,这实质上是培育政治信任的过 和横向的沟通也显得很迫切,因为只有国家机关或政府 程。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能够为国家和市场的正常运行 部门之间相互沟通,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才能使 提供持久的支持,因为它产生若信任,培育着民众参与 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得到公众 能力。中国公民社会和国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是根 的信任。 本一致的,两者天然互补,可以互相促进,形成良性互 4.实现对制度的信任与对人的信任的统一 动的和谐关系。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过程,实质上是国 政治信任是一种有赖于政治制度的长期运转才能逐 家分散和转移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 渐形成的习惯性倾向,是与政治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体制,还权于社会的过程,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自上 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信任关系是这样形成的:当人们 而下的过程。中国公民社会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建设性 最初就某一正义原则达成一致时,单个人与所有人之间 因素,而不是像西方的公民社会那样作为国家的对立面 就确立了相互承诺和相互信任的关系,通过普遍化的方 而存在的。所以,国家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 式而演化为所有人对达成共识的正义原则的承诺与信任。 作用,这也使得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借助于国 在这种普遍化的过程中,正义原则被客观化为制度性存 家的力量。“高信任度的社会拥有更平等的社会关系和 在,演化为制度性承诺与制度性信任。要形成现实社会 更活跃的公民生活,活跃的公民生活产生更富足的共同 政治信任关系,就应该确立一种能为社会成员所普遍信 体或国家。”⑦公民社会和国家和谐关系的建构,结果会 任的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承诺。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 使社会强大而且充满创造力,同时国家强大而权力有限。 必须通过制度变迁,改革现有政治制度中不适合政治信 国家活动范围应该是有边界的,应该形成国家和公民社 任培育和发展的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如 会的分权机制,保障社会和民众的自主权利。国家应该 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 促进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组织、自我约束 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 和自我救助,但不能替代社会。这样,国家与社会才能 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 在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和谐互动,互相促进。 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 3.形成政治机关及公众间的有效沟通 的希望。”。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因为法治的制度设计能 信息结构决定个人对他人的信任,个人总是依据可 够减少信任的脆弱性和风险,提供促进信任的环境,对 获得的信息而展开行为选择的。集体行动的协调一致是 合法预期提供程序性保护。 建立在个人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在信息沟通中达 对制度的信任还要与对人的信任融合。首先,制度 成的共识基础之上的,人们之间的许多不信任源于信息 没有无所不在的性质。“规则永远不可能规范所有的偶 的不确定性。公众是否占有以及占有信息的多少,直接 然情况和不测事件。由于对制度的机会主义的违反或破 影响其参与国家管理和实现自身利益程度的大小,而公 坏以及它们的自我保存机制,规则无法处置经常存在的 众无法直接获取所有有关个人和集体利益的信息,主要 机会和动机…存在大量欺骗(违背规则)和破坏(用 通过各种媒体来获得信息。因此,应该保障公共奥论的 替代规则代替既有规则)的机会。无论就其来源和执行 相对独立性,同时,发挥政府在信息传播中的权威作用。 来说,规则都并非不可侵犯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具有 反之,如果正式媒体不能承担向公众传达真实信息的功 永恒性,而是被创造的、偶然的和不完全的。它们有时 能,那么非正式的媒体即流言就会流行,而流言是无法 要根据一些变数做调整,有时要提防有目的的违反和破 纠错的,流言的盛行,常常导致非理性行为,从而破坏 坏。”⑧人们可能只信任人,因为只有人能够履行义务。 政治信任。 其次,人们相信制度是因为制度是由人们所相信的人在 政治机关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是一种平等互动的交换 制定和执行,这些人能够时时处处遵守和维护制度。对 行为,它的前提是信息公开,它必须建立在行动基础上。 制度及秩序的信任高于或可替代对行为者尤其是个人的 “对那些不相信语言宜传的人,事实宜传可以奏效。凡是 信任是误区。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行为者才 在社会结构混乱、社会状态反常、价值观相互冲突的地 能被信任,因为他们是惟一能够互给信任的单位”心。没 方,都会发现宜传盛行,泛滥成灾。任何关于价值观的 有个人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无法使个人信任服从制度。 论说,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纯宣传'。规劝告诫之类都是 总之,推动政治信任的制度建构应该能够将人们对制度 可疑的,然而以行动来做宜传却能得到较高度的信任。”⑧ 的信任嵌入人际信任之中,将人们对组织规章与社会规 政治机关应该顺应信息时代信息开放的大趋势,充分利 范准则的信任溶入人们对遵守、维护和捍卫制度规范的 2dianghan Trbunac J(007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Jianghan Tribune 2007.6 构成各方实现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基础。合意是通 过双方许诺形成的, 许诺就是要承担相当或相应的为对 方考虑的责任和义务。这样, 社会大多数成员才会自愿 与政府合作。 2. 增进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和谐关系 国家应该信任公民社会, 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在 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 形成由国家一元权力中心逐步 转向多中心的治理结构, 这实质上是培育政治信任的过 程。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能够为国家和市场的正常运行 提供持久的支持, 因为它产生着信任, 培育着民众参与 能力。中国公民社会和国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是根 本一致的, 两者天然互补, 可以互相促进, 形成良性互 动的和谐关系。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过程, 实质上是国 家分散和转移对社会资源的控制, 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 政治体制, 还权于社会的过程, 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自上 而下的过程。中国公民社会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建设性 因素, 而不是像西方的公民社会那样作为国家的对立面 而存在的。所以, 国家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 作用, 这也使得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借助于国 家的力量。“高信任度的社会拥有更平等的社会关系和 更活跃的公民生活, 活跃的公民生活产生更富足的共同 体或国家。”⑦公民社会和国家和谐关系的建构, 结果会 使社会强大而且充满创造力, 同时国家强大而权力有限。 国家活动范围应该是有边界的, 应该形成国家和公民社 会的分权机制, 保障社会和民众的自主权利。国家应该 促进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组织、自我约束 和自我救助, 但不能替代社会。这样, 国家与社会才能 在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和谐互动, 互相促进。 3. 形成政治机关及公众间的有效沟通 信息结构决定个人对他人的信任, 个人总是依据可 获得的信息而展开行为选择的。集体行动的协调一致是 建立在个人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在信息沟通中达 成的共识基础之上的, 人们之间的许多不信任源于信息 的不确定性。公众是否占有以及占有信息的多少, 直接 影响其参与国家管理和实现自身利益程度的大小, 而公 众无法直接获取所有有关个人和集体利益的信息, 主要 通过各种媒体来获得信息。因此, 应该保障公共舆论的 相对独立性, 同时, 发挥政府在信息传播中的权威作用。 反之, 如果正式媒体不能承担向公众传达真实信息的功 能, 那么非正式的媒体即流言就会流行, 而流言是无法 纠错的, 流言的盛行, 常常导致非理性行为, 从而破坏 政治信任。 政治机关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是一种平等互动的交换 行为, 它的前提是信息公开, 它必须建立在行动基础上。 “对那些不相信语言宣传的人, 事实宣传可以奏效。凡是 在社会结构混乱、社会状态反常、价值观相互冲突的地 方, 都会发现宣传盛行, 泛滥成灾。任何关于价值观的 论说, 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纯宣传’。规劝告诫之类都是 可疑的, 然而以行动来做宣传却能得到较高度的信任。”⑧ 政治机关应该顺应信息时代信息开放的大趋势, 充分利 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介, 传达准确、及时、真实的信息。 政治机关不应该强制或强迫民众接受自己单方面的决定, 而应该要求民众来了解自己的决定过程和参与决定的做 出。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互相了解对方的内心活动和意 志形成过程, 最后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和相互信任, 消 除可能发生的摩擦和冲突, 使最终的结果有可接受性、 公正性、准确性和效率性。目前, 政治机关之间的纵向 和横向的沟通也显得很迫切, 因为只有国家机关或政府 部门之间相互沟通, 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 才能使 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才能得到公众 的信任。 4. 实现对制度的信任与对人的信任的统一 政治信任是一种有赖于政治制度的长期运转才能逐 渐形成的习惯性倾向, 是与政治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 信任关系是这样形成的: 当人们 最初就某一正义原则达成一致时, 单个人与所有人之间 就确立了相互承诺和相互信任的关系, 通过普遍化的方 式而演化为所有人对达成共识的正义原则的承诺与信任。 在这种普遍化的过程中, 正义原则被客观化为制度性存 在, 演化为制度性承诺与制度性信任。要形成现实社会 政治信任关系, 就应该确立一种能为社会成员所普遍信 任的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承诺。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 必须通过制度变迁, 改革现有政治制度中不适合政治信 任培育和发展的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 “如 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 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 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 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人民才会信任我们 的领导, 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 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 的希望。”⑨ 要进一步健全法治, 因为法治的制度设计能 够减少信任的脆弱性和风险, 提供促进信任的环境, 对 合法预期提供程序性保护。 对制度的信任还要与对人的信任融合。首先, 制度 没有无所不在的性质。“规则永远不可能规范所有的偶 然情况和不测事件。由于对制度的机会主义的违反或破 坏以及它们的自我保存机制, 规则无法处置经常存在的 机会和动机……存在大量欺骗( 违背规则) 和破坏( 用 替代规则代替既有规则) 的机会。无论就其来源和执行 来说, 规则都并非不可侵犯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 具有 永恒性, 而是被创造的、偶然的和不完全的。它们有时 要根据一些变数做调整, 有时要提防有目的的违反和破 坏。”⑩人们可能只信任人, 因为只有人能够履行义务。 其次, 人们相信制度是因为制度是由人们所相信的人在 制定和执行, 这些人能够时时处处遵守和维护制度。对 制度及秩序的信任高于或可替代对行为者尤其是个人的 信任是误区。因为, “从严格意义上讲, 只有行为者才 能被信任, 因为他们是惟一能够互给信任的单位”%&’。没 有个人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无法使个人信任服从制度。 总之, 推动政治信任的制度建构应该能够将人们对制度 的信任嵌入人际信任之中, 将人们对组织规章与社会规 范准则的信任溶入人们对遵守、维护和捍卫制度规范的 74

典范楷模人物的信任之中。“正是制度的这种暗含的规 于规则的强烈的道德情感,使得违背规则就会唤起强烈 范意义以及我假定它对于其他人所具有的道德合理性使 的反感。”⑧政治文化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往往不假思索 我信任那些处于相同制度中的人一尽管他们是陌生人 地把它视为当然的事实和无可怀疑的前提,形成稳定的 且不为我个人所了解。…只有那些我认为对别的每个 心理定势,从而成为公认的价值准则,影响制度的执行。 人都具有足够意味、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以致引起趋同 如果制度与制度主体的认识之间有较大差异,人们不认 意向和忠诚的制度才有这类功能。那些缺少这种道德合 同制度,就会通过权力、人情、关系等来争取逃避制度 理限制的制度,它们的意义对我来说仍不明了,或者它 的约束。吴思提出“潜规则”的概念,即“隐藏在正式 们的规范主张我发觉可疑或与所观察到的结果不一致或 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这 不能识别,将不能居间促成我对陌生人的信任。信任制 套规矩往往与那些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表明了缺 度意味着知道和承认包含于一种制度中的价值观和生活 乏文化认同的制度的困境。制度实质上是利益的反映, 形式有效,并由这一承认引申出假定,该假定认为这一 民众会计算和比较不同规则体系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当 想法对许多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式规则不能给双方利益时,利用潜规则能给双方带来 5.融合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利益。潜规则的流行,可能使人们不顾制度,使用强力 政治制度是物化形态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依靠政 解决社会纠纷,必须通过建立文化观念与制度的真正统 治文化为中介,需要政治文化的支撑才能发挥作用,政 一来解决潜规则问题。所以,制度本身的完善和人的认 治文化只有依赖政治制度,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实践 识水平的提高要同步进行。 机会和现实条件。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要使其持续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自主空间的形成 地得到遵从和有效运作,需要其制定者、执行者、被规 和扩大,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过去那种盲目信 范者共同努力。如果制定者制定了正义的制度,执行者 任正在被理性信任所代替。人们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 认真执行制度,被规范者认可制度,那么制度的有效性 但能有效掌握的空间却日益狭窄,人们相互间依赖性日 就能落实。这些因素都和文化有关,“文化是制度之 益增强。一方面,社会需要政治信任,使政治行为具有 母”,只有制定者具有正义、合程序的基本理念,执行者 权威性、稳定性,保证国家有能力领导现代化。如果政 具有认真履行的基本理念,而被规范者具有认可制度的 治信任减少,就会影响国家作用的发挥和现代化建设的 理念,制度的有效性才得以实现。政治制度“可以被视 质量和速度。另一方面,又要依法治国,需要一系列不 为是政治行为范围内文化价值有选择的实现。民众是否 信任的制度化机制来保证政治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否 接受政治制度中所包含的政治价值对这些制度的操作有 则,如果公共权力被用来谋私,就会使政治信任耗散, 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民众认可政治价值,制度的合法 影响社会和谐。 性才能保证”①。制度的失败有时是由于制度设计和安排 注释: 本身的问题,有时则是由于政治文化出现了问题。有效 ①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 运作的制度有时在自身设计和安排上是比较粗疏的,甚 1991年版,第284页。 至在实际上也做不到“没有空子可钻”的精密程度,制 ②④O①[关]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 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6、62-63、65、65-66页。 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来解决。一 ③[美]里普森:《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一政治学导论》, 方面,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规 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则,但是规则不可能包括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 ⑤万斌:《改治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问题,人类语言本身有局限性,不可能用简明扼要的语 87-88页。 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另一方面,覆盖社会政 ⑥《马克思恩格撕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治方面的制度是发挥功能的前提,而力求全面、完善、 第677页。 清晰、明确的制度又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繁文缛节和 ⑦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社会科 庞大的社会运作成本。目前很多问题往往是由于政治文 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化的变化落后于政治制度的变更,不能有效支撑制度, 国[关]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何凡兴译, 导致制度失效。所以,在建设政治信任过程中,不仅应 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当注重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而且应当把政治文化的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 重建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来推进。“制度的实际绩效受 页。 到了它们运行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制约…正规制度在 ⑤徐湘林等主编《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中信出 不同的环境下运行是不一样的。”①现代政治制度发挥作 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④[关]罗伯特D·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 用的主要基础是它所具有的道德权威,制裁只是第二位 赖海格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的支持力量。制裁意义上的强制,不能作为实施制度的 ⑤[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 全面基础,因为不能把它普遍化。“惩罚的功能是通过 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48页。 使人们对后果感到惧怕而防止破坏规则。但实际上惩罚 (责任编辑刘龙伏) 具有象征意义。惩罚是为了重申规范的神圣性,…对 ©I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年汉论标tp:/2oQ7,6nk 75

江汉论坛 2007.6 典范楷模人物的信任之中。“正是制度的这种暗含的规 范意义以及我假定它对于其他人所具有的道德合理性使 我信任那些处于相同制度中的人——尽管他们是陌生人 且不为我个人所了解。……只有那些我认为对别的每个 人都具有足够意味、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以致引起趋同 意向和忠诚的制度才有这类功能。那些缺少这种道德合 理限制的制度, 它们的意义对我来说仍不明了, 或者它 们的规范主张我发觉可疑或与所观察到的结果不一致或 不能识别, 将不能居间促成我对陌生人的信任。信任制 度意味着知道和承认包含于一种制度中的价值观和生活 形式有效, 并由这一承认引申出假定, 该假定认为这一 想法对许多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5. 融合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政治制度是物化形态的政治文化, 政治制度依靠政 治文化为中介, 需要政治文化的支撑才能发挥作用, 政 治文化只有依赖政治制度, 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实践 机会和现实条件。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 要使其持续 地得到遵从和有效运作, 需要其制定者、执行者、被规 范者共同努力。如果制定者制定了正义的制度, 执行者 认真执行制度, 被规范者认可制度, 那么制度的有效性 就能落实。这些因素都和文化有关, “文化是制度之 母”, 只有制定者具有正义、合程序的基本理念, 执行者 具有认真履行的基本理念, 而被规范者具有认可制度的 理念, 制度的有效性才得以实现。政治制度“可以被视 为是政治行为范围内文化价值有选择的实现。民众是否 接受政治制度中所包含的政治价值对这些制度的操作有 着决定性的作用, 只有民众认可政治价值, 制度的合法 性才能保证”!$#。制度的失败有时是由于制度设计和安排 本身的问题, 有时则是由于政治文化出现了问题。有效 运作的制度有时在自身设计和安排上是比较粗疏的, 甚 至在实际上也做不到“没有空子可钻”的精密程度, 制 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来解决。一 方面, 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规 则, 但是规则不可能包括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 问题, 人类语言本身有局限性, 不可能用简明扼要的语 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另一方面, 覆盖社会政 治方面的制度是发挥功能的前提, 而力求全面、完善、 清晰、明确的制度又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繁文缛节和 庞大的社会运作成本。目前很多问题往往是由于政治文 化的变化落后于政治制度的变更, 不能有效支撑制度, 导致制度失效。所以, 在建设政治信任过程中, 不仅应 当注重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 而且应当把政治文化的 重建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来推进。“制度的实际绩效受 到了它们运行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制约……正规制度在 不同的环境下运行是不一样的。”!%#现代政治制度发挥作 用的主要基础是它所具有的道德权威, 制裁只是第二位 的支持力量。制裁意义上的强制, 不能作为实施制度的 全面基础, 因为不能把它普遍化。“惩罚的功能是通过 使人们对后果感到惧怕而防止破坏规则。但实际上惩罚 具有象征意义, 惩罚是为了重申规范的神圣性, ……对 于规则的强烈的道德情感, 使得违背规则就会唤起强烈 的反感。”!&# 政治文化是看不见的手, 人们往往不假思索 地把它视为当然的事实和无可怀疑的前提, 形成稳定的 心理定势, 从而成为公认的价值准则, 影响制度的执行。 如果制度与制度主体的认识之间有较大差异, 人们不认 同制度, 就会通过权力、人情、关系等来争取逃避制度 的约束。吴思提出“潜规则”的概念, 即“隐藏在正式 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这 套规矩往往与那些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 表明了缺 乏文化认同的制度的困境。制度实质上是利益的反映, 民众会计算和比较不同规则体系的成本风险和收益, 当 正式规则不能给双方利益时, 利用潜规则能给双方带来 利益。潜规则的流行, 可能使人们不顾制度, 使用强力 解决社会纠纷, 必须通过建立文化观念与制度的真正统 一来解决潜规则问题。所以, 制度本身的完善和人的认 识水平的提高要同步进行。 总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自主空间的形成 和扩大, 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 过去那种盲目信 任正在被理性信任所代替。人们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 但能有效掌握的空间却日益狭窄, 人们相互间依赖性日 益增强。一方面, 社会需要政治信任, 使政治行为具有 权威性、稳定性, 保证国家有能力领导现代化。如果政 治信任减少, 就会影响国家作用的发挥和现代化建设的 质量和速度。另一方面, 又要依法治国, 需要一系列不 信任的制度化机制来保证政治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否 则, 如果公共权力被用来谋私, 就会使政治信任耗散, 影响社会和谐。 注释: ①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84 页。 ②④⑩!+,!"#[ 美] 马克·E·沃伦: 《民主与信任》, 吴辉译, 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53、16、62- 63、65、65- 66 页。 ③[ 美] 里普森: 《政治中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 刘晓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89 页。 ⑤ 万斌: 《政治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87- 88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77 页。 ⑦ 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60 页。 ⑧[ 美] 罗伯特·金·默顿: 《论理论社会学》, 何凡兴译, 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14 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333 页。 !$, 徐湘林等主编《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 中信出 版社 2003 年版, 第 37 页。 !%,[ 美] 罗伯特·D·普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 赖海榕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8 页。 !&,[ 美] 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张明德、夏遇南、 彭刚译, 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48 页。 ( 责任编辑 刘龙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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