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风险。贝克指出，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中自我孕育出来的风险有着很明显的社会化特征。 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相比，近现代风险有着根本性结构和特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类本身成为风险的主要 生产者。时 具体而言，工业社会的风险是嵌入在工业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的。专业化的分工提高了人的经济价值，但 也增加了经济风险，经济制度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1825年开始的及以后约每10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 使得经济制度风险逐渐占据社会风险的重要地位。1879-1888年的10年间，英国最低的失业率为2.35%， 最高达10.7%。同时，工业化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无产者，他们离开了土地和原住社区，被从社团的和超宗 教的安全中释放并进入到工业社会的世界，)一步一步地被个体化，失去土地和实物保障的人们转而寻求 货币化的经济保障，工业化所带来的失业、疾病、伤残以及退休都将使他们面临着临时的或永久的收入中断 风险。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现实世界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贫困问题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人类对风险的认识也在进步。正如贝克所说“前工业社会中的无法计算的威胁（瘟疫、饥荒、 自然灾难、战争)在工具理性控制（现代化过程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提倡这一点）的发展之中被转换成为可 以以计算的风险”。圆风险的精确计算催生出现代保险业，而将保险原理应用到社会生活风险领域，就是社 会保险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认识和应对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二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借着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纷纷建立起完备的福利国家 制度。19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福利国家达到成熟阶段，回经济繁荣、社会平等，充分就业。然而，1973年 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滞胀”，暴露出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的风险和危机。由此，各国社会保障制度 也走向了基于福利国家危机和各自国情的调整时代。 (三)后工业化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改革新动向 与工业化社会相比，后工业化社会出现了一些变化：经济增长放缓且不确定性增强；技术的发展使得制 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从而影响到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职业的稳定性：经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大大 加强；妇女劳动市场参与率提升，并要求有更多平等的机会。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风险，也就是 “人们现在面临的、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发生变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风险”。彼得·泰 勒-顾柏以欧洲福利国家为对象归纳了4种主要的新风险：@第一，大多数妇女转而从事有偿工作，男人养 家的比例在下降，而新社会风险在最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尤其是照顾儿童）的较低层次的熟练女工中 最为尖锐：第二，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数量的相对和绝对增长，都将涉及社会照顾、养老金和保健服务的成 本，而居家照顾的责任会影响到就业和收入，从而使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第三，由技术发展和跨国竞争导致 的劳动市场变化加强了教育与就业的关联度，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有被社会排斥的风险：第四，福利国家私 营服务扩张导致的消费者选择和国家监管的风险。这些风险则可能导致弱势群体风险的升级。 如何认识和应对后工业化社会风险，对于我们把握社会保障改革的脉络和动向有重要意义。在众多社 会改革理论中，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贝克把现代社会的风险同现代性和全 球化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将风险社会理论与福利国家危机联系起来，分析了风险社 会对个人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工业社会的风险是可预见的或者带有概率性的，可以用保险的方式 73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风险。贝克指出，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中自我孕育出来的风险有着很明显的社会化特征。 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相比，近现代风险有着根本性结构和特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类本身成为风险的主要 生产者。［5］ 具体而言，工业社会的风险是嵌入在工业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的。专业化的分工提高了人的经济价值，但 也增加了经济风险，经济制度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1825 年开始的及以后约每 10 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 使得经济制度风险逐渐占据社会风险的重要地位。1879 － 1888 年的 10 年间，英国最低的失业率为 2． 35% ， 最高达 10． 7% 。［6］同时，工业化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无产者，他们离开了土地和原住社区，被从社团的和超宗 教的安全中释放并进入到工业社会的世界，［7］一步一步地被个体化，失去土地和实物保障的人们转而寻求 货币化的经济保障，工业化所带来的失业、疾病、伤残以及退休都将使他们面临着临时的或永久的收入中断 风险。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现实世界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贫困问题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人类对风险的认识也在进步。正如贝克所说，“前工业社会中的无法计算的威胁( 瘟疫、饥荒、 自然灾难、战争) 在工具理性控制( 现代化过程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提倡这一点) 的发展之中被转换成为可 以以计算的风险”。［8］风险的精确计算催生出现代保险业，而将保险原理应用到社会生活风险领域，就是社 会保险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认识和应对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二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借着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纷纷建立起完备的福利国家 制度。19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福利国家达到成熟阶段，［9］经济繁荣、社会平等，充分就业。然而，1973 年 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滞胀”，暴露出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的风险和危机。由此，各国社会保障制度 也走向了基于福利国家危机和各自国情的调整时代。 ( 三) 后工业化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改革新动向 与工业化社会相比，后工业化社会出现了一些变化: 经济增长放缓且不确定性增强; 技术的发展使得制 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从而影响到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职业的稳定性; 经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大大 加强; 妇女劳动市场参与率提升，并要求有更多平等的机会。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风险，也就是 “人们现在面临的、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发生变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风险”。彼得·泰 勒 － 顾柏以欧洲福利国家为对象归纳了 4 种主要的新风险: ［10］第一，大多数妇女转而从事有偿工作，男人养 家的比例在下降，而新社会风险在最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 尤其是照顾儿童) 的较低层次的熟练女工中 最为尖锐; 第二，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数量的相对和绝对增长，都将涉及社会照顾、养老金和保健服务的成 本，而居家照顾的责任会影响到就业和收入，从而使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 第三，由技术发展和跨国竞争导致 的劳动市场变化加强了教育与就业的关联度，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有被社会排斥的风险; 第四，福利国家私 营服务扩张导致的消费者选择和国家监管的风险。这些风险则可能导致弱势群体风险的升级。 如何认识和应对后工业化社会风险，对于我们把握社会保障改革的脉络和动向有重要意义。在众多社 会改革理论中，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贝克把现代社会的风险同现代性和全 球化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将风险社会理论与福利国家危机联系起来，分析了风险社 会对个人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工业社会的风险是可预见的或者带有概率性的，可以用保险的方式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