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林》4/2008 色。如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学者一样,他认为在晚明时期,作为士绅和商人利益集中的结果,印刷 业通过削弱政府权威触发了政治变革。雕版印刷术正如古滕堡的机器一样,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根据周启荣的说法,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对更为宏大的世界书籍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从很大程 度上讲,此间中国书籍史背后昭示的政治变革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政治进程并无二致。周认为 当一个新的阶层—士商,也就是文人与商人身份合为一体的生意人,通过自己对经典的重新校注 挑战正统诠释而获得了政治和文化权力时,晚明的印刷繁荣就改造了中国的政治。在印刷品中提 出不同见解的同时,“士商就摧毁了皇帝和官僚机构在科考考场的统治地位,因而导致了阐 释权威所在的变化。他发现失意的落第举子发觉他们自己日益卷入了商业性出版事业之中,无 论是作为编辑、作者、评论者,还是批评家。周启荣认为,这些经验变成了文人们的部分“象征资 本”,“使他们可以将文学造诣转化为可出售的劳动力”。他也注意到这些人仍至少部分地停留在 体制之内,像多数人一样坚持着命运未卜的科举梦。因此,即使不断遇到挫折,他们仍热衷于政治。 他们的角色是颠覆性的,但并不全是敌对性的°。 周启荣的这本书令人振奋,可以激发学者更细致地将明末出版中的政治活动放在比较语境中 进行细致地研究。无论我们对他的结论赞同与否,这本书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和政治之间的 关系。周启荣有关印刷与政治的讨论能够与柯丽德对出版剧本中文人身份商业化的分析相媲美 柯丽德分析了文人的社会及文化角色的变迁,而周启荣所研究的各种科举考试教材和经典注疏,或 许正是表明这些变迁的严肃例证。周启荣认为,明末灿烂的文化背后另有一种政治维度,同时这些 政治活动与印刷出版相伴而生。尽管周启荣强调晚明出版业的颠覆性作用,但他却没有充分考察 大的政治背景。党争是明末另一种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与出版有联系么?这一时期的主要政 治事件还有诸如明朝的灭亡和满族的征服,它们与出版相关吗?最后清代的出版和政治之间互动 状况又是怎么样的?也许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力量的出现是对“交流循环酌的扭曲,无论轻重与 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即使国家不断寻求对印刷出版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仍有许多活动在 政府的影响之外 七结论 近来用英语出版的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势。 学界对商业和文化的研究兴趣不断上升,其关注的是扮演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的人物。晚期帝 国—准确的说是明末,有时被定义为近代早期,这便对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清代带来一些模糊的因 素。商业化的江南隐约地替代了整个帝国。在一些综合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使用了相同的轶事和 统计数字,这样一来,虽然这些轶事与统计数字范围广阔、数量庞大,但是总让这一领域看起来很局 促。当然,对于考察题目比较具体的研究来说,这倒不是个严重的问题。最近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 既明确又模糊了书籍史和朝代史之间的关系,对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与其考察明末 印刷是否有空前的的发展,看来不如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前后的历史。通过研究印刷出版的书籍或 是稿本在科举考场、商业市场、书院和边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将极大的丰富我们对宋代的社会、思 想生活和文化的了解。对于清代书籍史新的研究或许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晚期帝国时代,作为 ①就在周启荣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西方学术界关于印刷在西方社会政治变迁中所起作用的共识已经开始分化,可 以参阅艾德里安·约翰斯( Johns, Adrian)的著作, The Nature of the Boc: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从周启荣所引参考书目上看,他对不断变化的西方出版史研究领域非常熟悉,但是他的导言并没有 体现这一点。 ②周启荣对于“士上商的概念有些暧昧,是否应该把它理解为包括商人和经商的士人,还是专指绅商,或佯装做文人的 商人,以及在形象上和文人有些联系的商人等(见 Publishing,Cuue, and Powwer in Earlv Modern China,p.2)。 3 Chow, Publishing, Culn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97, 148 20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cnki.ner·18· 色。如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学者一样 ,他认为在晚明时期 ,作为士绅和商人利益集中的结果 ,印刷 业通过削弱政府权威触发了政治变革。雕版印刷术正如古滕堡的机器一样 ,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根据周启荣的说法 ,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对更为宏大的世界书籍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从很大程 度上讲 ,此间中国书籍史背后昭示的政治变革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政治进程并无二致 ①。周认为 , 当一个新的阶层 ———士商 ,也就是文人与商人身份合为一体的生意人 ,通过自己对经典的重新校注 挑战正统诠释而获得了政治和文化权力时 ,晚明的印刷繁荣就改造了中国的政治。在印刷品中提 出不同见解的同时 ,“士商 ”就摧毁了皇帝和官僚机构在“科考考场 ”中的统治地位 ,因而导致了阐 释权威所在的变化 ②。他发现 ,失意的落第举子发觉他们自己日益卷入了商业性出版事业之中 ,无 论是作为编辑、作者、评论者 ,还是批评家。周启荣认为 ,这些经验变成了文人们的部分“象征资 本 ”,“使他们可以将文学造诣转化为可出售的劳动力 ”。他也注意到这些人仍至少部分地停留在 体制之内 ,像多数人一样坚持着命运未卜的科举梦。因此 ,即使不断遇到挫折 ,他们仍热衷于政治。 他们的角色是颠覆性的 ,但并不全是敌对性的 ③。 周启荣的这本书令人振奋 ,可以激发学者更细致地将明末出版中的政治活动放在比较语境中 , 进行细致地研究。无论我们对他的结论赞同与否 ,这本书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和政治之间的 关系。周启荣有关印刷与政治的讨论能够与柯丽德对出版剧本中文人身份商业化的分析相媲美。 柯丽德分析了文人的社会及文化角色的变迁 ,而周启荣所研究的各种科举考试教材和经典注疏 ,或 许正是表明这些变迁的严肃例证。周启荣认为 ,明末灿烂的文化背后另有一种政治维度 ,同时这些 政治活动与印刷出版相伴而生。尽管周启荣强调晚明出版业的颠覆性作用 ,但他却没有充分考察 大的政治背景。党争是明末另一种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 ,这与出版有联系么 ?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 治事件还有诸如明朝的灭亡和满族的征服 ,它们与出版相关吗 ? 最后 ,清代的出版和政治之间互动 状况又是怎么样的 ? 也许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国家力量的出现是对“交流循环 ”的扭曲 ,无论轻重与 否 ,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即使国家不断寻求对印刷出版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 ,仍有许多活动在 政府的影响之外。 七 结论 近来用英语出版的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势。 学界对商业和文化的研究兴趣不断上升 ,其关注的是扮演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的人物。晚期帝 国 ———准确的说是明末 ,有时被定义为近代早期 ,这便对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清代带来一些模糊的因 素。商业化的江南隐约地替代了整个帝国。在一些综合研究中 ,不同的学者使用了相同的轶事和 统计数字 ,这样一来 ,虽然这些轶事与统计数字范围广阔、数量庞大 ,但是总让这一领域看起来很局 促。当然 ,对于考察题目比较具体的研究来说 ,这倒不是个严重的问题。最近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 既明确又模糊了书籍史和朝代史之间的关系 ,对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与其考察明末 印刷是否有空前的的发展 ,看来不如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前后的历史。通过研究印刷出版的书籍或 是稿本在科举考场、商业市场、书院和边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 ,将极大的丰富我们对宋代的社会、思 想生活和文化的了解。对于清代书籍史新的研究或许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晚期帝国 ”时代 ,作为 《史林 》 4 /2008 ① ② ③ 就在周启荣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 ,西方学术界关于印刷在西方社会政治变迁中所起作用的共识已经开始分化 ,可 以参阅艾德里安 ·约翰斯 (Johns, Adrian )的著作 , The Nature of the Book :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Making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1从周启荣所引参考书目上看 ,他对不断变化的西方出版史研究领域非常熟悉 ,但是他的导言并没有 体现这一点。 周启荣对于“士商 ”的概念有些暧昧 ,是否应该把它理解为包括商人和经商的士人 ,还是专指绅商 ,或佯装做文人的 商人 ,以及在形象上和文人有些联系的商人等 (见 Publishing ,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p12)。 Chow, Publishing ,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pp197, 148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