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网络分析者( Wellman1988)并不以个人(“节点”)之间的某些差别来定义社会 结构,而是以连线的模式即网络结构为基础来定义。简言之,网络组成了社会,并且人们假 设:这一网络结构决定个人一一“节点”一一在一个群体中的角色,不论这些角色是按互动 过程的纵剖面( interaction process profile)( Bales1950)还是按结构等价物( structural equivalence)(Burt1982)来定义的。这些下定义的步骤需要知道关于一个群体中所有可能 的两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知识,因此就必然被限制在相当小的群体中。7 在社会关系决定位置和和角色这一微观社会学假设中,隐含着另一个更有问题的假设, 即只有影响社会关系的位置和角色才是由社会互动所产生的。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一隐含的假 设对于实验室中的小群体是适用的,但即使在这里研究证据也说明它的不正确。例如,一项 关于陪审员的实验研究( Srodtbeck, James, Hawkins1985)发现,陪审员的职业和社会阶级 影响其成为陪审团主席,参与评议和对各种后实验的社会测量选择(如在某人自己的审判中 被选为陪审员)的可能性。这样,几乎毫无疑问地,社会结交在实验室里和在正常条件下都 受人们的社会位置及其经历的影响。 即使一个人在实验室外的位置对实验中的社会互动影响甚微,实验室外的影响的主要方 面无疑来自人们之间的差别、由这些差别和它们的关系以及社会关系造成的各种结构条件 当然会有一些反馈作用,因为各种群体的人口出生状况和迁移状况的差异从长远来看能够改 变人群构成,但某些人的行动,即使是非常强大的行动,也很少能够改变人群构成,当然种 族灭绝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这便是我反对下述观点的理由。这一观点以吉登斯和科尔曼为代表,他们认为在分析结 构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时需要通过分析人们的行动如何创造社会结构来加以补充。人群结构, 按照我的定义,并非由人群中的个体成员的有意的行动所造成,至少不是由现在的成员所造 成。诚然,影响现存人群结构的历史发展情况是过去的个人行动的结果,例如属于不同种族 群体和社会阶级的人的生育状况的差异。确实,整个国家的人群构成是千百万人结婚、生子、 迁徙等行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通常所指的个体行动者的行动,也不是有关结构对人们影响 和人们创造结构这两方面的互补性的假设 机会与限制 人群分布于其中的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是生活机会的来源地。它限定了人们占据各种位 置和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通过限定生活机会,人群结构既提供了这些机会同时又限 制了它们。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渴望从中获益的人数会超过机会的有效供给,这意味着很多 人将不得不选择非其所好的其它位置或社会关系 下面我们举例加以说明:如果医科学校招生名额少于申请入学的人数,那么一些申请者 便被迫寻找其它职业。当移入一个国家的年轻移民大多为男性时,他们便只好不顾自己的内 群偏好而娶一个不同国籍的女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比其它国家对专业人员有着更大的需 求,这增加了工业国中人们成为专业人员的机会。然而高度的期望无疑也增加了西方社会中 想要跻身于专业人员之列的人的数目,甚至超过了需求,以至于很多想成为专业人员的人不 得不另谋出路。一个宗教派别在一个城市中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小,其成员就越有可能同 教外的人结为秦晋,而弃自己与同教中人结婚的偏好于不顾。大量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如 Thomas 1951: Locke, Sabagh, Thomas 1957: Barnett 1962: Bealer, Willits, Bender 1963 )o8 结构性的机会和限制是互补的,9二者都可以被归结为可能性( probability)或期望的机 会( expected chances)。当然,机会结构并不决定一个既定的人最终呆在哪个位置或同谁交 往,但却可以决定该人群中的一个成员占据某些位置和拥有某些同伴的概率和可能性。个人 之间的差异决定着谁能获得自己喜欢的位置和建立自己喜欢的社会关系,但却不决定他们这 样做的概率。但是,宏观结构(和个体差异)可能的效果确实对人们的生活施加着真实的影 我们用一个人群分布其间的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来定义社会结构。虽然这一有关宏观结 构的定义看起来清楚地区分了在各个维度上占据社会位置的人和人所占据的位置,但上述对 机会的说明却混淆了人的分布与其位置的分布。10与某些同伴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和进入某 行业或得到一份工作机会,取决于人群结构的不同方面。 建立群体内关系的机会,例如,与和自己同一教门的人结婚的机会,取决于你所住地方3 但是，网络分析者（Wellman 1988）并不以个人（“节点”）之间的某些差别来定义社会 结构，而是以连线的模式即网络结构为基础来定义。简言之，网络组成了社会，并且人们假 设：这一网络结构决定个人——“节点”——在一个群体中的角色，不论这些角色是按互动 过程的纵剖面（interaction process profile）（Bales 1950）还是按结构等价物（structural equivalence）（Burt 1982）来定义的。这些下定义的步骤需要知道关于一个群体中所有可能 的两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知识，因此就必然被限制在相当小的群体中。7 在社会关系决定位置和和角色这一微观社会学假设中，隐含着另一个更有问题的假设， 即只有影响社会关系的位置和角色才是由社会互动所产生的。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一隐含的假 设对于实验室中的小群体是适用的，但即使在这里研究证据也说明它的不正确。例如，一项 关于陪审员的实验研究（Srodtbeck, James, Hawkins 1985）发现，陪审员的职业和社会阶级 影响其成为陪审团主席，参与评议和对各种后实验的社会测量选择（如在某人自己的审判中 被选为陪审员）的可能性。这样，几乎毫无疑问地，社会结交在实验室里和在正常条件下都 受人们的社会位置及其经历的影响。 即使一个人在实验室外的位置对实验中的社会互动影响甚微，实验室外的影响的主要方 面无疑来自人们之间的差别、由这些差别和它们的关系以及社会关系造成的各种结构条件。 当然会有一些反馈作用，因为各种群体的人口出生状况和迁移状况的差异从长远来看能够改 变人群构成，但某些人的行动，即使是非常强大的行动，也很少能够改变人群构成，当然种 族灭绝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这便是我反对下述观点的理由。这一观点以吉登斯和科尔曼为代表，他们认为在分析结 构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时需要通过分析人们的行动如何创造社会结构来加以补充。人群结构， 按照我的定义，并非由人群中的个体成员的有意的行动所造成，至少不是由现在的成员所造 成。诚然，影响现存人群结构的历史发展情况是过去的个人行动的结果，例如属于不同种族 群体和社会阶级的人的生育状况的差异。确实，整个国家的人群构成是千百万人结婚、生子、 迁徙等行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通常所指的个体行动者的行动，也不是有关结构对人们影响 和人们创造结构这两方面的互补性的假设。 机会与限制 人群分布于其中的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是生活机会的来源地。它限定了人们占据各种位 置和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通过限定生活机会，人群结构既提供了这些机会同时又限 制了它们。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渴望从中获益的人数会超过机会的有效供给，这意味着很多 人将不得不选择非其所好的其它位置或社会关系。 下面我们举例加以说明：如果医科学校招生名额少于申请入学的人数，那么一些申请者 便被迫寻找其它职业。当移入一个国家的年轻移民大多为男性时，他们便只好不顾自己的内 群偏好而娶一个不同国籍的女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比其它国家对专业人员有着更大的需 求，这增加了工业国中人们成为专业人员的机会。然而高度的期望无疑也增加了西方社会中 想要跻身于专业人员之列的人的数目，甚至超过了需求，以至于很多想成为专业人员的人不 得不另谋出路。一个宗教派别在一个城市中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小，其成员就越有可能同 教外的人结为秦晋，而弃自己与同教中人结婚的偏好于不顾。大量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如 Thomas 1951；Locke, Sabagh, Thomas 1957；Barnett 1962；Bealer, Willits, Bender 1963）。8 结构性的机会和限制是互补的，9二者都可以被归结为可能性（probability）或期望的机 会（expected chances）。当然，机会结构并不决定一个既定的人最终呆在哪个位置或同谁交 往，但却可以决定该人群中的一个成员占据某些位置和拥有某些同伴的概率和可能性。个人 之间的差异决定着谁能获得自己喜欢的位置和建立自己喜欢的社会关系，但却不决定他们这 样做的概率。但是，宏观结构（和个体差异）可能的效果确实对人们的生活施加着真实的影 响。 我们用一个人群分布其间的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来定义社会结构。虽然这一有关宏观结 构的定义看起来清楚地区分了在各个维度上占据社会位置的人和人所占据的位置，但上述对 机会的说明却混淆了人的分布与其位置的分布。10与某些同伴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和进入某 一行业或得到一份工作机会，取决于人群结构的不同方面。 建立群体内关系的机会，例如，与和自己同一教门的人结婚的机会，取决于你所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