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国家权力的“动静内外”四个方面的政策和决定，包括“根据 宪法”立法修宪，照例是不用《宪法》文本的事前支持的。半后 的认可和祝贺，则视革命和建设总路线的需要，确定范畴和提法。 例如一九九九年《宪法》修正案，学者建言汹汹，从“理顺党政 关系”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调研结束，却“只对需要修 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 非公有制经济；依法治国；追认一九九七年新《刑法》取消反革 命罪，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修宪工作，实际由党中央成立 的宪法修改小组主持(《人民口报》海外版2000.4.14，第4版)。 这祥，“根据宪法”四个字的意思，就跟上文说的“成熟”宪 政有所不同。宪法仅仅在统编教程里，才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 形成制度和法律”（许崇德编《中国宪法教程》，页16），从而吸引、 接纳并规范各种意识形态化的注释和挑战（详见下文）。在真实 常态的政法实践中，《先法》却远非“活”着的国家权力制度的基 本文本。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从业者和当事人通过信访、调解、诉 讼等化解纠纷的政法程序，寻求建构的规则与信条之母。于是顺 理成章，司法独立不包括违宪审查；法律上的表述，则是“依照 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删去了违宪审查的审判权，在理 论上还必须否认法院对任何部门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哪怕 有关法律明显违宪或相互冲突。因为司法解释的最终理据，必然 它没宪法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