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国的传统文化,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进行大 规模的直接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因此,西方在中国更需要不 仅在物质上,而且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表现其霸权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其攫取经 济利益铺路。这是与以往任何一次“亡国”或“亡天下”的民族危机都不同的新问题。可 能正是有感于此,李鸿章才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 多少察觉到了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重性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溃。“华夷之辨”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中 心观,是儒家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以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士大夫往往认为华 夏族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他们 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诸夷(即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贬称)皆是中国的属臣 应定期来朝拜。但鸦片战争后,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 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口号,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不以西方为对手,到不得不以西方为对手;从自 认为优于西方,到放下架子要学西方,这显然是传统“华夷之辨”旧观念开始破灭的征兆 同时,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才逐步形成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念,那种茫 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的中心,又是“天下”之“共主”的愚昧、陈腐观念亦开始破灭 严峻的现实是:惟我独尊的华夏文化非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恭维,反而摆在“落后” 的位置,被“洋人”所轻视,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震动和文化危机意识的确是创深而痛剧的。 二是儒学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表现为中学的步步 退缩,西学的步步紧逼,似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其突出表征是:儒学逐渐脱 离其中心位置,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 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鹜,顶礼之,膜拜之,与儒 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复,没有一个不表现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和对西学如痴如醉地学习与汲取。 相反,那些饱学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代的主流 儒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同儒学内部文化秩序的崩溃分不开。儒学的核心公式是“内 圣外王”,由“仁心”的内核向外层层扩展,最后为天下王。在这种内部秩序中,格物致知 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仅是修身的准备;经世致用是次要的,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教化而非 施政能力本身。但由魏源、龚自珍等在近代学术中首倡的“新经世致用”,重点却在“用” 与“器”之上。虽然儒家“本末”、“道器”的思考程序仍然在支配着士大夫们的头脑,但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越来越“本末倒置”,离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了。这些均是传统 文化秩序逐渐崩溃的象征 3、两次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景差异 为什么同是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势与明末清初时期竟有如此 之大的不同? 考其原委,乃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过程是与“西力东渐”过程相联系的, 与清朝相比,西方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 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 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 它首先体现为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 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瞬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 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 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同机器一般直观侵略国的传统文化，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进行大 规模的直接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因此，西方在中国更需要不 仅在物质上，而且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表现其霸权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其攫取经 济利益铺路。这是与以往任何一次“亡国”或“亡天下”的民族危机都不同的新问题。可 能正是有感于此，李鸿章才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 多少察觉到了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重性。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溃。“华夷之辨”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中 心观，是儒家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以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士大夫往往认为华 夏族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他们 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诸夷（即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贬称）皆是中国的属臣， 应定期来朝拜。但鸦片战争后，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 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口号，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不以西方为对手，到不得不以西方为对手；从自 认为优于西方，到放下架子要学西方，这显然是传统“华夷之辨”旧观念开始破灭的征兆。 同时，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才逐步形成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念，那种茫 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的中心，又是“天下”之“共主”的愚昧、陈腐观念亦开始破灭。 严峻的现实是：惟我独尊的华夏文化非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恭维，反而摆在“落后” 的位置，被“洋人”所轻视，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震动和文化危机意识的确是创深而痛剧的。 二是儒学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表现为中学的步步 退缩，西学的步步紧逼，似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其突出表征是：儒学逐渐脱 离其中心位置，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 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骛，顶礼之，膜拜之，与儒 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 复，没有一个不表现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和对西学如痴如醉地学习与汲取。 相反，那些饱学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代的主流。 儒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同儒学内部文化秩序的崩溃分不开。儒学的核心公式是“内 圣外王”，由“仁心”的内核向外层层扩展，最后为天下王。在这种内部秩序中，格物致知 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仅是修身的准备；经世致用是次要的，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教化而非 施政能力本身。但由魏源、龚自珍等在近代学术中首倡的“新经世致用”，重点却在“用” 与“器”之上。虽然儒家“本末”、“道器”的思考程序仍然在支配着士大夫们的头脑，但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越来越“本末倒置”，离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了。这些均是传统 文化秩序逐渐崩溃的象征。 3、两次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景差异 为什么同是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势与明末清初时期竟有如此 之大的不同？ 考其原委，乃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过程是与“西力东渐”过程相联系的， 与清朝相比，西方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 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 18 世纪工业革 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 它首先体现为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 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瞬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 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 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同机器一般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