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近代以降,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加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日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无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是经济、政治 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综合反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始于晚清,中经“五四”而全方位推 进,至今也未最终完成。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始终是文化现代化的中心论题,也是今天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得不深人思考的问题 本章将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现 代化的各种模式与论争,以及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当代走向问题。 、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 (一)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 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现代化又是一个连续不 断的长过程。大体说来,它发源于16世纪的欧洲,中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向全世界传播, 直持续到今天也未停止。尽管现代化有种种不同的模式,比如最起码就有资本主义模式 和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这一历史过程又存在某些基本的共同特点:机械化、自动化、专业 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分工复杂:教育 的高度普及: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发展的趋势:个人自主性和理性 思想的增强,等等。而对这一历史进程所作的专门性、系统性阐释和探索,形成所谓现代 化理论 二)文化现代化的内涵 文化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贯穿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 社会现代化的各层面。作为一个自西祖东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现代化的诸特征主要是从西 方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在文化意义上,现代性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价值体系的分化 第二,伴随着这种分化的,是传统主义与文化创造的自主性的对抗,并形成传统,反 传统,文化、科学自主三极文化力量。文化精英、文化组织与活动,大多围绕这三极而发 第三,教育的普及与世俗化、专门化,信息媒介的扩展,社会沟通与交往的扩大 第四,在文化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于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重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 播,认为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强调发挥人的创造性:在伦理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人 的情感的自我表现,突出个性的培养与塑造,强调人的尊严和兴趣的广泛发展 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文化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 而言,既是对传统的离异,又是对传统的回归:离异中间有回归,回归中间有离异。讨论 文化现代化问题,必须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怀 疑和否定,文化现代化问题就无从发生。观念的变革往往先于制度的变革,可以说现代化 发生的最先标志是在文化领域,而最终达于完成的标志,也在文化领域,物质的现代化、 制度的现代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现代化,落实到整体文化形态的脱胎换骨。 然而,强调现代文化对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否定,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化可以脱离传统而 发展。不管承认与否,传统文化始终在制约、影响着现代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 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有时候,最现代化的观
第八讲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近代以降，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加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日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无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是经济、政治、 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综合反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始于晚清，中经“五四”而全方位推 进，至今也未最终完成。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始终是文化现代化的中心论题，也是今天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得不深人思考的问题。 本章将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现 代化的各种模式与论争，以及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当代走向问题。 一、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 （一）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 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现代化又是一个连续不 断的长过程。大体说来，它发源于 16 世纪的欧洲，中经 18 世纪工业革命而向全世界传播， 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未停止。尽管现代化有种种不同的模式，比如最起码就有资本主义模式 和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这一历史过程又存在某些基本的共同特点：机械化、自动化、专业 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分工复杂；教育 的高度普及；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发展的趋势；个人自主性和理性 思想的增强，等等。而对这一历史进程所作的专门性、系统性阐释和探索，形成所谓现代 化理论。 （二）文化现代化的内涵 文化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贯穿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 社会现代化的各层面。作为一个自西祖东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现代化的诸特征主要是从西 方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在文化意义上，现代性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价值体系的分化； 第二，伴随着这种分化的，是传统主义与文化创造的自主性的对抗，并形成传统，反 传统，文化、科学自主三极文化力量。文化精英、文化组织与活动，大多围绕这三极而发 展； 第三，教育的普及与世俗化、专门化，信息媒介的扩展，社会沟通与交往的扩大； 第四，在文化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于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重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 播，认为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强调发挥人的创造性；在伦理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人 的情感的自我表现，突出个性的培养与塑造，强调人的尊严和兴趣的广泛发展。 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文化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 而言，既是对传统的离异，又是对传统的回归；离异中间有回归，回归中间有离异。讨论 文化现代化问题，必须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怀 疑和否定，文化现代化问题就无从发生。观念的变革往往先于制度的变革，可以说现代化 发生的最先标志是在文化领域，而最终达于完成的标志，也在文化领域，物质的现代化、 制度的现代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现代化，落实到整体文化形态的脱胎换骨。 然而，强调现代文化对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否定，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化可以脱离传统而 发展。不管承认与否，传统文化始终在制约、影响着现代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 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有时候，最现代化的观
念也难免借用传统文化的某些形式,这是文化具有内在继承性的明证。因此,文化的现代 化,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转化,是传统在现代的再生 (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 落实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个回避不了的主题,便是西学与中学或西方文化与中国 文化的冲突。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起点与中心,近代中国处于现代化的边缘,于是,文化 冲突中一种“西向”或“西进”的趋向是无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通常所说的 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通病,是太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忽略 了二者的相互吸纳与融合。事实上,从长过程来看,中西文化双方在巨大的冲突中,也存 在着各个层面上的融合,尤其是中国文化一方,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吸取近代西方文明的 长处而使自身得以更新。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民族反省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刀光剑影和血 与泪的过程,不过,中华民族毕竞迈出了这一步,而且至今还在持续进行民族文化的更新。 这并非一个民族软弱的标志,而恰是一个民族有自信和有希望的象征 当然,尽管有文化的融合事实存在,中西文化在近代的冲突却仍然是中国文化现代化 过程的起点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西方的挑战与中国文化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道家、佛家辅之的比较稳定的 形态: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大陆农耕环境之中,且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 地位,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和相对稳定的特征,无法从文化内部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虽然明清时期曾经由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掀起了一股具有反叛意味的启蒙 思潮,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从根本上讲,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并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原有的基本框架仍然被维持 1、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开始了早期的接触,主要由利玛窦等耶稣会 士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也一起传人中国。如利玛窦便同中国士人徐光 启一道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等科技著作译成中文。明清之际200年间,耶稣会士在 中国共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 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占总数的30%,总体上是以宗教和自然科学知识的 介绍为主。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 当时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逆向的“东学西渐”,耶稣会士不断地而且是带有 几分惊奇地把中国古老文明介绍给欧洲大陆。并且当时的西学传播还仅限于京城及沿海几 个为数有限的城市,其对象也主要是少数比较开明的士大夫。 2、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强大挑战和冲击,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 的失败,西方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随之大量涌入,中国传统 文化的危机也随之发生 爆发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场殖民主义战争, 引起的中华民族的危机极为深刻—一她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的民 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解体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 传统文化的全面危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的 危机,中西文化之间的竞争构成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是要破坏被
念也难免借用传统文化的某些形式，这是文化具有内在继承性的明证。因此，文化的现代 化，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转化，是传统在现代的再生。 （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 落实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个回避不了的主题，便是西学与中学或西方文化与中国 文化的冲突。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起点与中心，近代中国处于现代化的边缘，于是，文化 冲突中一种“西向”或“西进”的趋向是无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通常所说的 “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通病，是太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忽略 了二者的相互吸纳与融合。事实上，从长过程来看，中西文化双方在巨大的冲突中，也存 在着各个层面上的融合，尤其是中国文化一方，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吸取近代西方文明的 长处而使自身得以更新。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民族反省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刀光剑影和血 与泪的过程，不过，中华民族毕竟迈出了这一步，而且至今还在持续进行民族文化的更新。 这并非一个民族软弱的标志，而恰是一个民族有自信和有希望的象征。 当然，尽管有文化的融合事实存在，中西文化在近代的冲突却仍然是中国文化现代化 过程的起点。 二、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 西方的挑战与中国文化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道家、佛家辅之的比较稳定的 形态；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大陆农耕环境之中，且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 地位，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和相对稳定的特征，无法从文化内部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虽然明清时期曾经由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掀起了一股具有反叛意味的启蒙 思潮，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从根本上讲，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并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原有的基本框架仍然被维持。 1、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开始了早期的接触，主要由利玛窦等耶稣会 士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也一起传人中国。如利玛窦便同中国士人徐光 启一道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等科技著作译成中文。明清之际 200 年间，耶稣会士在 中国共译著西书凡 437 种，其中纯宗教书籍 251 种，占总数的 57%；人文科学书籍 55 种， 占总数的 13%；自然科学书籍 131 种，占总数的 30%，总体上是以宗教和自然科学知识的 介绍为主。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 当时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逆向的“东学西渐”，耶稣会士不断地而且是带有 几分惊奇地把中国古老文明介绍给欧洲大陆。并且当时的西学传播还仅限于京城及沿海几 个为数有限的城市，其对象也主要是少数比较开明的士大夫。 2、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强大挑战和冲击，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 的失败，西方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随之大量涌入，中国传统 文化的危机也随之发生。 爆发于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场殖民主义战争， 引起的中华民族的危机极为深刻——她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 的民 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解体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 传统文化的全面危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的 危机，中西文化之间的竞争构成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是要破坏被
侵略国的传统文化,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进行大 规模的直接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因此,西方在中国更需要不 仅在物质上,而且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表现其霸权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其攫取经 济利益铺路。这是与以往任何一次“亡国”或“亡天下”的民族危机都不同的新问题。可 能正是有感于此,李鸿章才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 多少察觉到了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重性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溃。“华夷之辨”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中 心观,是儒家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以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士大夫往往认为华 夏族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他们 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诸夷(即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贬称)皆是中国的属臣 应定期来朝拜。但鸦片战争后,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 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口号,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不以西方为对手,到不得不以西方为对手;从自 认为优于西方,到放下架子要学西方,这显然是传统“华夷之辨”旧观念开始破灭的征兆 同时,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才逐步形成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念,那种茫 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的中心,又是“天下”之“共主”的愚昧、陈腐观念亦开始破灭 严峻的现实是:惟我独尊的华夏文化非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恭维,反而摆在“落后” 的位置,被“洋人”所轻视,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震动和文化危机意识的确是创深而痛剧的。 二是儒学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表现为中学的步步 退缩,西学的步步紧逼,似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其突出表征是:儒学逐渐脱 离其中心位置,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 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鹜,顶礼之,膜拜之,与儒 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复,没有一个不表现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和对西学如痴如醉地学习与汲取。 相反,那些饱学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代的主流 儒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同儒学内部文化秩序的崩溃分不开。儒学的核心公式是“内 圣外王”,由“仁心”的内核向外层层扩展,最后为天下王。在这种内部秩序中,格物致知 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仅是修身的准备;经世致用是次要的,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教化而非 施政能力本身。但由魏源、龚自珍等在近代学术中首倡的“新经世致用”,重点却在“用” 与“器”之上。虽然儒家“本末”、“道器”的思考程序仍然在支配着士大夫们的头脑,但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越来越“本末倒置”,离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了。这些均是传统 文化秩序逐渐崩溃的象征 3、两次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景差异 为什么同是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势与明末清初时期竟有如此 之大的不同? 考其原委,乃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过程是与“西力东渐”过程相联系的, 与清朝相比,西方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 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 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 它首先体现为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 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瞬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 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 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同机器一般直观
侵略国的传统文化，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进行大 规模的直接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因此，西方在中国更需要不 仅在物质上，而且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表现其霸权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其攫取经 济利益铺路。这是与以往任何一次“亡国”或“亡天下”的民族危机都不同的新问题。可 能正是有感于此，李鸿章才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 多少察觉到了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重性。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溃。“华夷之辨”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中 心观，是儒家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以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士大夫往往认为华 夏族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他们 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诸夷（即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贬称）皆是中国的属臣， 应定期来朝拜。但鸦片战争后，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 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口号，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不以西方为对手，到不得不以西方为对手；从自 认为优于西方，到放下架子要学西方，这显然是传统“华夷之辨”旧观念开始破灭的征兆。 同时，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才逐步形成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念，那种茫 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的中心，又是“天下”之“共主”的愚昧、陈腐观念亦开始破灭。 严峻的现实是：惟我独尊的华夏文化非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恭维，反而摆在“落后” 的位置，被“洋人”所轻视，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震动和文化危机意识的确是创深而痛剧的。 二是儒学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表现为中学的步步 退缩，西学的步步紧逼，似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其突出表征是：儒学逐渐脱 离其中心位置，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 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骛，顶礼之，膜拜之，与儒 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 复，没有一个不表现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和对西学如痴如醉地学习与汲取。 相反，那些饱学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代的主流。 儒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同儒学内部文化秩序的崩溃分不开。儒学的核心公式是“内 圣外王”，由“仁心”的内核向外层层扩展，最后为天下王。在这种内部秩序中，格物致知 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仅是修身的准备；经世致用是次要的，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教化而非 施政能力本身。但由魏源、龚自珍等在近代学术中首倡的“新经世致用”，重点却在“用” 与“器”之上。虽然儒家“本末”、“道器”的思考程序仍然在支配着士大夫们的头脑，但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越来越“本末倒置”，离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了。这些均是传统 文化秩序逐渐崩溃的象征。 3、两次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景差异 为什么同是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势与明末清初时期竟有如此 之大的不同？ 考其原委，乃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过程是与“西力东渐”过程相联系的， 与清朝相比，西方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 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 18 世纪工业革 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 它首先体现为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 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瞬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 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 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同机器一般直观
感受到的组织力。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 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来,使工业化意义上的西方化是无可避免的了。从“西力与西学” 的关系来看,西学是以西力为其基础和载体的,“学”往往借助于“力”而开辟其传播渠道。 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实要靠西力一一武力和经济实力的综合来加以证明,而后才能为中国 士人所折服。单这一历史过程就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总之,正是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 的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即“西学”)融汇成一股气势磅礴、无 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 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 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根本由来 (二)近代中国文化的三层次演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 的转型相一致的,是这一大过渡过程的产物与体现。在近代变革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和文 化至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转型,存在三个层次的变革 是物质层面的转型。它包括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李 鸿章等所倡导的“开铁矿、制船炮”的洋务运动,再到私人民间企业的创办,各类事业开 发活动的兴起。 二是制度层面的转型。它始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 和关键,即是将工艺-科技的物质层面改革推向改造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深层次 是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千年儒学文化传统的国 度,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和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孔不入,因此,深层文化心理 结构的变革极为困难。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了冲击和改变中国人文化观 念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发展又是缓慢和曲折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才于根本的政治革命之外,发生了较为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从发生次序和内在逻辑关系看,上述经济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转型和变革,系一种层 层递进、步步深入的过程,它与西学东渐的轨迹大致重合。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三方 面的转型和变革往往又交错重叠,很难清楚划分开来。并不是说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方 面的转型和变革,而是说在某一阶段中某一层面的转型和变革居于主导地位。如果从大文 化视角加以观察,三个层面的变革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整体演变历程,三方面 缺一不可。近代产业发展不充分和思想启蒙的不彻底,已使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吃尽苦头, 得而复失。反过来,政治革命的失败,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障碍重重,民主启蒙更加 难以进行。那种看来形似“补课”的历史回复,似乎正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映出文化转型 在三层次变革的均衡、互补中螺旋式推进。 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近现代文化重建的过程 (三)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是什么原因促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的中国传 统文化,在近代经过不到100年时间,就大体上转变成为了近代型文化的呢? 1、西方文化的冲击 冲击一一反应”论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外部动因的代表理论,它认为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 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
感受到的组织力。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 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来，使工业化意义上的西方化是无可避免的了。从“西力与西学” 的关系来看，西学是以西力为其基础和载体的，“学”往往借助于“力”而开辟其传播渠道。 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实要靠西力——武力和经济实力的综合来加以证明，而后才能为中国 士人所折服。单这一历史过程就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总之，正是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 的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即“西学”）融汇成一股气势磅礴、无 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 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 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根本由来。 （二）近代中国文化的三层次演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 的转型相一致的，是这一大过渡过程的产物与体现。在近代变革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和文 化至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转型，存在三个层次的变革： 一是物质层面的转型。它包括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李 鸿章等所倡导的“开铁矿、制船炮”的洋务运动，再到私人民间企业的创办，各类事业开 发活动的兴起。 二是制度层面的转型。它始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 和关键，即是将工艺-科技的物质层面改革推向改造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深层次。 三是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千年儒学文化传统的国 度，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和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孔不入，因此，深层文化心理 结构的变革极为困难。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了冲击和改变中国人文化观 念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发展又是缓慢和曲折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才于根本的政治革命之外，发生了较为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从发生次序和内在逻辑关系看，上述经济-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转型和变革，系一种层 层递进、步步深入的过程，它与西学东渐的轨迹大致重合。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三方 面的转型和变革往往又交错重叠，很难清楚划分开来。并不是说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方 面的转型和变革，而是说在某一阶段中某一层面的转型和变革居于主导地位。如果从大文 化视角加以观察，三个层面的变革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整体演变历程，三方面 缺一不可。近代产业发展不充分和思想启蒙的不彻底，已使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吃尽苦头， 得而复失。反过来，政治革命的失败，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障碍重重，民主启蒙更加 难以进行。那种看来形似“补课”的历史回复，似乎正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映出文化转型 在三层次变革的均衡、互补中螺旋式推进。 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近现代文化重建的过程。 （三）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是什么原因促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的中国传 统文化，在近代经过不到 100 年时间，就大体上转变成为了近代型文化的呢？ 1、西方文化的冲击 “冲击——反应”论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外部动因的代表理论，它认为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 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
国文化转型的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缓 慢发展的,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从经济到政治再到观念的三层次演进, 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冲击一一反应”理论充分 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促成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 中的历史性作用。但是,这种理论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 用,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 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 化的历程和动因 2、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之时,一面对西方 文化进行顽固的拒斥,显示出惰性:另一方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 沟通、相衔接的富有活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富有活力的因素中,比较重 要的有 (1)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就提倡一种积极用世的 精神,后世儒家继承了这种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但在不同时 期、不同学派中,经世精神也有强弱显隐的不同。以清代为例,清初学风朴实,富于经世 精神:中期乾嘉时,由于统治阶级严厉钳制言论,知识分子只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故 纸堆中,致使经世精神隐而不彰: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经衰落,统治阶级对社会舆论 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社会问题丛生,于是经世思想再次抬头,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 会思潮。著名学者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都是讲究 经世学问的。他们致力于研究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稍晚 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讲究经世之学。在经世思想的支配下,魏源提出“师夷长 技”的主张,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造 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对于魏源、曾国藩等人来说,把研究中国的实学扩及到研究西方 的实学,乃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 (2)变易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变易思想。《易经》就是一部专门讲“变易”哲学的著 作,它通过八卦推演,阐明了万物都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道理,对 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中国人在鼓吹改革、变法时常常引用古代变易思想作为根据。康有 为把《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至,他说:“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 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放新为生 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维 新派还把传统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 康有为的“三世”说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在他那部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中,也可以看到中西变易进化思想的奇妙结合。 (3)民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直 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和发展,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君主专 制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使之具有了某些近代启蒙 思想的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并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改良派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的“微言大义”时说,君主不
国文化转型的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缓 慢发展的，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从经济到政治再到观念的三层次演进， 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冲击——反应”理论充分 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促成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 中的历史性作用。但是，这种理论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 用，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 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 化的历程和动因。 2、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之时，一面对西方 文化进行顽固的拒斥，显示出惰性；另一方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 沟通、相衔接的富有活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富有活力的因素中，比较重 要的有： （1）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就提倡一种积极用世的 精神，后世儒家继承了这种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但在不同时 期、不同学派中，经世精神也有强弱显隐的不同。以清代为例，清初学风朴实，富于经世 精神；中期乾嘉时，由于统治阶级严厉钳制言论，知识分子只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故 纸堆中，致使经世精神隐而不彰；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经衰落，统治阶级对社会舆论 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社会问题丛生，于是经世思想再次抬头，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 会思潮。著名学者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都是讲究 经世学问的。他们致力于研究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稍晚 一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讲究经世之学。在经世思想的支配下，魏源提出“师夷长 技”的主张，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造 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对于魏源、曾国藩等人来说，把研究中国的实学扩及到研究西方 的实学，乃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 （2）变易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变易思想。《易经》就是一部专门讲“变易”哲学的著 作，它通过八卦推演，阐明了万物都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道理，对 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中国人在鼓吹改革、变法时常常引用古代变易思想作为根据。康有 为把《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至，他说：“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 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放新为生 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维 新派还把传统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 康有为的“三世”说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在他那部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中，也可以看到中西变易进化思想的奇妙结合。 （3）民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直 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和发展，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君主专 制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使之具有了某些近代启蒙 思想的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并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改良派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的“微言大义”时说，君主不
是什么“天子”,而是民众的一员;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赋予的;君主不是民众的主 人,而是民众的仆人,君主是受民众的委托。受民众的聘雇而为民众服务的。康有为的解 释很明显地受到了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君主产生于处 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因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 资产阶级还尽量利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来为排满革命服务。革命派孙中山对民本思想 的继承和发挥众所周知。国粹派也极力推崇古代那些有异端思想的“在野君子”,尤其是明 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刘师培在 《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就曾广泛地援引这些学者的言论,阐发其中的民主因素,宣传 主权在民和法治思想。经过国粹派的阐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在20世纪初年得 到了发扬,它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殷周时起就是一个融会了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与欧 洲中世纪文化相比更具有涵摄性和包容性。因此,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如科 技思想、民主思想,以及五四以后传人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 到接洽点,被吸收到不断发展更新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去,这是西方先进文化能够在中国传 播、生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还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它们都在 近代文化变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或有重要发展。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 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 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 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4)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不再是原始的萌芽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 代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逐步发展,资产阶级随之产生并逐渐成长,它要求创造和发展为它 服务的新文化,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上壤之中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近代社会 发展的需要。这就使传统文化产生了危机,并不得不向近代转型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挽救民 族危机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 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 它的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都是围绕着 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倒“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 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的选 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以输入的西学为例,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进化论(即 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以生存竞争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是一种为殖民者扩张 服务的反动理论),它一传入中国,就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 人的民族意识,并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再如自由学说,在西方是讲基于个人财产 基础上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力,而在中国则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民族的独 立自主,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宜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 意志,相反倒要强调个人服从、个人牺牲。因此,在近代中国,个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一直 很淡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意识曾流行一时,但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反帝反封建 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高潮中了
是什么“天子”，而是民众的一员；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赋予的；君主不是民众的主 人，而是民众的仆人，君主是受民众的委托。受民众的聘雇而为民众服务的。康有为的解 释很明显地受到了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君主产生于处 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因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 资产阶级还尽量利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来为排满革命服务。革命派孙中山对民本思想 的继承和发挥众所周知。国粹派也极力推崇古代那些有异端思想的“在野君子”，尤其是明 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刘师培在 《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就曾广泛地援引这些学者的言论，阐发其中的民主因素，宣传 主权在民和法治思想。经过国粹派的阐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在 20 世纪初年得 到了发扬，它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殷周时起就是一个融会了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与欧 洲中世纪文化相比更具有涵摄性和包容性。因此，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如科 技思想、民主思想，以及五四以后传人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 到接洽点，被吸收到不断发展更新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去，这是西方先进文化能够在中国传 播、生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还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它们都在 近代文化变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或有重要发展。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 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 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 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4）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不再是原始的萌芽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 代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逐步发展，资产阶级随之产生并逐渐成长，它要求创造和发展为它 服务的新文化，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上壤之中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近代社会 发展的需要。这就使传统文化产生了危机，并不得不向近代转型。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挽救民 族危机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 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 它的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都是围绕着 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倒“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 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的选 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以输入的西学为例，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进化论（即 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以生存竞争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是一种为殖民者扩张 服务的反动理论），它一传入中国，就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 人的民族意识，并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再如自由学说，在西方是讲基于个人财产 基础上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力，而在中国则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民族的独 立自主，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宜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 意志，相反倒要强调个人服从、个人牺牲。因此，在近代中国，个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一直 很淡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意识曾流行一时，但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反帝反封建 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高潮中了
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大约每经过 20-30年时间,中国就要更迭和流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求强求富的洋务思潮-主要是要求 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潮-主要是追求个性解决的思潮-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改 造,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因此它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根本动力 与它相比,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还是次要原因 (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与论争 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发生过多次文化论。近代思 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流行于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 西方的物质文化,以之为“用”,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以之为“体”,前者 为后者服务。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就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 之道。”这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模式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洋务 派是主张变革的,站在其对立面的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顽固派根本拒绝西学,在这样 的背景下,也只有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才有可能部分地引进西学 “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在于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儒学的基本 体系就是孔子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 自我道德人格,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 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是“治世事”之学。在“内圣外王”的结构中,“内 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只有先完成“内圣”,才能推及而实现“外王”。“内圣”和 “外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体”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二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 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 现的,二者即统一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通经致用”;第二,通过“修己” 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洋 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也有 一些重要的不同。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中 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换言之,“修己”可以通过“中学 “通经”来实现,“事功”则要通过“西学”来实现,“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 第二,由于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已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 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于是,儒家经典已 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 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 性的进步。 但当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人第二个层面一一制度层面,要求改变 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一一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时候,“中 体西用”论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因为它正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其进步 性是有限的。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就已不再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了,而成为 股逆流,不断遭到批判。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还不时兴起波澜,20世纪20年代出 现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 儒家,实质上都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者
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大约每经过 20－30 年时间，中国就要更迭和流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求强求富的洋务思潮-主要是要求 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潮-主要是追求个性解决的思潮-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改 造，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因此它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根本动力， 与它相比，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还是次要原因。 （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与论争 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发生过多次文化论。近代思 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流行于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 西方的物质文化，以之为“用”，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以之为“体”，前者 为后者服务。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就说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 之道。”这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模式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洋务 派是主张变革的，站在其对立面的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顽固派根本拒绝西学，在这样 的背景下，也只有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才有可能部分地引进西学。 “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在于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儒学的基本 体系就是孔子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 自我道德人格，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 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是“治世事”之学。在“内圣外王”的结构中，“内 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只有先完成“内圣”，才能推及而实现“外王”。“内圣”和 “外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体”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二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 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 现的，二者即统一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通经致用”；第二，通过“修己” 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洋 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也有 一些重要的不同。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中 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换言之，“修己”可以通过“中学” ——“通经”来实现，“事功”则要通过“西学”来实现，“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 第二，由于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已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 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于是，儒家经典已 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 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 性的进步。 但当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人第二个层面——制度层面，要求改变 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时候， “中 体西用”论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因为它正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其进步 性是有限的。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就已不再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了，而成为一 股逆流，不断遭到批判。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还不时兴起波澜，20 世纪 20 年代出 现的“东方文化派”，30 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 儒家，实质上都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者
2、“中国本位文化”论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 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本位文化” 论的核心观点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就是建设新文化 的依据,也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准则。具体说就是“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 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应该的,但当吸收其所当吸收……吸收 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如何具体判定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呢?本位文 化派是这样回答的:现在西方世界有三套文化,即英美的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 的共产主义,而这三者均不合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第四套文化”。什么是“第四套 文化”呢?《宣言》的后台陈立夫说:“‘将我国固有之道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之 物质科学迎头赶上’二语,实足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也。”这一方针原来就是“中体 西用”论的翻版。在这种文化建构中,没有给民主主义留下任何地位,所谓“此题,时此 地的需要”云云,说穿了,不过是适应蒋介石的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罢了。 对于“本位文化”论的实质,胡适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过 是“中体西用”论“最新式的化装”,讥讽《宣言》的作者们把“中国本位”解释为“此时 此地的需要”,而何健、陈济棠等军阀,一面从西方购买“最新模特儿”的飞机大炮,一面 又在提倡“读经祀孔”,这也正是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而建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 3、“全盘西化”论 针对20一3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等的文化保守主义模式,胡 适于1929年首次提出“全盘西化”论,后又于30年代改为“充分世界化”。这两个词在胡 适和其他西化论者那里是通用的 胡适在论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时指出:凡是一种文明必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 个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 人类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 上”。胡适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是建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筑在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要想在物质文明方面仿效西 方,就必须在精神文明方面也仿效西方,即不但在“机械”上,而且在“政治社会道德” 上仿效西方。另一位“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说:“文化本身是分开不得,所以它所表现出 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设使因为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何一方面,则 他方面也受其影响,他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 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种系统,而他 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这就是说,要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须全盘接受,不能有所 区分和选择。由此可见,“全盘西化”论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热 烈追求,具有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它在理论上的合 理因素主要是分析了文化的整合性,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 然而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整合性,把它看成是机械的统一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不符 合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实际。首先,在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家的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 直都是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并没有全盘西化;其次,虽然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就有 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但它们也不是完全同步发展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文 明)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转过来给予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巨大影响。因此 人类文化的发展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主要表现为物质文化的进步,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则主要 表现为精神文化的进步,二者表现为辩证的、动态的统一,而不是机械的、静态的统 在两个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时,一个民族总是根据自己物质文明发展的水平去吸收 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于是就表现出文化的选择性来。在近代,中西文化发生撞击时,中国
2、“中国本位文化”论 1935 年 1 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 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本位文化” 论的核心观点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就是建设新文化 的依据，也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准则。具体说就是“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 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应该的，但当吸收其所当吸收……吸收 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如何具体判定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呢？本位文 化派是这样回答的：现在西方世界有三套文化，即英美的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 的共产主义，而这三者均不合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第四套文化”。什么是“第四套 文化”呢？《宣言》的后台陈立夫说：“‘将我国固有之道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之 物质科学迎头赶上’二语，实足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也。”这一方针原来就是“中体 西用”论的翻版。在这种文化建构中，没有给民主主义留下任何地位，所谓“此题，时此 地的需要”云云，说穿了，不过是适应蒋介石的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罢了。 对于“本位文化”论的实质，胡适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过 是“中体西用”论“最新式的化装”，讥讽《宣言》的作者们把“中国本位”解释为“此时 此地的需要”，而何健、陈济棠等军阀，一面从西方购买“最新模特儿”的飞机大炮，一面 又在提倡“读经祀孔”，这也正是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而建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 3、“全盘西化”论 针对 20－30 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等的文化保守主义模式，胡 适于 1929 年首次提出“全盘西化”论，后又于 30 年代改为“充分世界化”。这两个词在胡 适和其他西化论者那里是通用的。 胡适在论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时指出：凡是一种文明必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 个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 人类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 上”。胡适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是建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筑在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要想在物质文明方面仿效西 方，就必须在精神文明方面也仿效西方，即不但在“机械”上，而且在“政治社会道德” 上仿效西方。另一位“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说：“文化本身是分开不得，所以它所表现出 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设使因为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何一方面，则 他方面也受其影响，他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 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种系统，而他 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这就是说，要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须全盘接受，不能有所 区分和选择。由此可见，“全盘西化”论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热 烈追求，具有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它在理论上的合 理因素主要是分析了文化的整合性，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 然而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整合性，把它看成是机械的统一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不符 合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实际。首先，在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家的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 一直都是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并没有全盘西化；其次，虽然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就有 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但它们也不是完全同步发展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文 明）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转过来给予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巨大影响。因此， 人类文化的发展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主要表现为物质文化的进步，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则主要 表现为精神文化的进步，二者表现为辩证的、动态的统一，而不是机械的、静态的统一。 在两个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时，一个民族总是根据自己物质文明发展的水平去吸收 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于是就表现出文化的选择性来。在近代，中西文化发生撞击时，中国
和西方不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中国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首先认识到自己落后并需要 吸收的是西方的物质文化,而当中国的近代物质文化有了一定基础时,才能进而认识和吸 收西方的精神文化。这就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来,而不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 排拒。 “全盘西化”论的错误在于在强调时代性时,却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在近代,西方 文化是先进的,是时代文化的主潮: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尚处于“古典时代”,中国应该也 必须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应该也必须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 统,全面认同西方文化。一个独立的民族,它不仅具有人种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学 上的意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同民族的文化是难分轩轻的,它们均适应了各民族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民族文化, 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都是经过长期 的历史沉积而形成的,它们虽然也发生缓慢的变化,但具有不可割断的历史继承性。中国 传统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不是任何人、任何外来力量所能割断的。就是胡适本人,实 际上也终生徜徉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并为整理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事实对于 “全盘西化”论者颇有讽刺意味 4、新民主主义论 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的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 收获是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新文化 1936年6月,鲁迅和茅盾、冯雪峰商议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这是一个发展新文学的口号,同样也具有一般的文化学意义。这里已谈到文学的民族性和 大众性问题,鲁迅并且指出这个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稍后,1937年,陈伯达 张申府、胡绳等倡导“新启蒙运动”。他们明确主张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而这个新 文化应该是以科学的方法即“唯物、客观、辩证、解析”的方法总结和继承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科学和民主传统。并且提出:“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有些民族 性。”这样,新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就更明确了。1940年1月,张闻天(洛甫)在陕甘宁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 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并且说这 四项是有机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也是在1940年的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 新民主主义文化,说它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比较一下,毛泽东的提法比张 闻天的少了一个“民主的”,不过毛泽东在解释“大众的”含义时,说大众的“即是民主的”。 因此两人的提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具体指出:所谓民族的,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 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首 要任务——挽救民族危机、维护民族独立而服务。其实,这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 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根本任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就是中国近代新 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另一层含义是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 这是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具有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又包括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交流 中的民族主体意识。毛泽东对于后者特别作了详细论述。他写道:“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 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人们对于食物一样 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 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文化民族性的
和西方不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中国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首先认识到自己落后并需要 吸收的是西方的物质文化，而当中国的近代物质文化有了一定基础时，才能进而认识和吸 收西方的精神文化。这就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来，而不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 排拒。 “全盘西化”论的错误在于在强调时代性时，却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在近代，西方 文化是先进的，是时代文化的主潮；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尚处于“古典时代”，中国应该也 必须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应该也必须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 统，全面认同西方文化。一个独立的民族，它不仅具有人种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学 上的意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同民族的文化是难分轩轻的，它们均适应了各民族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民族文化， 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都是经过长期 的历史沉积而形成的，它们虽然也发生缓慢的变化，但具有不可割断的历史继承性。中国 传统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不是任何人、任何外来力量所能割断的。就是胡适本人，实 际上也终生徜徉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并为整理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事实对于 “全盘西化”论者颇有讽刺意味。 4、新民主主义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围绕“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的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 收获是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新文化。 1936 年 6 月，鲁迅和茅盾、冯雪峰商议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这是一个发展新文学的口号，同样也具有一般的文化学意义。这里已谈到文学的民族性和 大众性问题，鲁迅并且指出这个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稍后，1937 年，陈伯达、 张申府、胡绳等倡导“新启蒙运动”。他们明确主张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而这个新 文化应该是以科学的方法即“唯物、客观、辩证、解析”的方法总结和继承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科学和民主传统。并且提出：“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有些民族 性。”这样，新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就更明确了。1940 年 1 月，张闻天（洛甫）在陕甘宁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 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并且说这 四项是有机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也是在 1940 年的 1 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 新民主主义文化，说它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比较一下，毛泽东的提法比张 闻天的少了一个“民主的”，不过毛泽东在解释“大众的”含义时，说大众的“即是民主的”。 因此两人的提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具体指出：所谓民族的，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 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首 要任务——挽救民族危机、维护民族独立而服务。其实，这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 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根本任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就是中国近代新 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另一层含义是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 这是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具有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又包括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交流 中的民族主体意识。毛泽东对于后者特别作了详细论述。他写道：“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 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人们对于食物一样， 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 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文化民族性的
深刻内涵: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该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 主体性上,而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选择性上,而且表现在消化外 来文化的能力上。也就是说,即使是外国的优秀文化,也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而必须结合 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中国人自己的“消化”,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化,包括对马克 思主义也必须采取这种态度。 所谓科学的,一是说内容是科学的,一是说方法是科学的。内容是科学的,是说“它 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方法是科学的,主要是讲辩证的方法。为了具体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的科学内容和科 学方法,毛泽东特别讲了应该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 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 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 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 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 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这段 话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地继承。前者和民族虚无主义划 清了界限,后者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 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具有民主精神,而这种 民主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使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权。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 民族中百分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就将民主意识和群 众观点统一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大体就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在很长时期中是不自觉 的,在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正确的方针以后,才指导新文化运动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三、中国文化的现代展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因残酷的战争环境而受到严 重影响,胡适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文化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充 分发展。因此,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从而给现代中国的文化 建设留下了一个严重课题。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文化建设也随 之进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 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 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一)文化改造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转变,在文化建设上,批判与重建并举,建设具有高度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新型 文化,使新中国文化事业呈现繁荣景象。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旨在繁荣学术文化的“双百”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受到“左” 的路线的干扰,但由于这一方针正确反映了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因此还是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繁荣与 发展,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复兴的时代
深刻内涵：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该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 主体性上，而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选择性上，而且表现在消化外 来文化的能力上。也就是说，即使是外国的优秀文化，也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而必须结合 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中国人自己的“消化”，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化，包括对马克 思主义也必须采取这种态度。 所谓科学的，一是说内容是科学的，一是说方法是科学的。内容是科学的，是说“它 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方法是科学的，主要是讲辩证的方法。为了具体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的科学内容和科 学方法，毛泽东特别讲了应该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 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 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 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 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 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这段 话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地继承。前者和民族虚无主义划 清了界限，后者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 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具有民主精神，而这种 民主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使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权。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 民族中百分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就将民主意识和群 众观点统一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大体就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在很长时期中是不自觉 的，在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正确的方针以后，才指导新文化运动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三、中国文化的现代展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因残酷的战争环境而受到严 重影响，胡适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文化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充 分发展。因此，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从而给现代中国的文化 建设留下了一个严重课题。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文化建设也随 之进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49 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 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 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一）文化改造 从 1949 年到 1956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转变，在文化建设上，批判与重建并举，建设具有高度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新型 文化，使新中国文化事业呈现繁荣景象。1956 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旨在繁荣学术文化的“双百”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受到“左” 的路线的干扰，但由于这一方针正确反映了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因此还是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繁荣与 发展，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复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