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文化里、比如我所熟悉的印度文化,一切东西只要保留在一定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具有相应的地位和价 值。对于能够保持在前面所说的那些(妻子和母亲)位置上的女性,她们会受到强势传统话语的重视。 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女权主义认识论,企图通过“女性经验”来寻找和复兴女性的价值、认识和其他的方面,她们就会受到政治 上的抵制。 这就是说,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如果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话语的术语来谈论妇女经验的价值,就有可能造成某种不利,即这种 不同的话语很可能被更大、更强有力的传统话语所掩盖。而传统话语也将认为,正是“那些女权主义者所说的话”,证实了女性 角色和经验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女性应该坚守那些(妻子和母亲)角色。 所以,我认为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危险之处,它暗示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西方社会给女人提供的社会经验批判和就此对价值 的找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然而,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平衡这种紧张关系中并没有更多的麻烦。我倾向于认为,非西方国家的 女权主义者将可能会强调女性经验中消极的一面,因为在她们的文化之中还不可能产生更多的共鸣性的评价,这样的时机尚未 但是当我们再考虑另一个方面时,这个问题就更不简单了。女权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批判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如何压迫妇女 的,但这正好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冲突的-一我们要肯定曾经被殖民的文化和传统的价值。 对于这种些紧张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近来生活在美国的印度女权主义者,我经常觉得我处于—种很 为难的处境:如果我真实地表达我自己所属文化给妇女造成的苦难和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就有可能加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以 及所包含的种种偏见,我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比如在批判印度的包办婚姻的文化系统时,我常常不得不停下话来,并提醒 我的西方朋友说,在他们的所谓在浪漫爱情”文化系统之下的女人的经验其实并不值得羡慕。 我们应该尽可能养成一种方法论上的习惯,以便理解那些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关的、遭受压迫的复杂性。至少是现在应 尽力避免诱惑,不在这些背景上进行既表时费力、又毫无结果的比较。 对非首要的实证主义有问题的透视 作为一个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我也对女权主义认识论似乎把实证主义作为主要的抨击目标的做法持某种保留态度。选择实证主 义作为主要目标是合理的,因为它是西方最重要和极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而且它也很明显地具有女权主义认识论要纠正的一 但是,这种向实证主义的聚合并不应使我们对以下的事实视而不见:实证主义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那些非实证主义观念由 于其自身的、基本的限定同样不能为我们所容忍。非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使妇女蒙受不公正对待的大多数传统观念并不是实 证主义的。而且不应错误地认为,女权主义认识论对实证主义开展批判的政治重要性,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和西方女权主义者 是同样的。就如我自己,我所处的弥漫着宗教色彩的传统实际也充斥着价值观念。我们不仅必须与那些断言事实和价值相分离 的观念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那些弥漫着与我们女权主义者相对立的观念作斗争。实证主义认识论是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 论的盛行而盛行起来的。实证主义价值观是个人和主观的,是与自由主义政治强调个人权利相联系的,而这种权利被确定为对 个人自由的保护、即她可以根据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而生活 当非西方女权主义者面对着实证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相互关系时,她们陷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困境之中。作为被殖民的人 们,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如下的事实:很多政治自由主义观念是既可疑又是含糊不清的,并且,自由主义在殖民地的实践因其 暴行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是自由主义无法以其自身理论来解释的。而且女权主义者也常常发现,一些诸如个人权利的观念 在与植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是很有用处的。 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无疑地对实证主义是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这个事实很敏感。西方女权主义者懂得不去批判任何与之同源的非 实证主义观念,它们尽管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总是也有着很多的不同点。适当地审视与我们所赞成的观念的同源性 是必需的,因为“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是一条在认识论中、并同样在现实政治领域中很容易起误导作用的行为准则。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法兰克福学派起初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魏玛共和囯的青年知识分子 的一个团体,它的成员们深深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且他们的兴趣从美学扩展到了政治理论和认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 是当今批判理论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抨击了实证主义和所谓科学理论是价值中立的或“公正无私的观点。 他试图说明人类的兴趣在知识的各个领域中所起的基础作用。他也像女权主义者一样,对知识在社会统治关系的再建立中所起 的作用很感兴趣。然而,就像女权主义认识论对所有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观念进行批判一样,非西方女权主义也必需对批判理 论的理性主义基础进行批判。 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理性主义的基础。例如,他以“纯粹主体间性"为主要特征的“理性重构"以及所谓 的“理想语言状态”,就是要排除交往的一切障碍。哈贝马斯的理想语言状态"是理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可以确切无疑地从他本 人承认的“理性重构理想的特点、以及他对所有选择和应用语言行为的参与者的机会进行均等分配的观点中得出。 这似乎是强调了言说者们在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平等,但却忽视了由阶级、种族、或性别所作用形成的实际上的差别,而正是 后者影响着言说者具有的实际知识、她们本身的主张以及对他人关注的支配能力。学术界的女性经常能对以下事实进行证明 尽管她们没有被强行地阻止在公共论坛上讲话,她们仍然需要克服很多的条件限制以便能坚持她们自己的主张。她们的情况也 同样证明了特别是在男性统治的学科领域中,她们的言论是如何被忽视或被男同事们所蔑视。 哈贝马斯不是忽视这些言说者之间实际的不同点,就是假定它们根本不存在。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假定的理想 语言状态下的言说者,而不是各有其鲜明的不同点,那么他们的谈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恰恰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不同点才 使对话具有意义。假如理想语言状态下的理想言说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点,那么,他们就能亳不费力地达到“理性同一”。假如 说话者之间存在着这些不同点,那么对于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哈贝马斯的观点也未提供任何解决的可能。 哈贝马斯假定有理由的约定和真正的知识都只从“理性同一”中产生出来的,而这展现了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的理性主义。这似 乎忽视了约定和知识的可能性都是以相互理解或和谐共处为基础的。相互理解或和谐共处能很好地揭示真理,特别是当人们在 交流过程中处于易受伤害的情境之中。比如,女人更加愿意向其他女人谈论有关性骚扰的经历,因为她们想获得相似的经历来 使她们能够更加互相同情和相互理解。因此,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因为它是非实证主义的,就轻率地认定自己必定与这种观点具 有很多的共同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更应该对这种错误保持警惕,因为她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是从非实证主义的文化背景中产 生出来的 “认识特权”的政治用途在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文化里、比如我所熟悉的印度文化，一切东西只要保留在一定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具有相应的地位和价 值。对于能够保持在前面所说的那些（妻子和母亲）位置上的女性，她们会受到强势传统话语的重视。而非西方女权主义若者 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女权主义认识论，企图通过“女性经验”来寻找和复兴女性的价值、认识和其他的方面，她们就会受到政治 上的抵制。 这就是说，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如果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话语的术语来谈论妇女经验的价值，就有可能造成某种不利，即这种 不同的话语很可能被更大、更强有力的传统话语所掩盖。而传统话语也将认为，正是“那些女权主义者所说的话”，证实了女性 角色和经验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女性应该坚守那些（妻子和母亲）角色。 所以，我认为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危险之处，它暗示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西方社会给女人提供的社会经验批判和就此对价值 的找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然而，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平衡这种紧张关系中并没有更多的麻烦。我倾向于认为，非西方国家的 女权主义者将可能会强调女性经验中消极的一面，因为在她们的文化之中还不可能产生更多的共鸣性的评价，这样的时机尚未 到来。 但是当我们再考虑另一个方面时，这个问题就更不简单了。女权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批判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如何压迫妇女 的，但这正好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冲突的---- 我们要肯定曾经被殖民的文化和传统的价值。 对于这种些紧张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近来生活在美国的印度女权主义者，我经常觉得我处于一种很 为难的处境：如果我真实地表达我自己所属文化给妇女造成的苦难和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就有可能加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以 及所包含的种种偏见，我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比如在批判印度的包办婚姻的文化系统时，我常常不得不停下话来，并提醒 我的西方朋友说，在他们的所谓在“浪漫爱情”文化系统之下的女人的经验其实并不值得羡慕。 我们应该尽可能养成一种方法论上的习惯，以便理解那些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关的、遭受压迫的复杂性。至少是现在应 尽力避免诱惑，不在这些背景上进行既费时费力、又毫无结果的比较。 对非首要的实证主义有问题的透视 作为一个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我也对女权主义认识论似乎把实证主义作为主要的抨击目标的做法持某种保留态度。选择实证主 义作为主要目标是合理的，因为它是西方最重要和极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而且它也很明显地具有女权主义认识论要纠正的一 些缺陷。 但是，这种向实证主义的聚合并不应使我们对以下的事实视而不见：实证主义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那些非实证主义观念由 于其自身的、基本的限定同样不能为我们所容忍。非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使妇女蒙受不公正对待的大多数传统观念并不是实 证主义的。而且不应错误地认为，女权主义认识论对实证主义开展批判的政治重要性，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和西方女权主义者 是同样的。就如我自己，我所处的弥漫着宗教色彩的传统实际也充斥着价值观念。我们不仅必须与那些断言事实和价值相分离 的观念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那些弥漫着与我们女权主义者相对立的观念作斗争。实证主义认识论是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 论的盛行而盛行起来的。实证主义价值观是个人和主观的，是与自由主义政治强调个人权利相联系的，而这种权利被确定为对 个人自由的保护、即她可以根据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而生活 当非西方女权主义者面对着实证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相互关系时，她们陷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困境之中。作为被殖民的人 们，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如下的事实：很多政治自由主义观念是既可疑又是含糊不清的，并且，自由主义在殖民地的实践因其 暴行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是自由主义无法以其自身理论来解释的。而且女权主义者也常常发现，一些诸如个人权利的观念 在与植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是很有用处的。 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无疑地对实证主义是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这个事实很敏感。西方女权主义者懂得不去批判任何与之同源的非 实证主义观念，它们尽管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总是也有着很多的不同点。适当地审视与我们所赞成的观念的同源性 是必需的，因为 “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是一条在认识论中、并同样在现实政治领域中很容易起误导作用的行为准则。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法兰克福学派起初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魏玛共和国的青年知识分子 的一个团体，它的成员们深深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且他们的兴趣从美学扩展到了政治理论和认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 是当今批判理论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抨击了实证主义和所谓科学理论是价值中立的或“公正无私”的观点。 他试图说明人类的兴趣在知识的各个领域中所起的基础作用。他也像女权主义者一样，对知识在社会统治关系的再建立中所起 的作用很感兴趣。然而，就像女权主义认识论对所有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观念进行批判一样，非西方女权主义也必需对批判理 论的理性主义基础进行批判。 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理性主义的基础。例如，他以“纯粹主体间性”为主要特征的“理性重构”以及所谓 的“理想语言状态”，就是要排除交往的一切障碍。哈贝马斯的“理想语言状态”是理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可以确切无疑地从他本 人承认的“理性重构理想”的特点、以及他对所有选择和应用语言行为的参与者的机会进行均等分配的观点中得出。 这似乎是强调了言说者们在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平等，但却忽视了由阶级、种族、或性别所作用形成的实际上的差别，而正是 后者影响着言说者具有的实际知识、她们本身的主张以及对他人关注的支配能力。学术界的女性经常能对以下事实进行证明： 尽管她们没有被强行地阻止在公共论坛上讲话，她们仍然需要克服很多的条件限制以便能坚持她们自己的主张。她们的情况也 同样证明了特别是在男性统治的学科领域中，她们的言论是如何被忽视或被男同事们所蔑视。 哈贝马斯不是忽视这些言说者之间实际的不同点，就是假定它们根本不存在。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假定的理想 语言状态下的言说者，而不是各有其鲜明的不同点，那么他们的谈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恰恰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不同点才 使对话具有意义。假如理想语言状态下的理想言说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点，那么，他们就能毫不费力地达到 “理性同一”。假如 说话者之间存在着这些不同点，那么对于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哈贝马斯的观点也未提供任何解决的可能。 哈贝马斯假定有理由的约定和真正的知识都只从“理性同一”中产生出来的，而这展现了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的理性主义。这似 乎忽视了约定和知识的可能性都是以相互理解或和谐共处为基础的。相互理解或和谐共处能很好地揭示真理，特别是当人们在 交流过程中处于易受伤害的情境之中。比如，女人更加愿意向其他女人谈论有关性骚扰的经历，因为她们想获得相似的经历来 使她们能够更加互相同情和相互理解。因此，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因为它是非实证主义的，就轻率地认定自己必定与这种观点具 有很多的共同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更应该对这种错误保持警惕，因为她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是从非实证主义的文化背景中产 生出来的。 “认识特权”的政治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