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我们的都具体体现为某个特定阶级、种族和性别,而我们具体的历史状况也一定会在我 门对世界看法中起重要的作用。所以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其深厚的根源,任何人的观点就都不是“中立的¨。知识井 不来自孤独的个体、而是由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化存在的社会成员获得的 女权主义者也提出,生活在不同形式的被压迫状态下的社会团体更容易形成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批判观点。因而,构成这种批判 的有那种支配着他们生活状况和生活经历的、情绪激动的批判反应及其产物。女权主义认识论否定了那种认为情感是“无言的观 点"的看法,而赞同并强调情感对认识的意向性作用。它对传统观点把的情感当作是知识完全的、自始至终的障碍的看法,采取 批判的态度。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是情感帮助了而不是阻碍我们对一个人或一种情形的理解(参考Jger在这册书中的文章) 我们把这些关于情感在知识中的作用的观点整合起来就能得出一个看法,即由于遭受压迫而产生批判性观念的可能性以及知识 的文化背景拥有的特性,给我们暗示了解决严肃的和有趣的政治问题的答案。我将考虑这些受压迫群体和富有同情心的统治群 体成员之间的是否有相互理解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在哪些具体内容上可以达到共识-如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 上,或在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别问题上。 这些思考也与西方和非西方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问题有关。尽管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她们自身的文化持一种 批判的理解,但在更多情况下她们就是她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她们不能看到她们理论的文化背景、并认为她们的观点对 全部的女权主义者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话,那么她们就可能参与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统治。 我们的观点必须解释和证实我们的批判具有双重性,一是要批判那些不注意或不关心遭受压迫群体(如女人、黑人、或非西方 女性主义者)的问题、而自己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如男人、白人或西方女权主义者),同样我们也要批判自己常常带有 敌意,它会涉及如何对待有争议的、多个群体的表达旨趣与同情心 这两种态度通常都是有理由的。一方面,一个人不能不对被贬低、忽视或遭受排斥的痛苦、或因种族主义冲突和性别歧视的打 击使受害者受到的伤害表示偾怒。另一方面,处于困境下的我们必定会对那些来不是生存在受压迫之中的人的关心和支持的 词有所怀疑。我们会怀疑同情者的动机或他们真实性的程度,并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忧,他们真真在意的是他们为我们说话 的根据,这就象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历来都在为被统治群体说话一样。 现在,一个群体如果能意识到如何获得权利来明确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将更具有威摄力。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特别注意到了这- 点,因为她们是在进行一场双重的斗争并试图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她们已学会明确表达她们的不同点,不仅与她们自身的 传统背景不同,而且与西方女权主义也不同 在政治上,我们正面对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不同群体在观念上交流的性质和程度。我们应该把自己的 观点和见解与那些并不像我们这样在遭受压迫中生活、但却完全愿意地接受它的人共享吗?或许,我们只应去寻求那些像我们 自己一样生活在受压迫状态下的人的认同,而排除那些不是生活在受压迫状况下的人对我们观点真正有所理解的可能性? 我坚持认为,偏离知识是由人类主体创建的这个主题是错误的,虽然人作为主体最终是由社会决定的并因此得出一个结论,那 与我们社会境遇不同的人将永远不可能达到对我们经验的理解与共鸣。如果那样,我们所接受的知识观念就都是相对的。我 所使用的相对主义是指,一个人只拥有由其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如果另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与其相异的话,她就根本不能与 之进行交流了。这似乎并不是虚假的、荒唐的,恰恰相反,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想法,它丝毫没有在先(设定)观念的味道。 这种观念认为,要么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可以和别的任何人进行交流的,要么我们的某些知识根本不能和其他阶层的人沟通。 “非分析的和“非理性的"文论形式,如小说和散文,或许比其他形式更能够把一群人的复杂生活经历传达给另一群人。作为受 压迫群体中的一员,这个人也许可以期待别人对她所遭受的压迫产生更多的共鸣。比如说,一位女性可能对种族和阶级问题更 易敏感,即她的经验使她在这些方面处于优越的位置。 再者,这个想法也不会沦为形而上学的假设。历史环境往往会促成共识的形成,进一步说,即可能会使工人阶级在某些问题上 的态度更具沙文主义倾向。有时候,一种苦难的经历可以直接使一个人面对另一种苦难而更加坚强,亦有可能使其精疲力竭而 无暇关注他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能够通过在不同群体中强化相似性而非同一性思想来培育他们这方面的敏感性。 我们认定知识是有关联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宣布那些不在相关联系中的人永远就不能获得关于它们的知识。而这 个看法也使我们更加明确,遭受压迫者比置身其外的人更容易、更可能获得有关自身被压迫状况的深刻洞见。现实中那些生活 在受压迫状态下的阶级、种族、性别正面临由这些压迫所造成的大量的、不同的问题,而由这些问题所推促形成的洞察力和情 感反应当是他们再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拥有的宝贵财富 那些显示出同情心的局外人通常既难以完全理解毎个受压迫者对生活情感的复杂性,亦不能把对一种情况的正确领会和理解运 用到对另一种形势的观察中去。即使富有同情心的男人也常常难以觉察一些细微的、具有性别岐视意味的言行举止,这已为大 家所公认。那些并非受压迫者又极富同情心的人需要牢记,对他们本身没有承受过的压迫问题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 将感到自己没什么可做的,从参加示威游行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他们变为一个受压迫者。比如那些与妇女分担家务 和抚养孩子责任的男人,如果他们以为自己靠其他人经常不断的赞美和感激来支撑的行为选择,是与妇女的生存体验一样的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妇女是经强制性的社会化而担负起这些(家务和抚养孩子)工作的,并且还被一些人解释为这是根据事物 的规划妇女必须承担的自然职能 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些饱受压迫而我们又无法分担其苦楚的人的想法。这种见解为我们批评统治集团对压迫事实熟视无睹提 供了空间。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尽管会有很好的效果和巨大的利益,却很可能是不完全的、有局限的,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 个理由,即否定主流群体的成员是能够平等的、以他们的才干来理解我们的。 统治集团中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必一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屈从于我们的观点,如果这样,就沦为屈尊俯就的另一种微妙形式。 但至少他们应牢记,完全领会我们的利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困难,存在着失败的可能。这一点以及对主流群体非常紧要的是如 何在谈论他们自身状况时掌握好平衡,而要深入加以探讨的是被压迫群体之所以具有“认识的优越性的基本理由 “双重洞察”的负面 我认为,女权主义最让人感兴趣的洞察是提出被压迫群体、不管是妇女、穷人还是少数族裔,既可以从他们同类的关联中,也 可以从他们与其他压迫者的关联中获得知识,达到一种认识的优越性”。统治者(比如男性)的活动支配了整个社会,被统治 者必须学会顺应这种行为以求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对于统治集团的成员来说,是绝无类似的压力迫使他们去了解被统治者的活动的。例如,被殖民的人民不得不学习殖民者的语 言和文化,而殖民者则很少会认为有必要去深入领会“土著人咐的语言和文化,只要大略了解就行了。如此一来,被压迫者就被 认为具备了“认识的优越”,因为他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关系中进行两种不同模式的交往实践。人们以为,这种优越会带来批判 性的洞见,因为每一种交往机制都能为对方提供批判视角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我们的都具体体现为某个特定阶级、种族和性别，而我们具体的历史状况也一定会在我 们对世界看法中起重要的作用。所以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其深厚的根源，任何人的观点就都不是“中立的”。知识并 不来自孤独的个体、而是由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化存在的社会成员获得的。 女权主义者也提出，生活在不同形式的被压迫状态下的社会团体更容易形成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批判观点。因而，构成这种批判 的有那种支配着他们生活状况和生活经历的、情绪激动的批判反应及其产物。女权主义认识论否定了那种认为情感是“无言的观 点”的看法，而赞同并强调情感对认识的意向性作用。它对传统观点把的情感当作是知识完全的、自始至终的障碍的看法，采取 批判的态度。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是情感帮助了而不是阻碍我们对一个人或一种情形的理解（参考Jagger在这册书中的文章）。 我们把这些关于情感在知识中的作用的观点整合起来就能得出一个看法，即由于遭受压迫而产生批判性观念的可能性以及知识 的文化背景拥有的特性，给我们暗示了解决严肃的和有趣的政治问题的答案。我将考虑这些受压迫群体和富有同情心的统治群 体成员之间的是否有相互理解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在哪些具体内容上可以达到共识---- 如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 上，或在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别问题上。 这些思考也与西方和非西方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问题有关。尽管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她们自身的文化持一种 批判的理解，但在更多情况下她们就是她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她们不能看到她们理论的文化背景、并认为她们的观点对 全部的女权主义者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话，那么她们就可能参与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统治。 我们的观点必须解释和证实我们的批判具有双重性，一是要批判那些不注意或不关心遭受压迫群体（如女人、黑人、或非西方 女性主义者）的问题、而自己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如男人、白人或西方女权主义者），同样我们也要批判自己常常带有 敌意，它会涉及如何对待有争议的、多个群体的表达旨趣与同情心。 这两种态度通常都是有理由的。一方面，一个人不能不对被贬低、忽视或遭受排斥的痛苦、或因种族主义冲突和性别歧视的打 击使受害者受到的伤害表示愤怒。另一方面，处于困境下的我们必定会对那些来不是生存在受压迫之中的人的关心和支持的言 词有所怀疑。我们会怀疑同情者的动机或他们真实性的程度，并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忧，他们真真在意的是他们为我们说话 的根据，这就象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历来都在为被统治群体说话一样。 现在，一个群体如果能意识到如何获得权利来明确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将更具有威摄力。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特别注意到了这一 点，因为她们是在进行一场双重的斗争并试图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她们已学会明确表达她们的不同点，不仅与她们自身的 传统背景不同，而且与西方女权主义也不同。 在政治上，我们正面对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不同群体在观念上交流的性质和程度。我们应该把自己的 观点和见解与那些并不像我们这样在遭受压迫中生活、但却完全愿意地接受它的人共享吗？或许，我们只应去寻求那些像我们 自己一样生活在受压迫状态下的人的认同，而排除那些不是生活在受压迫状况下的人对我们观点真正有所理解的可能性？ 我坚持认为，偏离知识是由人类主体创建的这个主题是错误的，虽然人作为主体最终是由社会决定的并因此得出一个结论，那 些与我们社会境遇不同的人将永远不可能达到对我们经验的理解与共鸣。如果那样，我们所接受的知识观念就都是相对的。我 所使用的相对主义是指，一个人只拥有由其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如果另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与其相异的话，她就根本不能与 之进行交流了。这似乎并不是虚假的、荒唐的，恰恰相反，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想法，它丝毫没有在先（设定）观念的味道。 这种观念认为，要么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可以和别的任何人进行交流的，要么我们的某些知识根本不能和其他阶层的人沟通。 “非分析的”和“非理性的”文论形式，如小说和散文，或许比其他形式更能够把一群人的复杂生活经历传达给另一群人。作为受 压迫群体中的一员，这个人也许可以期待别人对她所遭受的压迫产生更多的共鸣。比如说，一位女性可能对种族和阶级问题更 易敏感，即她的经验使她在这些方面处于优越的位置。 再者，这个想法也不会沦为形而上学的假设。历史环境往往会促成共识的形成，进一步说，即可能会使工人阶级在某些问题上 的态度更具沙文主义倾向。有时候，一种苦难的经历可以直接使一个人面对另一种苦难而更加坚强，亦有可能使其精疲力竭而 无暇关注他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能够通过在不同群体中强化相似性而非同一性思想来培育他们这方面的敏感性。 我们认定知识是有关联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宣布那些不在相关联系中的人永远就不能获得关于它们的知识。而这 个看法也使我们更加明确，遭受压迫者比置身其外的人更容易、更可能获得有关自身被压迫状况的深刻洞见。现实中那些生活 在受压迫状态下的阶级、种族、性别正面临由这些压迫所造成的大量的、不同的问题，而由这些问题所推促形成的洞察力和情 感反应当是他们再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拥有的宝贵财富。 那些显示出同情心的局外人通常既难以完全理解每个受压迫者对生活情感的复杂性，亦不能把对一种情况的正确领会和理解运 用到对另一种形势的观察中去。即使富有同情心的男人也常常难以觉察一些细微的、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言行举止，这已为大 家所公认。那些并非受压迫者又极富同情心的人需要牢记，对他们本身没有承受过的压迫问题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 将感到自己没什么可做的，从参加示威游行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他们变为一个受压迫者。比如那些与妇女分担家务 和抚养孩子责任的男人，如果他们以为自己靠其他人经常不断的赞美和感激来支撑的行为选择，是与妇女的生存体验一样的，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妇女是经强制性的社会化而担负起这些（家务和抚养孩子）工作的，并且还被一些人解释为这是根据事物 的规划妇女必须承担的自然职能。 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些饱受压迫而我们又无法分担其苦楚的人的想法。这种见解为我们批评统治集团对压迫事实熟视无睹提 供了空间。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尽管会有很好的效果和巨大的利益，却很可能是不完全的、有局限的，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理由，即否定主流群体的成员是能够平等的、以他们的才干来理解我们的。 统治集团中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必一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屈从于我们的观点，如果这样，就沦为屈尊俯就的另一种微妙形式。 但至少他们应牢记，完全领会我们的利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困难，存在着失败的可能。这一点以及对主流群体非常紧要的是如 何在谈论他们自身状况时掌握好平衡，而要深入加以探讨的是被压迫群体之所以具有“认识的优越性”的基本理由。 “双重洞察”的负面 我认为，女权主义最让人感兴趣的洞察是提出被压迫群体、不管是妇女、穷人还是少数族裔，既可以从他们同类的关联中，也 可以从他们与其他压迫者的关联中获得知识，达到一种“认识的优越性”。统治者（比如男性）的活动支配了整个社会，被统治 者必须学会顺应这种行为以求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对于统治集团的成员来说，是绝无类似的压力迫使他们去了解被统治者的活动的。例如，被殖民的人民不得不学习殖民者的语 言和文化，而殖民者则很少会认为有必要去深入领会“土著人”的语言和文化，只要大略了解就行了。如此一来，被压迫者就被 认为具备了“认识的优越”，因为他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关系中进行两种不同模式的交往实践。人们以为，这种优越会带来批判 性的洞见，因为每一种交往机制都能为对方提供批判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