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 展。®即便是曾经具有强组织力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德国等都相继进行了自 由化的转向。而即便是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开始了市场化与国际 化转向的改革。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国际化的大潮的压力下，一国如果坚持闭关锁国，会带来巨 大的机会成本，这样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其重新国际化。①但是，上述论点仅仅考虑经济收益的机会 成本却忽略了政治上，尤其是国家安全上的成本。外部威胁往往会迫使国家忽略闭关锁国的机会成 本，而去强调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家安全。因为，自由贸易远远不是经济问题，其背后的安全问题一直 在使得市场问题政治化。当安全成为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时，一国往往会牺牲开放的市场。® 而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中，也一直有基于国家安全而强调经济自主性的论述。美国第一任财长 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的主张离不开对国家安全的考量。 汉密尔顿看到了国际安全给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指出，“伴随战争发生 的生命与财产的强烈破坏，以及连续不断的危险状态所带来的不断的努力和惊恐，迫使最爱慕自由 的国家为了安宁和安全而采取有破坏自身民权和政治权利倾向的制度。为了更加安全，它们最后宁 可冒比较不自由的危险。”®汉密尔顿指出，美国的迅速崛起让那些先发展国家预见到了潜在的威 胁，在这种情势下，美国也是不安全的。欧洲国家为遏制美国，去鼓动美国分裂，为美国的贸易独立 设置障碍，以“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 飞到危险的高度”。因此，国家安全的考虑迫使汉密尔顿强调美国要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用本国 船只直接运输和用别国船只间接运送产物往返美国，对于美国的贸易和航海业是有极大区别的”。。 所以，汉密尔顿非常强调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实施高关税保护。 麦迪逊是自由贸易论者，他公开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但是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以后，麦迪逊 也不情愿地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现实让他改变了看法。他看到，持续的和平不仅取决于 单方面的公正和谨慎，而且需要别国也这么做。他指出：“我们对所有的外国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 关税，同时在国内建立制造业。只要我们自己能制造的产品，每个有爱国心的公民都不会去购买同类 的外国产品。他们购买本国产品的时候不问价格高低，才能确保我们不重新陷入对外国的依赖。⑦可 见，即便是抱有自由理念的政治家，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实施保护性政策。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 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 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即便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旗 手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国防比财富重要。斯密指出：“当航海法制定时，英格兰和荷兰虽然实际 上没有作战，可是两国间存在最激烈的仇恨…由于国防比国家富裕更为重要，航海法或许是英格 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种。®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斯密反对无条件的市场原则。 这些思想家的论述让我们看到，早期国家的现代化，如英国、德国、美国，也受到了当时国际环 境的显著影响。而当代的政治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强调国际政治会影 响到国内政治。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军事压力对一国的政策制定构成了显著的约束，影响了国内 的政治行为。@有研究者也强调，东亚发展型政府的起源离不开持续的威胁感知。⑧因此，我们在关 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转向时，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虑。当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 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我们就需要引入国际安全因素。 当国际安全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驱使该国更为强调经济的自主性：而国 家安全的需要会驱使国家重点建设一些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由于需要集中 资源建设战略产业，此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较频繁，资源调配也比较集中。因此，当该国国际安全 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集中化、计划化和内向的。而当国际安全环境比 较缓和的时候，一国会相应增加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市场的作用较政府的作用更为明显。此时，由于 14展。輥輴訛即便是曾经具有强组织力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德国等都相继进行了自 由化的转向。而即便是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开始了市场化与国际 化转向的改革。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国际化的大潮的压力下，一国如果坚持闭关锁国，会带来巨 大的机会成本，这样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其重新国际化。輥輵訛但是，上述论点仅仅考虑经济收益的机会 成本却忽略了政治上，尤其是国家安全上的成本。外部威胁往往会迫使国家忽略闭关锁国的机会成 本，而去强调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家安全。因为，自由贸易远远不是经济问题，其背后的安全问题一直 在使得市场问题政治化。当安全成为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时，一国往往会牺牲开放的市场。輥輶訛 而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中，也一直有基于国家安全而强调经济自主性的论述。美国第一任财长 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的主张离不开对国家安全的考量。 汉密尔顿看到了国际安全给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指出，“伴随战争发生 的生命与财产的强烈破坏，以及连续不断的危险状态所带来的不断的努力和惊恐，迫使最爱慕自由 的国家为了安宁和安全而采取有破坏自身民权和政治权利倾向的制度。为了更加安全，它们最后宁 可冒比较不自由的危险。”輥輷訛汉密尔顿指出，美国的迅速崛起让那些先发展国家预见到了潜在的威 胁，在这种情势下，美国也是不安全的。欧洲国家为遏制美国，去鼓动美国分裂，为美国的贸易独立 设置障碍，以“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 飞到危险的高度”。因此，国家安全的考虑迫使汉密尔顿强调美国要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用本国 船只直接运输和用别国船只间接运送产物往返美国，对于美国的贸易和航海业是有极大区别的”。輦輮訛 所以，汉密尔顿非常强调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实施高关税保护。 麦迪逊是自由贸易论者，他公开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但是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以后，麦迪逊 也不情愿地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现实让他改变了看法。他看到，持续的和平不仅取决于 单方面的公正和谨慎，而且需要别国也这么做。他指出：“我们对所有的外国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 关税，同时在国内建立制造业。只要我们自己能制造的产品，每个有爱国心的公民都不会去购买同类 的外国产品。他们购买本国产品的时候不问价格高低，才能确保我们不重新陷入对外国的依赖。”輦輯訛可 见，即便是抱有自由理念的政治家，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实施保护性政策。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 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 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輦輰訛即便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旗 手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国防比财富重要。斯密指出：“当航海法制定时，英格兰和荷兰虽然实际 上没有作战，可是两国间存在最激烈的仇恨……由于国防比国家富裕更为重要，航海法或许是英格 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种。”輦輱訛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斯密反对无条件的市场原则。 这些思想家的论述让我们看到，早期国家的现代化，如英国、德国、美国，也受到了当时国际环 境的显著影响。而当代的政治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强调国际政治会影 响到国内政治。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军事压力对一国的政策制定构成了显著的约束，影响了国内 的政治行为。輦輲訛有研究者也强调，东亚发展型政府的起源离不开持续的威胁感知。輦輳訛因此，我们在关 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转向时，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虑。当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 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我们就需要引入国际安全因素。 当国际安全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驱使该国更为强调经济的自主性；而国 家安全的需要会驱使国家重点建设一些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由于需要集中 资源建设战略产业，此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较频繁，资源调配也比较集中。因此，当该国国际安全 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集中化、计划化和内向的。而当国际安全环境比 较缓和的时候，一国会相应增加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市场的作用较政府的作用更为明显。此时，由于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