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比重也开始明显下滑，在1994年的时候，峰值达到约6%，而到了2006年则降至不足3%。①这说明，从 某些侧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又有所调整。中国开始重新 关注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对外开放中保持经济的自主性。 有研究发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相 比，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开放的管理和控制。®中国开始出现了对相对分权的、市场导向的、依 赖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至少是调整的端倪。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整和转变。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背后 究竟是简单的纠偏试错，还是另有原因？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 府的计划管理以及自力更生：又是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又会有所转变，更加强调分权化的改 革、市场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是 国内政治变迁导致，抑或还有其它原因在驱使中国现代化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本文试图展示，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当中国面临的国 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 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强调分权 化管理、市场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本项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 部分提出问题：第二个部分指出，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国际安 全形势的变迁是解释国内现代化模式变迁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梳理建国以后的相关 政治经济史，展示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几次变迁如何带来了现代化模式的变迁：第五部分是本文的 结论以及相关的一些讨论。 二、国家安全与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试变迁。谢淑丽(Susan Shirk)从国内政治的逻 辑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她认为：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 经济考虑引入了市场化、分权化的改革。中央改革派的领导人需要赢得地方大员的政治支持，因此 他们开始对地方放利让权。®换句话说，即国内政治的逻辑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产生影 响。但是谢淑丽的研究不能很好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政治并没有显 著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却再度加强了对地方财权的控制，提高了中央政府所占的税收份额。⑧ 因此，除了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外，我们还需要寻找现代化模式变迁的其它原因。中国作为后发展国 家，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很多后发展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而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 于后发展的研究则是这一领域的经典。 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研究，格申克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业化，仅仅依 靠商人就能完成：到了德国工业化，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工业化，连银行都不行了，需要国 家来启动工业化？他提出，为什么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具有强组织力？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 这些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因此，不同阶段对工业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英国工业化发端于 轻工业，所以靠商人的资本就可以启动：到了德国工业化，工业化己经走到了重工业时期，需要大量 的投资，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开始工业化，连银行也难以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了。因 此，工业化的任务落到了国家的肩上。所以，越是后发展，越需要政府的强组织力。© 但是，并非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能具备强组织力：同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倚赖政府的强组 织力进行现代化。不少国家持续处于落后的状态，即所谓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不少非洲国 家甚至无法有效地在国内征税，只能依靠关税维持政府收入，遑论国家动用强组织力引导经济发 13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比重也开始明显下滑，在1994年的时候，峰值达到约6%，而到了2006年则降至不足3%。輥輯訛这说明，从 某些侧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又有所调整。中国开始重新 关注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对外开放中保持经济的自主性。 有研究发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相 比，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开放的管理和控制。輥輰訛中国开始出现了对相对分权的、市场导向的、依 赖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至少是调整的端倪。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整和转变。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背后 究竟是简单的纠偏试错，还是另有原因？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 府的计划管理以及自力更生；又是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又会有所转变，更加强调分权化的改 革、市场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是 国内政治变迁导致，抑或还有其它原因在驱使中国现代化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本文试图展示，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当中国面临的国 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 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强调分权 化管理、市场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本项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 部分提出问题；第二个部分指出，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国际安 全形势的变迁是解释国内现代化模式变迁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梳理建国以后的相关 政治经济史，展示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几次变迁如何带来了现代化模式的变迁；第五部分是本文的 结论以及相关的一些讨论。 二、国家安全与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试变迁。谢淑丽（Susan Shirk）从国内政治的逻 辑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她认为：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 经济考虑引入了市场化、分权化的改革。中央改革派的领导人需要赢得地方大员的政治支持，因此 他们开始对地方放利让权。輥輱訛换句话说，即国内政治的逻辑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产生影 响。但是谢淑丽的研究不能很好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政治并没有显 著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却再度加强了对地方财权的控制，提高了中央政府所占的税收份额。輥輲訛 因此，除了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外，我们还需要寻找现代化模式变迁的其它原因。中国作为后发展国 家，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很多后发展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而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 于后发展的研究则是这一领域的经典。 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研究，格申克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业化，仅仅依 靠商人就能完成；到了德国工业化，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工业化，连银行都不行了，需要国 家来启动工业化？他提出，为什么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具有强组织力？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 这些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因此，不同阶段对工业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英国工业化发端于 轻工业，所以靠商人的资本就可以启动；到了德国工业化，工业化已经走到了重工业时期，需要大量 的投资，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开始工业化，连银行也难以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了。因 此，工业化的任务落到了国家的肩上。所以，越是后发展，越需要政府的强组织力。輥輳訛 但是，并非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能具备强组织力；同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倚赖政府的强组 织力进行现代化。不少国家持续处于落后的状态，即所谓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不少非洲国 家甚至无法有效地在国内征税，只能依靠关税维持政府收入，遑论国家动用强组织力引导经济发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