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报 2017年12月 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唐文健和李琦(2008)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 步的增长核算框架,运用两种方法对中国的ISTP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的 ISTP增速平均达到了4%。宋冬林等(2011)沿用赵志耘等(2007)的方法,将资 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计算出资本质量指数从而调整设备资本存 量,并最终计算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是 资本设备价格倒数的假设进行的估计,进而得到ISTP增长率。 另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从 Bailey(1971)开 始,学者们就开始对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以 Barro(1974)为 代表的研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考察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认为政 府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家庭的收入,负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家庭的私人消费,而为 了平滑其消费,家庭会增加其劳动供给,从而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 不足以抵消财富效应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从而得到政府支出必定会挤出私人消 费的结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 消费,如 Kormendi(1983)、 Aschauer(1985)、 Ahmed(1987);而另一些研究则认 为政府支出非但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反而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 Karras, 1994; Perotti,2004; Davig and Leeper,2011)。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学者 针对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研究支持 互补关系(李广众,2005),部分研究则支持替代关系(申琳和马丹,2007),还有些研 究则认为不同政府支出类别和不同的考察区间下两者关系不同(温娇秀,2007)。 随着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工具上的不断发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扩展,已成为目前政府支出研究中 较多被采用的主流数量分析工具。DSGE模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描述不确 定环境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参数为结构性参数,从而避免 了“卢卡斯批判”( Lucas,1976)。 Kydland and Prescott(1982)建立了第一个基 于完全竞争假设的DSGE模型,并因此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 Real business Cycle,RBC)学派;随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兴起,一些学者则在RBC模型中引 入了垄断竞争,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从而建立了目前主流的DSGE模型 ( Christiano et al.,2005; Smets and wouters,2007)。刘斌(2008)最早建立了针 对中国贝叶斯估计的DSGE模型。近年来,国内的部分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DSGE模型分析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谭政勋和王 聪,2011;王艺明和蔡昌达,2012;范从来等,2012),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梁斌和 李庆云,2011;谭政勋和王聪,2011;骆永民和伍文中,2012),中国的对外贸易和 汇率问题(黄志刚,2009;刘尧成和徐晓萍,2010;袁申国等,2011),预期对中国 经济的影响(李成等,2011;庄子罐等,2012),以及财政支出的偿债方式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郭长林等,2013)。DSGE模型对动态调整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唐文健和李琦（２００８）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 步的增长核算框架，运用两种方法对中国的ＩＳＴＰ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的 ＩＳＴＰ增速平均达到了４％。宋冬林等（２０１１）沿用赵志耘等（２００７）的方法，将资 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计算出资本质量指数从而调整设备资本存 量，并最终计算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是 资本设备价格倒数的假设进行的估计，进而得到ＩＳＴＰ增长率。 另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从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７１）开 始，学者们就开始对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以 Ｂａｒｒｏ（１９７４）为 代表的研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考察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认为政 府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家庭的收入，负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家庭的私人消费，而为 了平滑其消费，家庭会增加其劳动供给，从而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 不足以抵消财富效应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从而得到政府支出必定会挤出私人消 费的结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 消费，如 Ｋｏｒｍｅｎｄｉ（１９８３）、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５）、Ａｈｍｅｄ（１９８７）；而另一些研究则认 为政府支出非但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反而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Ｋａｒｒａｓ， １９９４；Ｐｅｒｏｔｔｉ，２００４；ＤａｖｉｇａｎｄＬｅｅｐｅｒ，２０１１）。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学者 针对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研究支持 互补关系（李广众，２００５），部分研究则支持替代关系（申琳和马丹，２００７），还有些研 究则认为不同政府支出类别和不同的考察区间下两者关系不同（温娇秀，２００７）。 随着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工具上的不断发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ＤＳＧＥ）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ＣＧＥ）的扩展，已成为目前政府支出研究中 较多被采用的主流数量分析工具。ＤＳＧＥ模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描述不确 定环境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参数为结构性参数，从而避免 了“卢卡斯批判”（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６）。Ｋｙ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２）建立了第一个基 于完全竞争假设的 ＤＳＧＥ 模型，并 因 此 开 创 了 真 实 经 济 周 期 （Ｒｅ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ＲＢＣ）学派；随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兴起，一些学者则在 ＲＢＣ模型中引 入了垄断竞 争，采 用 贝 叶 斯 估 计 方 法，从 而 建 立 了 目 前 主 流 的 ＤＳＧＥ 模 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ｍｅｔｓａｎｄＷｏｕｔｅｒｓ，２００７）。刘斌（２００８）最早建立了针 对中国贝叶斯估计的 ＤＳＧＥ模型。近年来，国内的部分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ＤＳＧＥ模型分析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谭政勋和王 聪，２０１１；王艺明和蔡昌达，２０１２；范从来等，２０１２），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梁斌和 李庆云，２０１１；谭政勋和王聪，２０１１；骆永民和伍文中，２０１２），中国的对外贸易和 汇率问题（黄志刚，２００９；刘尧成和徐晓萍，２０１０；袁申国等，２０１１），预期对中国 经济的影响（李成等，２０１１；庄子罐等，２０１２），以及财政支出的偿债方式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郭长林等，２０１３）。ＤＳＧＥ 模型对动态调整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 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