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报》：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以“四万亿投资”为例

研究发现:基础投资类政府支出具有最大的乘数效应,但会抑制私人投资;消费类政府支出会提升私人投资,但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设备资本型投资则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恢复,又可以鼓励私人消费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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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卷第4期经济学报 Vol.4,No.4:28-60 2017年12月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December 2017 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以“四万亿投资”为例梁斌2周晔馨摘要研究应对经济危机的凯恩斯主义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在带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本文区分了“四万亿投资”中的3种不同支出,分析了它们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并估计了其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基础投资类政府支出具有最大的乘数效应,但会抑制私人授资;消费类政府支出会提升私人投资,但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设备资本型投资则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恢复,又可以鼓励私人消费和授资。对整体政策效果的模拟还发现,“四万亿投资” 会使经济体的公共部门不断膨胀、私人部门不断萎缩。“四万亿投资” 在正式实施时进行了微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同时产生了更大的挤入效应。本文为政府改进财政刺激计划中的投资结构提供了较为稳健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关键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财政刺激方案;投资专有技术进步; 结构调整 0引言 2007年次贷危机( subprime crisis)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在应对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各国又大行其道,长期为古典经济学家所诟病的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手段也屡见不鲜。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于2008年推出“四万亿投资”经济刺激计划。 1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源价格跳跃波动、创造性破坏与资源地区经济增长” (715630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资本与偏好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大样本的入户实验”(71773010),以及国家杜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专利制度、企业专利战略与经济技术发展研究”(12BJL041)的支持。 2粱斌,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E-mail: hellobin@126.cm 3周晔馨(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E-mail:zhouvexint@bnu.edu.cn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第４卷第４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经济学报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Ｎｏ．４：２８－６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基于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 ———以“四万亿投资”为例１梁斌２周晔馨３１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资源价格跳跃波动、创造性破坏与资源地区经济增长” （７１５６３０３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资本与偏好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大样本的入户实验”（７１７７３０１０），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专利制度、企业专利战略与经济技术发展研究”（１２ＢＪＬ０４１）的支持。２梁斌，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Ｅ－ｍａｉｌ：ｈｅｌｌｏｂｉｎ＠１２６．ｃｏｍ。３周晔馨（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ｙｅｘｉｎ＠ｂｎｕ．ｅｄｕ．ｃｎ。摘要研究应对经济危机的凯恩斯主义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在带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本文区分了“四万亿投资”中的３种不同支出，分析了它们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并估计了其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基础投资类政府支出具有最大的乘数效应，但会抑制私人投资；消费类政府支出会提升私人投资，但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设备资本型投资则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恢复，又可以鼓励私人消费和投资。对整体政策效果的模拟还发现，“四万亿投资” 会使经济体的公共部门不断膨胀、私人部门不断萎缩。“四万亿投资” 在正式实施时进行了微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同时产生了更大的挤入效应。本文为政府改进财政刺激计划中的投资结构提供了较为稳健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关键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财政刺激方案；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结构调整 0 引言２００７年次贷危机（ｓｕｂｐｒｉｍｅｃｒｉｓｉｓ）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在应对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各国又大行其道，长期为古典经济学家所诟病的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手段也屡见不鲜。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于２００８年推出“四万亿投资”经济刺激计划

第4卷第4 期梁斌周哗馨: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29 这个计划不仅对经济本身影响巨大,因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又由于它是中国在经济调控方面强势政府行为的象征,从而也引起社会对政府主导投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的广泛关注。中央政府计划从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新增投资1.18万亿元,再加上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共约4 万亿元,因此被称为“四万亿投资”。尽管被称为投资,但其并不仅限于政府投资领域,而是包括了政府支出的各个方面,包括:建设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环境保护、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见表1)。表1“四万亿”投资安排四万亿投资计划原计划/亿元占比/%调整后/亿元占比/% 铁路、公路、机场、电网 18000 15000 37.5 保障性住房 4000 10 技术改造与结构调整 1600 农村民生与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教、杜会 400 节能减排生态环境 8.75 灾区恢复重建 10000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① 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万亿,较上年增长9%,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0%②。尽管有人对“四万亿投资”的效果十分推崇,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饮鸩止渴”——一暂时性的政府支出扩大会使真实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进而产生挤出效应( Romer,2001),最终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2009; Zhang and Zhang,2011)。不但“四万亿投资”的效率被怀疑,而且关于中国经济保持的长期增长,也一直被质疑认为是靠低效政府投资拉动的。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在低的技术进步率下,依靠政府主导的高资本投入、不可持续的低效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下降(沈利生和王恒,2006),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也经历了不断下降的过程,从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郭庆和贾俊雪,2005)。政府支出在中国真是低效的吗?这一问题并非中国所独 Ohttp://www.ndrcgov.en/fzgggz/gdzctz/t2gz/200905/120090521_286873.html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第４卷第４期梁斌周晔馨：基于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这个计划不仅对经济本身影响巨大，因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又由于它是中国在经济调控方面强势政府行为的象征，从而也引起社会对政府主导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的广泛关注。中央政府计划从２００８年四季度到２０１０年底，新增投资１．１８万亿元，再加上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共约４万亿元，因此被称为“四万亿投资”。尽管被称为投资，但其并不仅限于政府投资领域，而是包括了政府支出的各个方面，包括：建设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环境保护、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见表１）。表１ “四万亿”投资安排四万亿投资计划原计划／亿元占比／％调整后／亿元占比／％铁路、公路、机场、电网１８０００４５１５０００３７．５保障性住房２８００７４０００１０技术改造与结构调整１６００４３７００９．２５农村民生与基础设施建设３７００９．２５３７００９．２５医疗、卫生、文教、社会４００１１５００３．７５节能减排生态环境３５００８．７５２１００５．２５灾区恢复重建１００００２５１００００２５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①。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３４万亿，较上年增长９％，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２．５万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０％②。尽管有人对“四万亿投资”的效果十分推崇，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饮鸩止渴”———暂时性的政府支出扩大会使真实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进而产生挤出效应（Ｒｏｍｅｒ，２００１），最终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２００９；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不但“四万亿投资”的效率被怀疑，而且关于中国经济保持的长期增长，也一直被质疑认为是靠低效政府投资拉动的。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在低的技术进步率下，依靠政府主导的高资本投入、不可持续的低效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下降（沈利生和王恒，２００６），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也经历了不断下降的过程，从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郑京海和胡鞍钢，２００５；郭庆旺和贾俊雪，２００５）。政府支出在中国真是低效的吗？这一问题并非中国所独９２ 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ｆｚｇｇｇｚ／ｇｄｚｃｔｚ／ｔｚｇｚ／２００９０５／ｔ２００９０５２１＿２８６８７３．ｈｔｍｌ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经济学报 2017年12月有,政府支出的扩大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一直被国际上关于生产效率的文献所关注。早期的关于政府支出效率的研究仅仅考虑了 Hicks中性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应包括劳动力的有效性、资本质量的改进①。投资专有技术进步( Investment- Specific Technology progress,ISTP),最早于关于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是否蕴含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具体化争论” embodiment controversy ) Solow, 1960; Domar, 1963: Denison, 1964 Jorgenson,1966)②,指的就是技术进步体现在新的资本品之中,其技术进步的收益必须通过投资来获得。新的技术通常都会体现在资本之中,从而被运用到新的设备和生产过程中。比如,近十几年在信息处理和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 从电子邮件和手机的普及到现代仓储和物流管理,再到自动制造装备技术,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工作方式的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这些技术进步更多地体现在新的资本中,从而使得投资品的价格相对整体价格水平出现下降趋势此,要更准确地评估以“四万亿投资”为例的中国政府支出,就必须引入投专有技术进步,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分析政府主导投资行为的政策效果,这对于更准确地度量经济中的生产效率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四万亿投资”到底是有益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美酒,还是仅仅够止渴一时的鸩酒呢?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四万亿投资”的文献,但大都只是孤立地分析某个侧面,而“四万亿投资”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调控手段,各个方面会反复相互影响,局部均衡分析远远不能模拟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进行一般均衡的分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透视“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本文进行了以下两个技术处理:(1)建立了一个带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n,DSGE)模型,进而区分了两类投资资本—基础资本和设备资本,并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2)在家庭效用函数中引入政府消费支出,进而估计了政府消费类支出对私人部门消费替代一互补效应。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改进,本文主要回答了如下问题:“四万亿投资”是否是中国经济抵御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的有效方式?“四万亿投资”计划在2008年底推出后,又于2009年3月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如表1所示),这样的调整是否合理?今后推出类似的财政刺激计划时应 ①关于劳动力的有效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主要基于知识的积累,对知识积累进行进一步的描述;二是对资本的范围进行扩展,从而使得资本既包括实物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同质的,并且技术进步并不墓舍其中,但是 Solow(1960)指出,很多技术进步都需要通过机器设备来产生效果,技术进步在资本积系过程中形成,或者通过新一代的设备代替老一代的设备过程中形成。因此产生了技术进步是否墓含在资本品中的争论,并由此带来了考虑资本品使用年限的年代资本理论( vintage capital theories)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经济学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有，政府支出的扩大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一直被国际上关于生产效率的文献所关注。早期的关于政府支出效率的研究仅仅考虑了Ｈｉｃｋｓ中性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应包括劳动力的有效性、资本质量的改进①。投资专有技术进步（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ＳＴＰ），最早见于关于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是否蕴含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具体化争论”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Ｓｏｌｏｗ，１９６０；Ｄｏｍａｒ，１９６３；Ｄｅｎｉｓｏｎ，１９６４；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６６）②，指的就是技术进步体现在新的资本品之中，其技术进步的收益必须通过投资来获得。新的技术通常都会体现在资本之中，从而被运用到新的设备和生产过程中。比如，近十几年在信息处理和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从电子邮件和手机的普及到现代仓储和物流管理，再到自动制造装备技术，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工作方式的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这些技术进步更多地体现在新的资本中，从而使得投资品的价格相对整体价格水平出现下降趋势。因此，要更准确地评估以“四万亿投资”为例的中国政府支出，就必须引入投资专有技术进步，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分析政府主导投资行为的政策效果，这对于更准确地度量经济中的生产效率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四万亿投资”到底是有益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美酒，还是仅仅能够止渴一时的鸩酒呢？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四万亿投资”的文献，但大都只是孤立地分析某个侧面，而“四万亿投资”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调控手段，各个方面会反复相互影响，局部均衡分析远远不能模拟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进行一般均衡的分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透视“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本文进行了以下两个技术处理：（１）建立了一个带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ＤＳＧＥ）模型，进而区分了两类投资资本———基础资本和设备资本，并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２）在家庭效用函数中引入政府消费支出，进而估计了政府消费类支出对私人部门消费替代—互补效应。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改进，本文主要回答了如下问题：“四万亿投资”是否是中国经济抵御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的有效方式？“四万亿投资”计划在２００８年底推出后，又于２００９年３月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如表１所示），这样的调整是否合理？今后推出类似的财政刺激计划时应０３ ① ② 关于劳动力的有效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主要基于知识的积累，对知识积累进行进一步的描述；二是对资本的范围进行扩展，从而使得资本既包括实物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同质的，并且技术进步并不蕴含其中，但是Ｓｏｌｏｗ（１９６０）指出，很多技术进步都需要通过机器设备来产生效果，技术进步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形成，或者通过新一代的设备代替老一代的设备过程中形成。因此产生了技术进步是否蕴含在资本品中的争论，并由此带来了考虑资本品使用年限的年代资本理论（ｖｉｎｔａｇ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第4卷第4期梁斌周晔馨: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3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中国并非只是2009年才出现天量的“四万亿投资”,实际上中国的政府支出占GDP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比率,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1文献述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是生产性的,是学术界关于政府支出对生产效率影响的文献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关于政府支出和生产效率的研究,部分研究 ( Aschauer,1988,1989; Munnell,1990)验证并肯定了政府支出对生产效率的正相关关系,如。但也有研究反对这一观点,比如 Gramlich(1994)认为 Aschauer(1988)对政府支出的贡献估计过高, Sturm and de haan(1995)认为由于早期的研究受到计量方法的限制,很难解决生产效率对政府支出的影响和数据的不稳定性带来的伪回归问题。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估计索洛剩余来估算TFP( Solow,1957),从而可能会低估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设备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趋势,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设备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反映出技术进步可能不再是中性的,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新的投资中。如果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则技术进步对总产出的影响独立于资本积累;相反,如果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设备中,则需要在投资过程中体现在资本上。将技术进步蕴含到资本设备中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Solow和 Jorgenson的“具体化争论”,然而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却无法将蕴含在资本品中的技术进步表示出来。在此思想的启发下,很多经济学家开始估算投资专有技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Gordon(1989)构造了一个估算生产设备质量改进的价格指数,该指数显示美国的生产设备价格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Greenwood etal.(1997)在增长模型中首次引入ISTP,从而把设备投资从其他用途的投资中区分出来,当资源分配给设备投资时资本积累依赖于ISTP,分配给其他用途的投资时则资本积累不受ISTP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很多文献开始引入ISTP 并估计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由 Strachan and Van dijk(2013)做出,他们分析了美国1998年之后的经济数据,发现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由投资专有技术冲击而不是中性技术进步引起的关于中国的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有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探索性地研究。通过在RBC模型中引入ISTP,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能力。赵志耘等(2007)通过构建一个区分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即中国的高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第４卷第４期梁斌周晔馨：基于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该注意些什么问题？中国并非只是２００９年才出现天量的“四万亿投资”，实际上中国的政府支出占ＧＤＰ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比率，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文献述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是生产性的，是学术界关于政府支出对生产效率影响的文献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关于政府支出和生产效率的研究，部分研究（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Ｍｕｎｎｅｌｌ，１９９０）验证并肯定了政府支出对生产效率的正相关关系，如。但也有研究反对这一观点，比如Ｇｒａｍｌｉｃｈ（１９９４）认为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８）对政府支出的贡献估计过高，ＳｔｕｒｍａｎｄＤｅＨａａｎ（１９９５）认为，由于早期的研究受到计量方法的限制，很难解决生产效率对政府支出的影响和数据的不稳定性带来的伪回归问题。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估计索洛剩余来估算ＴＦＰ（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从而可能会低估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设备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趋势，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设备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反映出技术进步可能不再是中性的，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新的投资中。如果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则技术进步对总产出的影响独立于资本积累；相反，如果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设备中，则需要在投资过程中体现在资本上。将技术进步蕴含到资本设备中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Ｓｏｌｏｗ和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的“具体化争论”，然而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却无法将蕴含在资本品中的技术进步表示出来。在此思想的启发下，很多经济学家开始估算投资专有技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９）构造了一个估算生产设备质量改进的价格指数，该指数显示美国的生产设备价格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在增长模型中首次引入ＩＳＴＰ，从而把设备投资从其他用途的投资中区分出来，当资源分配给设备投资时资本积累依赖于ＩＳＴＰ，分配给其他用途的投资时则资本积累不受ＩＳＴ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很多文献开始引入ＩＳＴＰ并估计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由ＳｔｒａｃｈａｎａｎｄＶａｎＤｉｊｋ（２０１３）做出，他们分析了美国１９９８年之后的经济数据，发现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由投资专有技术冲击而不是中性技术进步引起的。关于中国的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有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探索性地研究。通过在ＲＢＣ模型中引入ＩＳＴＰ，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能力。赵志耘等（２００７）通过构建一个区分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即中国的高１３

经济学报 2017年12月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唐文健和李琦(2008)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核算框架,运用两种方法对中国的ISTP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的 ISTP增速平均达到了4%。宋冬林等(2011)沿用赵志耘等(2007)的方法,将资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计算出资本质量指数从而调整设备资本存量,并最终计算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是资本设备价格倒数的假设进行的估计,进而得到ISTP增长率。另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从 Bailey(1971)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对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以 Barro(1974)为代表的研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考察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家庭的收入,负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家庭的私人消费,而为了平滑其消费,家庭会增加其劳动供给,从而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不足以抵消财富效应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从而得到政府支出必定会挤出私人消费的结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消费,如 Kormendi(1983)、 Aschauer(1985)、 Ahmed(1987);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政府支出非但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反而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 Karras, 1994; Perotti,2004; Davig and Leeper,2011)。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学者针对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研究支持互补关系(李广众,2005),部分研究则支持替代关系(申琳和马丹,2007),还有些研究则认为不同政府支出类别和不同的考察区间下两者关系不同(温娇秀,2007)。随着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工具上的不断发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扩展,已成为目前政府支出研究中较多被采用的主流数量分析工具。DSGE模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描述不确定环境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参数为结构性参数,从而避免了“卢卡斯批判”( Lucas,1976)。 Kydland and Prescott(1982)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DSGE模型,并因此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 Real business Cycle,RBC)学派;随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兴起,一些学者则在RBC模型中引入了垄断竞争,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从而建立了目前主流的DSGE模型 ( Christiano et al.,2005; Smets and wouters,2007)。刘斌(2008)最早建立了针对中国贝叶斯估计的DSGE模型。近年来,国内的部分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DSGE模型分析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谭政勋和王聪,2011;王艺明和蔡昌达,2012;范从来等,2012),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梁斌和李庆云,2011;谭政勋和王聪,2011;骆永民和伍文中,2012),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汇率问题(黄志刚,2009;刘尧成和徐晓萍,2010;袁申国等,2011),预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李成等,2011;庄子罐等,2012),以及财政支出的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郭长林等,2013)。DSGE模型对动态调整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经济学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唐文健和李琦（２００８）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核算框架，运用两种方法对中国的ＩＳＴＰ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的ＩＳＴＰ增速平均达到了４％。宋冬林等（２０１１）沿用赵志耘等（２００７）的方法，将资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计算出资本质量指数从而调整设备资本存量，并最终计算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是资本设备价格倒数的假设进行的估计，进而得到ＩＳＴＰ增长率。另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从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７１）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对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以Ｂａｒｒｏ（１９７４）为代表的研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考察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家庭的收入，负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家庭的私人消费，而为了平滑其消费，家庭会增加其劳动供给，从而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不足以抵消财富效应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从而得到政府支出必定会挤出私人消费的结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消费，如Ｋｏｒｍｅｎｄｉ（１９８３）、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５）、Ａｈｍｅｄ（１９８７）；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政府支出非但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反而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Ｋａｒｒａｓ，１９９４；Ｐｅｒｏｔｔｉ，２００４；ＤａｖｉｇａｎｄＬｅｅｐｅｒ，２０１１）。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学者针对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研究支持互补关系（李广众，２００５），部分研究则支持替代关系（申琳和马丹，２００７），还有些研究则认为不同政府支出类别和不同的考察区间下两者关系不同（温娇秀，２００７）。随着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工具上的不断发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ＤＳＧＥ）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ＣＧＥ）的扩展，已成为目前政府支出研究中较多被采用的主流数量分析工具。ＤＳＧＥ模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描述不确定环境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参数为结构性参数，从而避免了“卢卡斯批判”（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６）。Ｋｙ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２）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ＤＳＧＥ模型，并因此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Ｒｅ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ｙｃｌｅ，ＲＢＣ）学派；随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兴起，一些学者则在ＲＢＣ模型中引入了垄断竞争，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从而建立了目前主流的ＤＳＧＥ模型（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ｍｅｔｓａｎｄＷｏｕｔｅｒｓ，２００７）。刘斌（２００８）最早建立了针对中国贝叶斯估计的ＤＳＧＥ模型。近年来，国内的部分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ＤＳＧＥ模型分析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谭政勋和王聪，２０１１；王艺明和蔡昌达，２０１２；范从来等，２０１２），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梁斌和李庆云，２０１１；谭政勋和王聪，２０１１；骆永民和伍文中，２０１２），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汇率问题（黄志刚，２００９；刘尧成和徐晓萍，２０１０；袁申国等，２０１１），预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李成等，２０１１；庄子罐等，２０１２），以及财政支出的偿债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郭长林等，２０１３）。ＤＳＧＥ模型对动态调整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２３

第4卷第4期梁斌周晔馨: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3 画,通过冲击响应分析得到各个外生冲击的动态作用机制,从而可以进行有效的政策分析,这些都使得DSGE成为分析政策的一个有效而可靠的工具。基于以上原因,在近期的政府支出政策分析中,DSGE模型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如 Cogan et al.(2010)、 Christiano et al.(2011)、 Hebous(2011)、 Stahler and Thomas(2012)等。而且,部分国外文献也开始在DSGE模型中加入ISTP,如 Smets and Wouters(2007)将投资品的价格作为ISTP倒数引入DSGE模型 Strachan and Van Dijk(2013)分析了美国1998年之后的经济数据,认为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由投资专有技术冲击而不是中性技术进步引起的四万亿投资”作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现的“四万亿投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论述了“四万亿投资”经济剌激方案出台的现实背景,研究了“四万亿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作用机理 (叶敬忠,2009;郭菊娥等,2009;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2009)。 (2)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和估计。He etal.(2009)估计了“四万亿投资”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发现该刺激计划短期内有0.84的政策乘数并会产生1800万的非农就业岗位,中长期则会因挤入私人消费和投资有1.1的政策乘数。 Cai et al.(2010)运用输入输出法模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的刺激计划在扩大就业的同时还可以稳定经济增长。黄干和马成(2012)建立CGE模型模拟考察了“四万亿投资”的宏观经济、部门经济效应,分行业新增投资的经济效率,及用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部门的政府投资支出效率。 Diao et al.(2012)利用CGE模型对“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2009年如果没有“四万亿投资”中国的GDP将下降2.9%,而推 “四万亿投资”会保证中国经济每年8%~10%的增长速度。 Cova et a.(20 在多国CGE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四万亿投资”,结果显示刺激计划会在2009和 2010年分别给中国GDP带来2.6%和0.6%的增长,中国更高的总产出会引致更多的进口,但中国的“四万亿投资”总体而言对其他国家的帮助不大。(3)还有学者关注了“四万亿投资”的债务和配套税收政策。 Fardoust et al.(2012)则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视角考察了中国的“四万亿投资”,指出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的成功源于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而带来的对商业环境的改善,但也指出 “四万亿投资”中地方政府配套部分主要从银行系统获得融资,因此中国政府应小心由此而引发的偾务危机。 Fan and ly(2012)关注了由“四万亿投资”引起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认为中国总体债务占GDP比值小于50%,只要地方债务停止增长,则总体债务风险仍然可控,而中国未来更应该关注的是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改革。 Whalley and Zhao(2013)则在凯恩斯宏观模型框架下不仅关注了“四万亿投资”的政府支出效应,同时还估计了政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第４卷第４期梁斌周晔馨：基于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画，通过冲击响应分析得到各个外生冲击的动态作用机制，从而可以进行有效的政策分析，这些都使得ＤＳＧＥ成为分析政策的一个有效而可靠的工具。基于以上原因，在近期的政府支出政策分析中，ＤＳＧＥ模型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如Ｃｏ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Ｈｅｂｏｕｓ（２０１１）、Ｓｔｈｌｅｒ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２０１２）等。而且，部分国外文献也开始在ＤＳＧＥ模型中加入ＩＳＴＰ，如ＳｍｅｔｓａｎｄＷｏｕｔｅｒｓ（２００７）将投资品的价格作为ＩＳＴＰ倒数引入ＤＳＧＥ模型，ＳｔｒａｃｈａｎａｎｄＶａｎＤｉｊｋ（２０１３）分析了美国１９９８年之后的经济数据，认为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由投资专有技术冲击而不是中性技术进步引起的。 “四万亿投资”作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现有的“四万亿投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１）论述了“四万亿投资”经济刺激方案出台的现实背景，研究了“四万亿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作用机理（叶敬忠，２００９；郭菊娥等，２００９；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２００９）。（２）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和估计。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估计了“四万亿投资”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发现该刺激计划短期内有０．８４的政策乘数并会产生１８００万的非农就业岗位，中长期则会因挤入私人消费和投资有１．１的政策乘数。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运用输入输出法模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的刺激计划在扩大就业的同时还可以稳定经济增长。黄干和马成（２０１２）建立ＣＧＥ模型模拟考察了“四万亿投资”的宏观经济、部门经济效应，分行业新增投资的经济效率，及用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部门的政府投资支出效率。Ｄ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利用ＣＧＥ模型对“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２００９年如果没有“四万亿投资”中国的ＧＤＰ将下降２．９％，而推出 “四万亿投资”会保证中国经济每年８％～１０％的增长速度。Ｃ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在多国ＣＧＥ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四万亿投资”，结果显示刺激计划会在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年分别给中国ＧＤＰ带来２．６％和０．６％的增长，中国更高的总产出会引致更多的进口，但中国的“四万亿投资”总体而言对其他国家的帮助不大。（３）还有学者关注了“四万亿投资”的债务和配套税收政策。Ｆａｒｄｏｕ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则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视角考察了中国的“四万亿投资”，指出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的成功源于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而带来的对商业环境的改善，但也指出 “四万亿投资”中地方政府配套部分主要从银行系统获得融资，因此中国政府应小心由此而引发的债务危机。ＦａｎａｎｄＬｖ（２０１２）关注了由“四万亿投资”引起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认为中国总体债务占ＧＤＰ比值小于５０％，只要地方债务停止增长，则总体债务风险仍然可控，而中国未来更应该关注的是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改革。Ｗｈａｌｌｅｙ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１３）则在凯恩斯宏观模型框架下不仅关注了“四万亿投资”的政府支出效应，同时还估计了政３３

经济学报 2017年12月府的减税政策效应,指出如果没有财政刺激计划,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仅仅为6.8%,但如果没有配套的减税政策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仅仅为6% 关于“四万亿投资”的既有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来研究“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推出背景,描述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机理,以及“四万亿投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部分定量分析主要是针对其政策效果分析,之前的文献将“四万亿投资”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定量分析,而实际上政府投资仅是“四万亿投资”的一部分 “四万亿投资”是由各种不同的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组成,因此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透视政策效果必须细化“四万亿投资”的类别本文不同于既有文献的主要之处在于:首先,建立了带有资本品部门的 DSGE模型,引入投资专有技术进步,采用中国数据并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了估计;其次,细化了三种不同的政府支出——消费类政府支出、基础资本投资类政府支出和设备资本投资类政府支出,尤其是针对“四万亿投资”的不同组成部分,分析了其对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第三,在私人部门的效用函数中引入政府消费支出,分析并估计中国的政府消费类支出与私人部门消费之间的关系;最后模拟了“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以及“四万亿投资”调整后的政策效果,为未来政府支出政策提供建议。 2模型为了说明“四万亿投资”的效率问题,本文在 Christiano et al.(2005)和 Smets and wouters(2007)的研究基础上,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扩展,并基于中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具体描述如下第一,按照 Greenwood et al.(1997)的方法,在理论模型中引入两类资本, 类是基础资本( structures capital)①,一类是设备资本( equipment capital),从而引入投资专有技术进步。两者的区别在于设备资本在投资专有技术进 (ISTP)下实现资本积累,而基础型资本( structures capital)则是按1:1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第二,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别的政府支出: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是指维护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经费②,如文教、卫生 ①之前的研究基于对ISTP贡献的不同将资本分为设各资本和建筑资本(赵志耘等,2007),本文认为 structures capital应该理解为基础资本投资,如公路、铁路等的建设,并不应该局限为建筑资本,而是在生产过程中有不墓含技术进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此本文将资本分为基础资本和设备资本。 ②从表1可以看到,“四万亿投资”不仅包括消费性和投资性的购买支出,还包括转移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的政策与消费性支出相似,区别其在于更多地涉及收入分配和地区差异等间题,且转移性支出在 “四万亿投资”中占比很小,因此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转移性支出归为消费性政府支出。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经济学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府的减税政策效应，指出如果没有财政刺激计划，２００９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仅仅为６．８％，但如果没有配套的减税政策２００９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仅仅为６％。关于“四万亿投资”的既有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来研究“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推出背景，描述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机理，以及“四万亿投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部分定量分析主要是针对其政策效果分析，之前的文献将“四万亿投资”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定量分析，而实际上政府投资仅是“四万亿投资”的一部分， “四万亿投资”是由各种不同的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组成，因此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透视政策效果必须细化“四万亿投资”的类别。本文不同于既有文献的主要之处在于：首先，建立了带有资本品部门的ＤＳＧＥ模型，引入投资专有技术进步，采用中国数据并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了估计；其次，细化了三种不同的政府支出———消费类政府支出、基础资本投资类政府支出和设备资本投资类政府支出，尤其是针对“四万亿投资”的不同组成部分，分析了其对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第三，在私人部门的效用函数中引入政府消费支出，分析并估计中国的政府消费类支出与私人部门消费之间的关系；最后模拟了“四万亿投资”的政策效果以及“四万亿投资”调整后的政策效果，为未来政府支出政策提供建议。 2 模型为了说明 “四万亿投资”的效率问题，本文在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和ＳｍｅｔｓａｎｄＷｏｕｔｅｒｓ（２００７）的研究基础上，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扩展，并基于中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具体描述如下：第一，按照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的方法，在理论模型中引入两类资本，一类是基础资本（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ａｐｉｔａｌ）①，一类是设备资本（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从而引入投资专有技术进步。两者的区别在于设备资本在投资专有技术进步（ＩＳＴＰ）下实现资本积累，而基础型资本（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ａｐｉｔａｌ）则是按１∶１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第二，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别的政府支出：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是指维护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经费②，如文教、卫生４３ ① ② 之前的研究基于对ＩＳＴＰ贡献的不同将资本分为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赵志耘等，２００７），本文认为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ａｐｉｔａｌ应该理解为基础资本投资，如公路、铁路等的建设，并不应该局限为建筑资本，而是在生产过程中有不蕴含技术进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此本文将资本分为基础资本和设备资本。从表１可以看到，“四万亿投资”不仅包括消费性和投资性的购买支出，还包括转移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的政策与消费性支出相似，区别其在于更多地涉及收入分配和地区差异等问题，且转移性支出在 “四万亿投资”中占比很小，因此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转移性支出归为消费性政府支出

第4卷第4期梁斌周晔馨: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35 等支出;投资性支出,也称为财政投资或公共投资,是以财政资金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一种集中性、政策性投资,是政府支出中的重要部分;每一种支出政策都会对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另外,根据前文讨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投资性支出分为:基础资本投资类支出和设备资本投资类支出,表1中的“技术改造与结构调整”类投资即属于设备资本投资类支出①。本文在DSGE模型框架下可以分析不同类别政府支出的作用机制,从而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进行具体的政策效果分析。第三,本文将厂商分为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陈彦斌等 (2014)和陈小亮和马啸(2016)创新性地在DSGE模型的厂商设定中引入了国企和非国企。因为数据的可获得问题,无法获得更多地关于国企和非国企的分项数据,另外区分国企和非国企对于本文的分析,尤其是模型参数估计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因此,沿用大部分文献的方法(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郭长林, 2016;刘明和谌亦雄,2016;彭俞超和方意,2016),本文没有区分国企和非国企,而是将厂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为了引入价格粘性并对其进行估计本文将代表性厂商分为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本文模型包括最终品生产厂商、中间品生产厂商、代表性家庭、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1)最终品生产厂商最终品y由完全竞争的厂商生产。我们假设最终品生产厂商将连续统的间品y转换为最终产品y,生产技术为: 其中1<0<∞,p和p,分别表示t时期最终品和中间品j的价格,O表示中间品j之间的替代弹性。最终品生产厂商在公式(20)的技术约束下最大化利润: max{2y-」2,y,山由一阶条件,我们得到: 把(3)代入(1),我们可以得到最终品和中间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4) ①根据上述分类,“四万亿投资”最终版本中消费性支出占19%,基础资本类投资性支出占71.75%, 设备资本类投资性支出占9.25%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第４卷第４期梁斌周晔馨：基于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等支出；投资性支出，也称为财政投资或公共投资，是以财政资金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一种集中性、政策性投资，是政府支出中的重要部分；每一种支出政策都会对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另外，根据前文讨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投资性支出分为：基础资本投资类支出和设备资本投资类支出，表１中的“技术改造与结构调整”类投资即属于设备资本投资类支出①。本文在ＤＳＧＥ模型框架下可以分析不同类别政府支出的作用机制，从而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进行具体的政策效果分析。第三，本文将厂商分为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陈彦斌等（２０１４）和陈小亮和马啸（２０１６）创新性地在ＤＳＧＥ模型的厂商设定中引入了国企和非国企。因为数据的可获得问题，无法获得更多地关于国企和非国企的分项数据，另外区分国企和非国企对于本文的分析，尤其是模型参数估计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因此，沿用大部分文献的方法（胡永刚和郭长林，２０１３；郭长林，２０１６；刘明和谌亦雄，２０１６；彭俞超和方意，２０１６），本文没有区分国企和非国企，而是将厂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为了引入价格粘性并对其进行估计，本文将代表性厂商分为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本文模型包括最终品生产厂商、中间品生产厂商、代表性家庭、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１）最终品生产厂商最终品ｙｔ由完全竞争的厂商生产。我们假设最终品生产厂商将连续统的中间品ｙｊ，ｔ，转换为最终产品ｙｔ，生产技术为：ｙｔ＝ ∫ １０ｙ θｃ－１ θｃ［］ｊ，ｔｄｊ θｃ θｃ－１（１）其中１＜θｃ＜∞，ｐｔ和ｐｊ，ｔ分别表示ｔ时期最终品和中间品ｊ的价格，θｃ表示中间品ｊ之间的替代弹性。最终品生产厂商在公式（２０）的技术约束下最大化利润：ｍａｘｙｊ，ｔｐｔｙｔ－∫ １０｛｝ｐｊ，ｔｙｊ，ｔｄｊ（２）由一阶条件，我们得到：ｙｊ，ｔ＝ｐｊ，ｔ［］ｐｔ－θｃｙｔ（３）把（３）代入（１），我们可以得到最终品和中间品价格之间的关系：ｐｔ＝ ∫ １０ｐ１－θｃ［］ｊｔｄｊ１１－θｃ（４）５３ ① 根据上述分类，“四万亿投资”最终版本中消费性支出占１９％，基础资本类投资性支出占７１．７５％，设备资本类投资性支出占９．２５％

经济学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中间品生产厂商连续统的中间品ｊ∈（０，１）由垄断竞争厂商在下面的技术下生产：ｙｊｔ＝ｚｔ（ｋｅｊ，ｔ）αｅ（ｋｓｊ，ｔ）αｓｌ１－α ｊ，ｔ－Φ ｉｆｚｔ（ｋｅｊ，ｔ）αｅ（ｋｓｊ，ｔ）αｓｌ１－α ｊ，ｔ ≥ Φ ０ｉｆｚｔ（ｋｅｊ，ｔ）αｅ（ｋｓｊ，ｔ）αｓｌ１－α ｊ，ｔ＜烅烄烆 Φ （５）其中０＜α＜１，αｅ＋αｓ＝α，ｋｅｊ，ｔ、ｋｓｊ，ｔ和ｌｊ，ｔ分别表示ｔ时期的用于生产中间品ｊ投入的设备资本、基础资本和劳动。参数 Φ＞０表示每一期运转一个厂商所需的固定成本①，ｚｔ表示中性生产技术的外生随机冲击②，服从ＡＲ（１）过程：ｚｔ＝ρεｚｚｔ－１＋εｚｔ（６）其中ρεｚ为自回归系数，εｚｔ～ｉｉｄ（０，σ２ｚ）。中间品生产厂商从家庭租用设备资本、基础资本和劳动，价格分别为ｒｅｋ，ｔ、ｒｓｋ，ｔ和ｗｔ，但同时中间品生产厂商还需要承担与资本和劳动相关的税负。企业在ｔ时期的真实边际成本如下给出：ｓｔ＝１（）１－α １－α １（） αｅ αｅ１（） αｓ αｓ（（１＋ｔｋ）ｒｅｋ，ｔ）αｅ（（１＋ｔｋ）ｒｓｋ，ｔ）αｓ（ｗｔ（１＋ｔｗ））１－α （７）其中，ｔｗ为劳动所得税率，ｔｋ为资本所得税率。企业在ｔ时期的利润由下面的公式给出：ｐｊ，ｔｐｔ（）－ｓｔｐｔｙｊ，ｔ（８）本文假设企业按照Ｃａｌｖｏ（１９８３）价格设定机制定价，每一期企业在εｐ的概率下，企业可以最优化定价，选择ｐ珟ｔ作为最优化价格③；而在１－εｐ的概率下，仅仅依照简单的规律定价，即ｐｊ，ｔ＝πｔ－１ｐｊ，ｔ－１，其中πｔ－１代表ｔ－１期的通货膨胀。最终我们得到最终品价格变化的动态方程：ｐｔ＝ｅｅ π ｔ［εｐ（ｐ珟ｔ）１－θｃ＋（１－εｐ）（πｔ－１ｐｔ－１）１－θｃ］１１－θｃ（９）其中，ｅπ ｔ是通货膨胀冲击，服从ＡＲ（１）过程：ｅπ ｔ＝ρεπｅπ ｔ－１＋επ ｔ（１０）其中ρεπ为自回归系数，επ ｔ～ｉｉｄ（０，σ２ π）。（３）家庭经济中存在同质且无限存在的家庭，总测度为１。每一家户都极大化其贴现效用和：６３ ① ② ③ Ｒｏｔｅｍｂｅｒｇａｎｄ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１９９３）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指出，企业的利润平均而言应该接近于零，引入 Φ是为了保证企业利润在稳态下为零。中性技术进步的中性主要是指Ｈｉｃｋ中性，即不改变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之比率的技术进步（Ｒｏｍｅｒ，２００１），而ＩＳＴＰ则是通过单独影响资本的积累过程从而改变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之比的技术进步。因为假设所有的中间品生产商都是同一的（除了最优化定价的时间），因此在ｔ时期最优化定价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选择相同的价格

第４卷第４期梁斌周晔馨：基于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Ｅ０∑ ∞ ｔ＝０ β ｔＵｔ（ｃｆｔ－ｂｃｆｔ－１，ｌｔ）（１１）代表性家庭的即期效用为：Ｕｔ＝（ｃｆｔ－ｂｆｔ－１）１－ １－ －ｌ１＋η ｔ１＋η （１２）其中，０＜β＜１，为代表性家庭的跨期贴现率；ｃｆｔ为ｔ时期代表性家庭的消费，参数ｂ表示代表性家庭的习惯形成①；根据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本文选取 ＝η＝１，因此代表性家庭对消费和劳动的偏好为对数线性形式；ｌｔ为ｔ时期代表性家庭的劳动供给。ｃｆｔ由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性支出组成：ｃｆｔ＝［（ｃｔ）－Θｇ＋（ｃｇ，ｔ）－Θｇ］－１ Θｇ（１３）其中，Θｇ为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性支出之间的替代弹性，当 Θｇ →∞时，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性支出之间为完全互补品，当 Θｇ →－１时，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性支出之间为完全替代品，当 Θｇ →０时，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性支出之间则介于互补品和替代品之间，表现为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函数形式。家庭的预算约束如下：ｗｔｌｔ＋ｒｔｂｔ－１ｐｔ＋ｕｔｒｅｋ，ｔｋｅｔ－１＋ｒｓｋ，ｔｋｓｔ－１－ａ（ｕｔ）ｋｅｔ－１ ≥ｉｅｔ＋ｉｓｔ＋（１＋ｔｃ）ｃｔ＋ｂｔｐｔ（１４）其中，ｂｔ为代表性家庭拥有的无风险债券。ｕｔ代表设备资本的可变使用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②。期初，家庭拥有资本存量ｋｔ－１，家庭将设备资本和基础资本租给中间消费品生产商，价格分别为ｒｅｋ，ｔ和ｒｓｋ，ｔ。ｉｅｔ和ｉｓｔ分别表示家庭的设备资本投资和基础资本投资，另外假设家庭调整资本的使用率是有成本的，其调整成本比例为ａ（ｕｔ），ｔｃ为家庭消费时支付的消费税率。因此，基础资本的积累方程为：ｋｓｔ＝（１－δｓ）ｋｓｔ－１＋［１－ｃ（ｉｓｔ，ｉｓｔ－１）］ｉｓ，ｆｔ（１５）另外，设备资本的积累方程为：ｋｅｔ＝（１－δｅ）ｋｅｔ－１＋ｖｔ［１－ｃ（ｉｅｔ，ｉｅｔ－１）］ｉｅ，ｆｔ（１６）其中，ｖｔ表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ＩＳＴＰ）水平ｖｔ＝ｆ（ｉｅｔ＋υｉｇｅｔ）（１７）ｆ（·）为设备资本投资转化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函数，ｆ′（·）＞０③；υ ７３ ① ② ③ 在代表性家庭中引入习惯形成，是为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产生更贴合现实经济的驼峰型反应函数。尽管设备本身并不能改变其效率，但是拥有设备的人却可以选择使用机器的频率和时间，在经济的萧条期，厂家并不会卖掉多余的设备，而是将多余的设备闲置下来，而在经济的繁荣期，厂家也并不会立即购买更多的设备，更多的是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和时间，因此本文引入设备资本的可变使用率，相应的基础资本则没有资本的可变使用率。本文将ｆ（·）定义为线性函数ｆ（ｉｔ）＝αｉｓｔｐ（ｉｔ），即全社会设备资本投资增加１％，ＩＳＴＰ增加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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