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约束和阻碍?显然,从穷人的行为模式入手,看其“内化的行为规范”和“期待”,就差 不多捕捉到了贫困现象中的文化因素。(3)依甘斯的观点,不仅穷人内化怎样的规范是至 关重要的,而且其内化的程度也相当不同。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存在一些规范,它们并不能 深入,仅仅属于口头“文章”;另一个极端是,某些规范,被植根在人格结构中,一代代地 传承,成为一种文化(比如,刘易斯等论述的贫困亚文化)。甘斯所强调的是,处于两极之 间的规范内化程度的变动和它最终的跃迁。他相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段,我们能够知 道,一些行为呈现着,一些行为不出现:也可以明察某些行为规范的内化比另一些更长远。 而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虽然我们不明白哪些行为规范会改变,哪些暂时不会改变,但任何 行为规范,不管它植根得或浅或深,最后终将结束。因为文化一定是对经济和生存环境的 个反应”(Gans,1968:210)。如此,在甘斯的带有文化意味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贫困 不再有永久的意蕴,虽然穷人的社会适应过程充满荆棘。 穷人是否内化大社会给定的价值规范?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刘易斯等人的“贫困文化” 的叙述里是否定的;而在甘斯的分析中,它是介乎“可能是”( Maybe yes)和“可能不是”( Maybe no)之间的:但是,在自由派秉持的另一个文化解释—一紧张理论中,回答却是“完全肯定” 的。由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紧张理论”,其主要的思想是:底层阶级的自我消极行为,起 源于穷人自己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诺,而不是大社会的排斥。紧张理论认定,穷人已经完全 内化了整个大社会的价值,但高度层阶化的社会,使他们不能实现或达到目标,因而导致心 理紧张。为了减轻心理紧张,穷人需要通过反常行为来释放压力,通过犯罪行为表达自己对 社会的失望(参见 Merton,1938:672-82)。简言之,紧张理论认为:穷人内化了大社会 的价值观,就有了他们的承诺:因为承诺不能兑现,他们有了紧张,也因此有了“反常”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新作《世界的贫困》是他研究穷人的实录。穷人的窘迫 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 本。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既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禀性和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也指由合 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还指那些己经物化的文化财产。根据不同的指代,布 尔迪厄在分析社会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就业不平等状况后指出:权力决定着教 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现实中,无论怎样的社会,当教育制度被视为争 夺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重要工具时,文化资本潜在的不平等分配将是必然的。作为社会低 下层的穷人,历来只可能成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那些掌管制度的精英阶层一定会具有高 等教育背景,因为他们把持着支配文化资源的权利。之后,布尔迪厄还特别指出:“扩大英 才教育的最初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家庭出身的孩子”( Swartz,1997: 288),也就是说,作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明显具有代传递特征。那么对穷人来说, 我以为,一个合乎事实的推理是否应该这样:原本贫缺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 度亦将是低下的。教育程度相对低迷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 相当贫瘠,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 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是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于是我们说,穷人在文化资本的三层面 上都是匮乏而不入主流的,他们贫困因为他们自己别无选择。的约束和阻碍？显然，从穷人的行为模式入手，看其“内化的行为规范”和“期待”，就差 不多捕捉到了贫困现象中的文化因素。（3）依甘斯的观点，不仅穷人内化怎样的规范是至 关重要的，而且其内化的程度也相当不同。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存在一些规范，它们并不能 深入，仅仅属于口头“文章”；另一个极端是，某些规范，被植根在人格结构中，一代代地 传承，成为一种文化（比如，刘易斯等论述的贫困亚文化）。甘斯所强调的是，处于两极之 间的规范内化程度的变动和它最终的跃迁。他相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段，我们能够知 道，一些行为呈现着，一些行为不出现；也可以明察某些行为规范的内化比另一些更长远。 而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虽然我们不明白哪些行为规范会改变，哪些暂时不会改变，但任何 行为规范，不管它植根得或浅或深，最后终将结束。因为文化一定是对经济和生存环境的一 个反应”（Gans, 1968：210）。如此，在甘斯的带有文化意味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贫困 不再有永久的意蕴，虽然穷人的社会适应过程充满荆棘。 穷人是否内化大社会给定的价值规范？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刘易斯等人的“贫困文化” 的叙述里是否定的；而在甘斯的分析中，它是介乎“可能是”(Maybe yes)和“可能不是”(Maybe no)之间的；但是，在自由派秉持的另一个文化解释──紧张理论中，回答却是“完全肯定” 的。由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紧张理论”，其主要的思想是：底层阶级的自我消极行为，起 源于穷人自己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诺，而不是大社会的排斥。紧张理论认定，穷人已经完全 内化了整个大社会的价值，但高度层阶化的社会，使他们不能实现或达到目标，因而导致心 理紧张。为了减轻心理紧张，穷人需要通过反常行为来释放压力，通过犯罪行为表达自己对 社会的失望（参见 Merton, 1938：672－82）。简言之，紧张理论认为：穷人内化了大社会 的价值观，就有了他们的承诺；因为承诺不能兑现，他们有了紧张，也因此有了“反常”。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新作《世界的贫困》是他研究穷人的实录。穷人的窘迫 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 本。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既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禀性和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也指由合 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还指那些已经物化的文化财产。根据不同的指代，布 尔迪厄在分析社会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就业不平等状况后指出：权力决定着教 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现实中，无论怎样的社会，当教育制度被视为争 夺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重要工具时，文化资本潜在的不平等分配将是必然的。作为社会低 下层的穷人，历来只可能成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那些掌管制度的精英阶层一定会具有高 等教育背景，因为他们把持着支配文化资源的权利。之后，布尔迪厄还特别指出：“扩大英 才教育的最初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家庭出身的孩子”（Swartz, 1997： 288），也就是说，作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明显具有代传递特征。那么对穷人来说， 我以为，一个合乎事实的推理是否应该这样：原本贫缺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 度亦将是低下的。教育程度相对低迷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 相当贫瘠，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 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是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于是我们说，穷人在文化资本的三层面 上都是匮乏而不入主流的，他们贫困因为他们自己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