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 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 “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一一城市农民工、下岗工 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一一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 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 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 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 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 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 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 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 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 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 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 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 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 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 厉害”(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 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 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 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 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 Pete Alcock)首先指出 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 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 解政策”( Alcock,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 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 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 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 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 “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 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 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 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有关 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 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 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 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 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 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 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 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 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 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 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 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 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 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 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 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 “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 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 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 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 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 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一种观点:“谁决定政策?如何实施政策?谁就对决定人们在社会体系里的生活环 境(包括贫困状态)起重要作用”,因为“政策行为随时准备或时刻能够左右社会 结构”( Alcock,1993:13)。类似的论述也体现在文森特( Vincent)对20世纪 英国贫困史的讨论中,他说,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 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因此,在文森特看来, 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而马克格拉杰( Macgregor) 则从政策失误导向不平等,尔后产生贫困的角度去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政策是政 治家决策的产物,贫困就相当一个政策概念 群体间利益的争夺是遭遇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根源,这是冲突学派的贫困观 冲突学派认为,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 结果。每一个不同群体在任何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都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多的 利益,但是由于各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等,也由于能够给予争夺的 资源总有短缺,利益争夺的结果必然是出现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不平等分割,进而使 部分群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伦斯基( Lenski GE.)在他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 层的理论》一书中说,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少 具体而言,穷人在经济领域里缺乏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 济收入。在政治领域里他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此不可能对决策、 投票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穷人无力于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 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社会 部分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陷于贫困。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 们的排斥和偏见,加剧了社会矛盾(参见, Lenski,1966)。 与冲突论的观点相比,功能学派在指认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同时,并没有任何需 要消除它的意愿。相反,功能论者的信念是:大凡某种社会事实屡禁不止,又不断 出现,就一定有它不能不如此的社会功能。不平等或贫困现象就是如此。功能主义 贫困观的基本视角是,贫困乃社会功能之需要。其中,最具代表的为美国学者甘斯 ( Herbert J.Gans)有关贫困的诸多论述。他主张,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 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这种理论首先假定社会中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 中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同时假定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不同。社会为了有效 地达到其主要的价值目标,就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为了 吸引天赋高者去占领这些更重要的社会位置,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赋予这 些位置较高的报酬。同样,那些对实现社会主导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不高的职位 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较低。甘斯还估价了贫困所具备的社会正功能,即对社会整体 的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譬如,穷人可以去承担社会中较为低下、肮脏的 工作:穷人为劳动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也间接促进了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穷 人的消费,延长了一些商品的经济使用寿命:穷人可以成为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 代价等等(Gans,1979:275-289)。总之,不平等和贫困的存在,在甘斯等功能主
一种观点：“谁决定政策？如何实施政策？谁就对决定人们在社会体系里的生活环 境（包括贫困状态）起重要作用”，因为“政策行为随时准备或时刻能够左右社会 结构”（Alcock, 1993：13）。类似的论述也体现在文森特（Vincent） 对 20 世纪 英国贫困史的讨论中，他说，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 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因此，在文森特看来， 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而马克格拉杰（MacGregor） 则从政策失误导向不平等，尔后产生贫困的角度去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政策是政 治家决策的产物，贫困就相当一个政策概念。 群体间利益的争夺是遭遇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根源，这是冲突学派的贫困观。 冲突学派认为，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 结果。每一个不同群体在任何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都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多的 利益，但是由于各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等，也由于能够给予争夺的 资源总有短缺，利益争夺的结果必然是出现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不平等分割，进而使 部分群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伦斯基（Lenski,G.E.）在他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 层的理论》一书中说，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少。 具体而言，穷人在经济领域里缺乏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 济收入。在政治领域里他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此不可能对决策、 投票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穷人无力于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 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社会 部分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陷于贫困。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 们的排斥和偏见，加剧了社会矛盾（参见，Lenski,1966）。 与冲突论的观点相比，功能学派在指认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同时，并没有任何需 要消除它的意愿。相反，功能论者的信念是：大凡某种社会事实屡禁不止，又不断 出现，就一定有它不能不如此的社会功能。不平等或贫困现象就是如此。功能主义 贫困观的基本视角是，贫困乃社会功能之需要。其中，最具代表的为美国学者甘斯 (Herbert J. Gans)有关贫困的诸多论述。他主张，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 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这种理论首先假定社会中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 中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同时假定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不同。社会为了有效 地达到其主要的价值目标，就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为了 吸引天赋高者去占领这些更重要的社会位置，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赋予这 些位置较高的报酬。同样，那些对实现社会主导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不高的职位， 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较低。甘斯还估价了贫困所具备的社会正功能，即对社会整体 的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譬如，穷人可以去承担社会中较为低下、肮脏的 工作；穷人为劳动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也间接促进了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穷 人的消费，延长了一些商品的经济使用寿命；穷人可以成为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 代价等等（Gans,1979：275-289）。总之，不平等和贫困的存在，在甘斯等功能主
义者眼中,乃情所必至,因为社会需要它们“调色 失业:经济力制造的贫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工作、是否能获得自己喜爱或合适的工作, 以及工作报酬的高低等都经常取决于经济力——一市场结构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 化。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贫困是个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就像 亚当·斯密所说,贫困是由经济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口的生育情况共同决定的 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工人,其所获工资是他劳动的基本价格,即维持工人及其家庭 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市场中,工人的实际工资为劳动的“市场价格”,它 是随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的。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的市场价 格会低于其基本价格。此时,劳动报酬降低,部分工人会因此而陷入贫困。而贫困 又会使劳动者的供养能力降低,从而抑止人口的增长,减轻劳动力的过剩,使经济 复苏,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的市场价格上升(亚当斯密,1972:73-74) 显然,斯密认为,贫困是市场情境中劳动力供需关系波动的结果。他提醒我们注意 的一个社会事实是:由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动而产生的贫困是不可抗拒的。 经济力不可抗拒的社会事实还可以用另一个社会事实——反贫困政策失败 一来加以说明。奥科克在考察20世纪3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三次世界经济 不景气时期出现的,由大量失业遭致大幅度贫困现象的案例后指出:“失业、低工 资、早退休、高税收等引起了贫困,因此,国内外各种各样经济力量的变化都可能 而且正在引起贫困,这类经济力量的影响不得不被归属到宿命论者的悲哀之中,因 为几乎任何政府、任何政策都无法真正抵御或改变它。”我们永远不敢肯定,在这 样一个世界上,将来这些经济力不会被修正,但至少现在“政策意愿和经济力的互 动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因为经济力是导致贫困现象的原因。”( Alcock,1993:32) 很多反贫困战略的失败往往都因为它们不敌一些或然的也可能是必然的经济力。在 这层意义上说,任何解救贫困的政策措施都好似建立在漂浮不定的沙滩上。对此, 有人干脆模仿功能主义的说法,赋予它合法之地位,这就是“市场需要贫困”。换 言之,市场为了有效地运作,需要相当一部分穷人徘徊于市场的边缘。贫困者的等 待与徘徊,会以一种无形的压力,作用于在职的工人,鼓励他们勤勉工作、克服懒 惰(参见 Novak,1988,转引 Alcock,1993:33)。 按是否拥有职业,穷人可以分为两类:失业的穷人和工作的穷人。针对工作的 穷人,美国学界有所谓“利益均沾论”( trickle down theory)。该理论假设:经济 增长能有效地抑制贫困。安德森( Anderson)在1964年发表的《利益均沾:经济 增长和美国家庭贫困的程度》一文中提出,经济增长有助于减低贫困的发生。在后 续的研究中,人们根据安德森的理论,归纳了经济影响贫困率高低的主要理由为 经济繁荣,劳动力市场紧俏,此时雇主少有余地去选择他们雇用的人,穷人尤其是 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就容易找到工作,而工作的穷人也会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进而
义者眼中，乃情所必至，因为社会需要它们“调色”。 失业：经济力制造的贫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工作、是否能获得自己喜爱或合适的工作， 以及工作报酬的高低等都经常取决于经济力──市场结构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 化。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贫困是个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就像 亚当•斯密所说，贫困是由经济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口的生育情况共同决定的。 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工人，其所获工资是他劳动的基本价格，即维持工人及其家庭 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市场中，工人的实际工资为劳动的“市场价格”，它 是随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的。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的市场价 格会低于其基本价格。此时，劳动报酬降低，部分工人会因此而陷入贫困。而贫困 又会使劳动者的供养能力降低，从而抑止人口的增长，减轻劳动力的过剩，使经济 复苏，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的市场价格上升（亚当·斯密，1972：73-74）。 显然，斯密认为，贫困是市场情境中劳动力供需关系波动的结果。他提醒我们注意 的一个社会事实是：由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动而产生的贫困是不可抗拒的。 经济力不可抗拒的社会事实还可以用另一个社会事实──反贫困政策失败─ ─来加以说明。奥科克在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三次世界经济 不景气时期出现的，由大量失业遭致大幅度贫困现象的案例后指出：“失业、低工 资、早退休、高税收等引起了贫困，因此，国内外各种各样经济力量的变化都可能 而且正在引起贫困，这类经济力量的影响不得不被归属到宿命论者的悲哀之中，因 为几乎任何政府、任何政策都无法真正抵御或改变它。”我们永远不敢肯定，在这 样一个世界上，将来这些经济力不会被修正，但至少现在“政策意愿和经济力的互 动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因为经济力是导致贫困现象的原因。”（Alcock,1993：32） 很多反贫困战略的失败往往都因为它们不敌一些或然的也可能是必然的经济力。在 这层意义上说，任何解救贫困的政策措施都好似建立在漂浮不定的沙滩上。对此， 有人干脆模仿功能主义的说法，赋予它合法之地位，这就是“市场需要贫困”。换 言之，市场为了有效地运作，需要相当一部分穷人徘徊于市场的边缘。贫困者的等 待与徘徊，会以一种无形的压力，作用于在职的工人，鼓励他们勤勉工作、克服懒 惰（参见 Novak, 1988, 转引 Alcock,1993：33）。 按是否拥有职业，穷人可以分为两类：失业的穷人和工作的穷人。针对工作的 穷人，美国学界有所谓“利益均沾论”（trickle down theory）。该理论假设：经济 增长能有效地抑制贫困。安德森（Anderson）在 1964 年发表的《利益均沾：经济 增长和美国家庭贫困的程度》一文中提出，经济增长有助于减低贫困的发生。在后 续的研究中，人们根据安德森的理论，归纳了经济影响贫困率高低的主要理由为： 经济繁荣，劳动力市场紧俏，此时雇主少有余地去选择他们雇用的人，穷人尤其是 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就容易找到工作，而工作的穷人也会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进而
摆脱贫困。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利益均沾经济”,并且视这些穷人为成功的政府财 政政策的得益者。遗憾的是,这一论点并没有在经验层面上被认证。事实是,在美 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利益均沾”的经济现象并没有发生,贫困率 并没有就此降低。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威廉姆( William,1994)指出,这 种事实说明,并非每个人皆能在利益均沾的过程中获益。具体而言,当经济领域发 生了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信息业的结构变迁后,威廉姆认为,美国的经济呈 现出三个阶段:大众生产阶段、超大众生产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每一阶段经济发 展的本性都赋予穷人一个完全不同的雇用关系。总起来讲,这些阶段性变化成全了 自动化、钢铁、消费电子产品工业中的高收入工作的欠缺”,穷人不是缺乏工作, 而是缺乏技能去承担这些高收入的工作(参见 Kelso,194:226-246)。大量“微卑 工作”( busy jobs)涌出,壮大了穷人的队伍;又有相对“高精尖的工作”创造了“高 收入”工作的富裕阶层。愈来愈明显的两极分化,愈来愈壮大的穷人队伍,突显在 经济发展之后,这不能不让人再度触觉到经济力的谜幻。经验报告对这种谜幻的答 复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变贫困,经济成长与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 分析与结论 社会力和经济力对贫困的结构解释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是悲观地看待结构:结 构是具有无法满足全人类需求的架构。明确而说,几乎结构的方方面面,都会引起 和制造贫困,而且结构的调整不能真正解救贫困 结构的“悲观”反映在两个方面:(1)实际操纵结构的智者,像每一个结构解释 那样,往往仅注意结构条件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方面原 因,而忽视结构整体,忽视结构具有联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每一个理论、每一个 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具体脱贫的举措,都经常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譬如,利 益均沾论的局限在于,它仅着重市场中报酬的多寡问题,没有考虑家庭收入的其他 来源。于是,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就成为政策注视的目标。(2)社会转型时确实存 在着太多的不确定空间。在上述结构解释中我们看到,社会力和经济力都在不同程 度上塑造着贫困,但两相比较,前者似乎更多人为的因素:后者则多少归诸于或然 的、具有人所无法预计的种种可能性。人可以凭借社会力发展经济,创造自己的富 裕;人也可以运用社会力剥夺他者的权利,有意制造贫困。但是,人却不能真正主 宰经济力。这种无能,表现在诸多的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发展结果中,譬如,原 本抑制贫困的种种政策却无意间引发出贫困加剧的局面。因此可以说,社会力在改 造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受经济力之约束。 谈或然性的时候,其实也包涵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事物的发生、滋长和消亡都 不会沿着绝对笔直的路线的进行。福利政策就是这样。当它出台的时候,也许遵循 简单的直线思路——“缺啥给啥”,十分奏效。可是,久而久之,救济就成为一种 穷人习惯了的获取,失业者不再积极渴望拥有一份谋生的职业,城市“底下层”的
摆脱贫困。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利益均沾经济”，并且视这些穷人为成功的政府财 政政策的得益者。遗憾的是，这一论点并没有在经验层面上被认证。事实是，在美 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利益均沾”的经济现象并没有发生，贫困率 并没有就此降低。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威廉姆（William，1994）指出，这 种事实说明，并非每个人皆能在利益均沾的过程中获益。具体而言，当经济领域发 生了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信息业的结构变迁后，威廉姆认为，美国的经济呈 现出三个阶段：大众生产阶段、超大众生产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每一阶段经济发 展的本性都赋予穷人一个完全不同的雇用关系。总起来讲，这些阶段性变化成全了 “自动化、钢铁、消费电子产品工业中的高收入工作的欠缺”，穷人不是缺乏工作， 而是缺乏技能去承担这些高收入的工作（参见 Kelso,1994：226-246）。大量“微卑 工作”(lousy jobs)涌出，壮大了穷人的队伍；又有相对“高精尖的工作”创造了“高 收入”工作的富裕阶层。愈来愈明显的两极分化，愈来愈壮大的穷人队伍，突显在 经济发展之后，这不能不让人再度触觉到经济力的谜幻。经验报告对这种谜幻的答 复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变贫困，经济成长与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 分析与结论 社会力和经济力对贫困的结构解释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是悲观地看待结构：结 构是具有无法满足全人类需求的架构。明确而说，几乎结构的方方面面，都会引起 和制造贫困，而且结构的调整不能真正解救贫困。 结构的“悲观”反映在两个方面：(1)实际操纵结构的智者，像每一个结构解释 那样，往往仅注意结构条件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方面原 因，而忽视结构整体，忽视结构具有联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每一个理论、每一个 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具体脱贫的举措，都经常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譬如，利 益均沾论的局限在于，它仅着重市场中报酬的多寡问题，没有考虑家庭收入的其他 来源。于是，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就成为政策注视的目标。（2）社会转型时确实存 在着太多的不确定空间。在上述结构解释中我们看到，社会力和经济力都在不同程 度上塑造着贫困，但两相比较，前者似乎更多人为的因素；后者则多少归诸于或然 的、具有人所无法预计的种种可能性。人可以凭借社会力发展经济，创造自己的富 裕；人也可以运用社会力剥夺他者的权利，有意制造贫困。但是，人却不能真正主 宰经济力。这种无能，表现在诸多的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发展结果中，譬如，原 本抑制贫困的种种政策却无意间引发出贫困加剧的局面。因此可以说，社会力在改 造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受经济力之约束。 谈或然性的时候，其实也包涵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事物的发生、滋长和消亡都 不会沿着绝对笔直的路线的进行。福利政策就是这样。当它出台的时候，也许遵循 简单的直线思路──“缺啥给啥”，十分奏效。可是，久而久之，救济就成为一种 穷人习惯了的获取，失业者不再积极渴望拥有一份谋生的职业，城市“底下层”的
涌现成了发展的讽喻,福利国家制度或福利思想失败。失败并不能单靠撤销政策就 宣告结束。我以为,这种非预期结果的发生揭示了一个问题:单一的经济发展、经 济援助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任何政策都是某种理论研讨的实际结果的话,那么毫 无疑问,结构解释面对种种失败的反贫困策略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人们开始 反思,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现象,莫非本身并不单单是经济现象,而是一个重要 的文化现象。这种反思的依据在理论上或许出自这样的逻辑推理或假设:一方面 当结构变迁时,往往文化的变迁滞后于结构。换句话说,观念的转变落后于物质和 技术的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形成一种阻力,阻碍着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我 们也说过,贫困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克服的现象,或作为发展的产物,同样属 于发展的阻力。那么,两方面的结合,是否可以认为:作为阻力的贫困问题,恐怕 其中更多反映的就是固有文化对结构变化的阻碍呢?如果答案能够成立,我们就可 以说,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时,我们用文化因素去解读贫困应该颇具说服力。 不管上述推理是否能够成立,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有许多的学者开始尝试 着用文化解释来理解贫困 文化取向的解释 贫困文化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经典的论及贫困文化的书籍相继问世。其中,刘易斯 ( 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班费尔德( Edward c. Banfield) 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哈瑞顿( 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 通过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不同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构筑起贫困文化的概 念架构。他们的出现和后来者的许多著书及争论,都确确实实使当时的贫困研究, 尤其对当时激烈展开的有关“城市底层阶级”的讨论,实现了一次解释框架的转向, 这就是,从结构解释转向了文化解释 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在题为“贫困文化”的 文中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 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 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 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Lews,1968:215)。贫困亚文化的存在,一方面是 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 已选择。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穷人,他们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 圈。无论是那一种存在,刘易斯以为:“一旦穷人具有了阶级意识,或者积极于组 织起来,或者能够以国际化的观点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有贫困文化了,尽管 他们可能还是穷人( Lewis,1%66:215)。从这层意义上看,贫困亚文化可能是主流
涌现成了发展的讽喻，福利国家制度或福利思想失败。失败并不能单靠撤销政策就 宣告结束。我以为，这种非预期结果的发生揭示了一个问题：单一的经济发展、经 济援助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任何政策都是某种理论研讨的实际结果的话，那么毫 无疑问，结构解释面对种种失败的反贫困策略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人们开始 反思，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现象，莫非本身并不单单是经济现象，而是一个重要 的文化现象。这种反思的依据在理论上或许出自这样的逻辑推理或假设：一方面， 当结构变迁时，往往文化的变迁滞后于结构。换句话说，观念的转变落后于物质和 技术的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形成一种阻力，阻碍着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我 们也说过，贫困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克服的现象，或作为发展的产物，同样属 于发展的阻力。那么，两方面的结合，是否可以认为：作为阻力的贫困问题，恐怕 其中更多反映的就是固有文化对结构变化的阻碍呢？如果答案能够成立，我们就可 以说，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时，我们用文化因素去解读贫困应该颇具说服力。 不管上述推理是否能够成立，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已有许多的学者开始尝试 着用文化解释来理解贫困。 文化取向的解释 贫困文化理论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一批经典的论及贫困文化的书籍相继问世。其中，刘易斯 (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班费尔德(Edward C. Banfield) 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 通过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不同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构筑起贫困文化的概 念架构。他们的出现和后来者的许多著书及争论，都确确实实使当时的贫困研究， 尤其对当时激烈展开的有关“城市底层阶级”的讨论，实现了一次解释框架的转向， 这就是，从结构解释转向了文化解释。 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在题为“贫困文化”的一 文中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 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 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 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Lewis,1968：215）。贫困亚文化的存在，一方面是 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 已选择。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穷人，他们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 圈。无论是那一种存在，刘易斯以为：“一旦穷人具有了阶级意识，或者积极于组 织起来，或者能够以国际化的观点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有贫困文化了，尽管 他们可能还是穷人（Lewis,1966：215）。从这层意义上看，贫困亚文化可能是主流
文化中的暂时现象。但是,刘易斯在他的另一表述中又偏偏强调了文化价值的中心 地位,他说:“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棚户区的孩子,到6-7 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 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 Lewis,1966: 188)。这样,贫困亚文化对大社会的拒斥、隔绝的关系,在刘易斯眼里似乎又是 个绝对的概念。 班费尔德认为,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是“非道德性 家庭主义”的伦理藩篱,亦即贫穷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集中体现。他在《一个落后 社会的伦理基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 Montegranesi 那里的村民们甘心作“家庭的囚犯”去获得一些即刻的报酬,接受现实的和眼前的 安排。在进一步阐释这种伦理的原则和起源之后,班费尔德分述了“非道德性家庭 主义”下的三种贫困事实:(1)高度死亡率之下的孤儿及普遍的继父母式的家庭 生活:(2)土地的占有决定了村民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表现,大量无地的农民处于 最低层:(3)缺乏扩大家庭制度。这里,班氏告诉我们一个也许是颇具启示的解 释框架: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庭主义”,亦 即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又 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班费尔 德的这种辩证的思想,虽然贯穿在这部书的始末,但他真正要强调的是:“非道德 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包括上层和下层阶级)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 像刘易斯一样,班费尔德也相信,“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 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 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 Banfield,1958:156)。 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贫困之战”,是随约翰逊总统的登基和 哈瑞顿的著作《另类美国》的问世真正拉开序幕的。哈瑞顿的这本书取材于整个美 国社会。穷人,在哈瑞顿的笔下被描绘成“另类美国人”,其中的意思乃不言而喻: 如果“我群”代表美国的主流,显然,穷人作为“他群”必然为社会的非主流,而 且一定存在有别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哈瑞顿说过,“在美国,穷人是一种文化, 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结构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没有父亲 较少的婚姻关系、早孕且有混乱的性关系,大多数穷人的孩子不懂得需要稳定的 正常的爱情关系……哈瑞顿在书中,也像刘以斯、班费尔德一样,描述了美国当时 的贫困状况,并对贫困现象的解决抱以极度悲观的态度。所不同的是,他强调贫困 文化的永久性格,似乎比前两者更胜一筹。他说,“存在着两种说法:‘穷人沦陷 在一个堕落的怪圈中’:或‘穷人生活在贫困文化中’”,不管是哪类说法,他们 都是一个稳定的、不思也不可能变迁的群体。他们一旦“投入卑微父母的怀抱,进 入一个落后的国家或社区,选择一个错误的工作场所、一个被歧视的种族,或误入 一个伦理环境,就只能耳濡目染,成为那种环境中赞美的道德和意志的楷模。他们 中的大多数从此再没有机会走出这个美国的另类群体”( Harrington,1962:23)
文化中的暂时现象。但是，刘易斯在他的另一表述中又偏偏强调了文化价值的中心 地位，他说：“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棚户区的孩子，到 6－7 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 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Lewis,1966： 188）。这样，贫困亚文化对大社会的拒斥、隔绝的关系，在刘易斯眼里似乎又是 一个绝对的概念。 班费尔德认为，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是“非道德性 家庭主义”的伦理藩篱，亦即贫穷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集中体现。他在《一个落后 社会的伦理基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 Montegranesi。 那里的村民们甘心作“家庭的囚犯”去获得一些即刻的报酬，接受现实的和眼前的 安排。在进一步阐释这种伦理的原则和起源之后，班费尔德分述了“非道德性家庭 主义”下的三种贫困事实：（1）高度死亡率之下的孤儿及普遍的继父母式的家庭 生活；（2）土地的占有决定了村民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表现，大量无地的农民处于 最低层；（3）缺乏扩大家庭制度。这里，班氏告诉我们一个也许是颇具启示的解 释框架：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庭主义”，亦 即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又 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班费尔 德的这种辩证的思想，虽然贯穿在这部书的始末，但他真正要强调的是：“非道德 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包括上层和下层阶级）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 像刘易斯一样，班费尔德也相信，“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 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 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Banfield，1958：156）。 一般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反贫困之战”，是随约翰逊总统的登基和 哈瑞顿的著作《另类美国》的问世真正拉开序幕的。哈瑞顿的这本书取材于整个美 国社会。穷人，在哈瑞顿的笔下被描绘成“另类美国人”，其中的意思乃不言而喻： 如果“我群”代表美国的主流，显然，穷人作为“他群”必然为社会的非主流，而 且一定存在有别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哈瑞顿说过，“在美国 ，穷人是一种文化， 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结构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没有父亲、 较少的婚姻关系、早孕且有混乱的性关系，大多数穷人的孩子不懂得需要稳定的、 正常的爱情关系……哈瑞顿在书中，也像刘以斯、班费尔德一样，描述了美国当时 的贫困状况，并对贫困现象的解决抱以极度悲观的态度。所不同的是，他强调贫困 文化的永久性格，似乎比前两者更胜一筹。他说，“存在着两种说法：‘穷人沦陷 在一个堕落的怪圈中’；或‘穷人生活在贫困文化中’”，不管是哪类说法，他们 都是一个稳定的、不思也不可能变迁的群体。他们一旦“投入卑微父母的怀抱，进 入一个落后的国家或社区，选择一个错误的工作场所、一个被歧视的种族，或误入 一个伦理环境，就只能耳濡目染，成为那种环境中赞美的道德和意志的楷模。他们 中的大多数从此再没有机会走出这个美国的另类群体”（ Harrington, 1962：23）
很明显,在哈瑞顿的话语里含有严重的“贫困乃代传递”之观念。60年代的许多研 究支持这一较为悲观的观点 情境适应理论 面对结构的变迁及新的结构机会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调整、适应的问题 方面存在着机会不等、无法选择或适应不当等因素造成贫困的可能:另一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明显地,原本在结构位置上占有优势的群体 会在文化上拥有至高无尚的支配力量。毫无疑问,穷人不可能执掌社会的主流,他们可能的 仅仅是对富人文化的屈从和顺应,按照富人们制定好的“游戏”规则、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 行事。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贫困者适应的快慢,或不适应而招致的反叛,都可能构成 贫困圈内特有的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化解释大致给出以下子命题。 命题一:是社会反常,缺失价值整合,还是错位的意识? 在争执不下的有关“ "Underclass”的讨论中,许多人倾向于涂尔干的话语,将经济发展后 城市底层阶级人口不断上升的现象解释为“社会反常”( Anomie)。意思是说,经济发展 时期,整个社会处在严重的转型“失范”状态。这时底层人口的增长、底层人的反常行为, 正是这种“失范”的直接反映。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规范尚处于酝酿阶段 在这样的空间里,填塞下了许多没有道德疆界的贫困事实和贫困者的反常。涂尔干提出“社 会反常”之后,曾经非常担心底层人的反抗可能酿成与市民整体的冲突。为了减轻公众领域 的冲突,他早年一直笃信结构的力量。他以为,只要组织起来,加强非个体的结构,就能够 整合社会,以减少穷人的违法行为。但他晚期论著的观点,已经由结构转向了文化。他说: 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或信仰去联系起民众,个体更可能采取威胁社会整合的过激行为 (参见 Durkheim,1951)。因此,就社会控制而言,他力主在变动不定的社会里,必须通过 灌输一整套强调自律与勤勉的文化价值观念去控制穷人,以达到社会稳定 与此类似,凯尔索( Kelso)看到:在18-19世纪的转折之际,维多利亚道德的兴盛年 代,社会祥和、人心安宁。但二战尤其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一种强调 自我表现、个人权利的自由放任道德,取代了那种强调自律、公共责任的维多利亚道德。在 这种情况下,凯尔索认为,“面临规范的失却和调整时,许多原本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 收入群体,较之其他群体来说,更容易放弃旧有的规范。当穷人们迅速松懈对维多利亚规范 的承诺时,他们的经济地位遭遇了社会许多其他部分无法想象的损失”。“维多利亚原则的 下降,对整个社会至多为一刺激物,但在贫民窟内,社会规范的弱化,加剧了底层阶级不幸 的上升”( Kelso,1994:156)。 规范失落引发贫困及贫困人的反社会行为,是以上陈述的要点。但它们失败于解释为什 么在改革、变动的20世纪60年代,穷人的文化或态度会以如此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持马 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者似乎对此颇有议论。早先,他们相信,穷人深受社会传统文化的
很明显，在哈瑞顿的话语里含有严重的“贫困乃代传递”之观念。60 年代的许多研 究支持这一较为悲观的观点。 情境适应理论 面对结构的变迁及新的结构机会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调整、适应的问题。 一方面存在着机会不等、无法选择或适应不当等因素造成贫困的可能；另一方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明显地，原本在结构位置上占有优势的群体， 会在文化上拥有至高无尚的支配力量。毫无疑问，穷人不可能执掌社会的主流，他们可能的 仅仅是对富人文化的屈从和顺应，按照富人们制定好的“游戏”规则、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 行事。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贫困者适应的快慢，或不适应而招致的反叛，都可能构成 贫困圈内特有的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化解释大致给出以下子命题。 命题一：是社会反常，缺失价值整合，还是错位的意识？ 在争执不下的有关“Underclass”的讨论中，许多人倾向于涂尔干的话语，将经济发展后 城市底层阶级人口不断上升的现象解释为“社会反常”（Anomie）。意思是说，经济发展 时期，整个社会处在严重的转型“失范”状态。这时底层人口的增长、底层人的反常行为， 正是这种“失范”的直接反映。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规范尚处于酝酿阶段， 在这样的空间里，填塞下了许多没有道德疆界的贫困事实和贫困者的反常。 涂尔干提出“社 会反常”之后，曾经非常担心底层人的反抗可能酿成与市民整体的冲突。为了减轻公众领域 的冲突，他早年一直笃信结构的力量。他以为，只要组织起来，加强非个体的结构，就能够 整合社会，以减少穷人的违法行为。但他晚期论著的观点，已经由结构转向了文化。他说： 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或信仰去联系起民众，个体更可能采取威胁社会整合的过激行为 （参见 Durkheim,1951）。因此，就社会控制而言，他力主在变动不定的社会里，必须通过 灌输一整套强调自律与勤勉的文化价值观念去控制穷人，以达到社会稳定。 与此类似，凯尔索（Kelso）看到：在 18－19 世纪的转折之际，维多利亚道德的兴盛年 代，社会祥和、人心安宁。但二战尤其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一种强调 自我表现、个人权利的自由放任道德，取代了那种强调自律、公共责任的维多利亚道德。在 这种情况下，凯尔索认为，“面临规范的失却和调整时，许多原本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 收入群体，较之其他群体来说，更容易放弃旧有的规范。当穷人们迅速松懈对维多利亚规范 的承诺时，他们的经济地位遭遇了社会许多其他部分无法想象的损失”。“维多利亚原则的 下降，对整个社会至多为一刺激物，但在贫民窟内，社会规范的弱化，加剧了底层阶级不幸 的上升”（Kelso, 1994：156）。 规范失落引发贫困及贫困人的反社会行为，是以上陈述的要点。但它们失败于解释为什 么在改革、变动的 20 世纪 60 年代，穷人的文化或态度会以如此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持马 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者似乎对此颇有议论。早先，他们相信，穷人深受社会传统文化的
影响,因而不思进取,沦为下层:后来,他们认为,穷人不仅遭受文化规范的破灭及所谓的 社会反常”,而且遭受着一种意识错位,即遭受一种导致政治寂静教(17世纪一种基督 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的错误意识。涂尔干将文化视为提升社会整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不同, 他们更经常视文化为精英们用以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源泉。比如,他们反对将维 多利亚规范看成是“帮助穷人成为公民”的良药,他们相信,所有为社会所采纳的规范(包 括维多利亚规范)都是用来安抚和剥削穷人的。通过规范的神秘去驯服大量的社会底层,让 他们自律、安份守法、勤勉工作,目的是限制社会底层人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在 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眼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维多利亚规范,只不过是强加 于穷人的政治制度,它时刻保证着工人阶级及其他底层人不可能威胁精英的统治地位” ( Kelso,1994:165)。 同样针对规范,涂尔干的“社会反常”、凯尔索的维多利亚规范的失落,指的是规范松 绑之后的贫困增加现象,呼吁的是规范的回归;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规范强加给了穷 人,进而禁锢了他们的贫困,使贫困继续,呼吁的是剔除规范,方能解救贫困。不同的思路 各自有其盲区:前者不能解释为什么“失范”必定出现贫困:后者则不能在“安抚穷人”的 口号下,解释清楚穷人反叛行为増加的趋势。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穷人被规 范关闭在他们的地位圈的“死寂”,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城市社区其他方面的“活跃” 命题二:是期待与现实的差距,心理紧张的加剧,还是文化资本的缺乏? 甘斯在他的一篇题为《贫困研究中的文化与阶级:一项反贫困的探讨》的文章中, 反他自己以往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从文化的角度论及了有关穷人在富裕社会中的文化适应 问题。甘斯将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按他的观点,行为最初起因于对现存环境的适 应。人类的不少行为仅仅是对现实生存环境的反应,并随之变化而变化。可是,有一些行为 模式被内化为规范后,环境的变动并没有也无法改变它们。甘斯称这类行为是“行为文化”, 其中内化了的规范,就构成行为之原因。而适应某种情境又必然受适应者本人“期待”的影 响,期待的强度及其持久性,经常各不相同,就构成所谓的“期待文化”。那么,在甘斯那 里,“所谓的文化,是那些引起行为、维持现存行为,又鼓励未来行为的‘行为规范’和‘期 待’的混合体,它独立于情境刺激和情境限制而存在”(Gans,1968:212)。甘斯用这样 种文化观念,把我们带进了他所独具的贫困解释:(1)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 行为规范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穷人,因为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期待拟订社会的规范准则,并 强迫穷人遵守。在这种状况下,穷人或者具有与富人不同的期待,或者不能内化富人强加于 他们的行为规范,即使具有一样的期待、接受一样的行为规范,但也缺乏机会。无论哪种可 能,穷人在期待与现实无法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亚文 化。在甘斯看来,这既属迫不得已,又在情理之中。(2)将甘斯的“行为文化”归为大系 统文化的一部分时,某种行为模式的原因就被描述成了“文化”,这时候存在一个倾向,就 是将这种行为模式和支撑它的规范看成是抵抗变迁的文化。我以为,甘斯向我们点拨这一点 的涵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去发现穷人面对新 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是否能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什么是来自于被称之为“文化
影响，因而不思进取，沦为下层；后来，他们认为，穷人不仅遭受文化规范的破灭及所谓的 “社会反常”，而且遭受着一种意识错位，即遭受一种导致政治寂静教（17 世纪一种基督 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的错误意识。涂尔干将文化视为提升社会整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不同， 他们更经常视文化为精英们用以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源泉。比如，他们反对将维 多利亚规范看成是“帮助穷人成为公民”的良药，他们相信，所有为社会所采纳的规范（包 括维多利亚规范）都是用来安抚和剥削穷人的。通过规范的神秘去驯服大量的社会底层，让 他们自律、安份守法、勤勉工作，目的是限制社会底层人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在 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眼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维多利亚规范，只不过是强加 于穷人的政治制度，它时刻保证着工人阶级及其他底层人不可能威胁精英的统治地位” （Kelso, 1994：165）。 同样针对规范，涂尔干的“社会反常”、凯尔索的维多利亚规范的失落，指的是规范松 绑之后的贫困增加现象，呼吁的是规范的回归；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规范强加给了穷 人，进而禁锢了他们的贫困，使贫困继续，呼吁的是剔除规范，方能解救贫困。不同的思路 各自有其盲区：前者不能解释为什么“失范”必定出现贫困；后者则不能在“安抚穷人”的 口号下，解释清楚穷人反叛行为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穷人被规 范关闭在他们的地位圈的“死寂”，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城市社区其他方面的“活跃”。 命题二：是期待与现实的差距，心理紧张的加剧，还是文化资本的缺乏？ 甘斯在他的一篇题为《贫困研究中的文化与阶级：一项反贫困的探讨》的文章中，一 反他自己以往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从文化的角度论及了有关穷人在富裕社会中的文化适应 问题。甘斯将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按他的观点，行为最初起因于对现存环境的适 应。人类的不少行为仅仅是对现实生存环境的反应，并随之变化而变化。可是，有一些行为 模式被内化为规范后，环境的变动并没有也无法改变它们。甘斯称这类行为是“行为文化”， 其中内化了的规范，就构成行为之原因。而适应某种情境又必然受适应者本人“期待”的影 响，期待的强度及其持久性，经常各不相同，就构成所谓的“期待文化”。那么，在甘斯那 里，“所谓的文化，是那些引起行为、维持现存行为，又鼓励未来行为的‘行为规范’和‘期 待’的混合体，它独立于情境刺激和情境限制而存在”（Gans, 1968：212）。甘斯用这样 一种文化观念，把我们带进了他所独具的贫困解释：(1)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 行为规范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穷人，因为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期待拟订社会的规范准则，并 强迫穷人遵守。在这种状况下，穷人或者具有与富人不同的期待，或者不能内化富人强加于 他们的行为规范，即使具有一样的期待、接受一样的行为规范，但也缺乏机会。无论哪种可 能，穷人在期待与现实无法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亚文 化。在甘斯看来，这既属迫不得已，又在情理之中。（2）将甘斯的“行为文化”归为大系 统文化的一部分时，某种行为模式的原因就被描述成了“文化”，这时候存在一个倾向，就 是将这种行为模式和支撑它的规范看成是抵抗变迁的文化。我以为，甘斯向我们点拨这一点 的涵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去发现穷人面对新 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是否能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什么是来自于被称之为“文化
的约束和阻碍?显然,从穷人的行为模式入手,看其“内化的行为规范”和“期待”,就差 不多捕捉到了贫困现象中的文化因素。(3)依甘斯的观点,不仅穷人内化怎样的规范是至 关重要的,而且其内化的程度也相当不同。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存在一些规范,它们并不能 深入,仅仅属于口头“文章”;另一个极端是,某些规范,被植根在人格结构中,一代代地 传承,成为一种文化(比如,刘易斯等论述的贫困亚文化)。甘斯所强调的是,处于两极之 间的规范内化程度的变动和它最终的跃迁。他相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段,我们能够知 道,一些行为呈现着,一些行为不出现:也可以明察某些行为规范的内化比另一些更长远。 而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虽然我们不明白哪些行为规范会改变,哪些暂时不会改变,但任何 行为规范,不管它植根得或浅或深,最后终将结束。因为文化一定是对经济和生存环境的 个反应”(Gans,1968:210)。如此,在甘斯的带有文化意味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贫困 不再有永久的意蕴,虽然穷人的社会适应过程充满荆棘。 穷人是否内化大社会给定的价值规范?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刘易斯等人的“贫困文化” 的叙述里是否定的;而在甘斯的分析中,它是介乎“可能是”( Maybe yes)和“可能不是”( Maybe no)之间的:但是,在自由派秉持的另一个文化解释—一紧张理论中,回答却是“完全肯定” 的。由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紧张理论”,其主要的思想是:底层阶级的自我消极行为,起 源于穷人自己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诺,而不是大社会的排斥。紧张理论认定,穷人已经完全 内化了整个大社会的价值,但高度层阶化的社会,使他们不能实现或达到目标,因而导致心 理紧张。为了减轻心理紧张,穷人需要通过反常行为来释放压力,通过犯罪行为表达自己对 社会的失望(参见 Merton,1938:672-82)。简言之,紧张理论认为:穷人内化了大社会 的价值观,就有了他们的承诺:因为承诺不能兑现,他们有了紧张,也因此有了“反常”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新作《世界的贫困》是他研究穷人的实录。穷人的窘迫 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 本。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既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禀性和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也指由合 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还指那些己经物化的文化财产。根据不同的指代,布 尔迪厄在分析社会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就业不平等状况后指出:权力决定着教 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现实中,无论怎样的社会,当教育制度被视为争 夺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重要工具时,文化资本潜在的不平等分配将是必然的。作为社会低 下层的穷人,历来只可能成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那些掌管制度的精英阶层一定会具有高 等教育背景,因为他们把持着支配文化资源的权利。之后,布尔迪厄还特别指出:“扩大英 才教育的最初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家庭出身的孩子”( Swartz,1997: 288),也就是说,作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明显具有代传递特征。那么对穷人来说, 我以为,一个合乎事实的推理是否应该这样:原本贫缺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 度亦将是低下的。教育程度相对低迷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 相当贫瘠,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 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是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于是我们说,穷人在文化资本的三层面 上都是匮乏而不入主流的,他们贫困因为他们自己别无选择
的约束和阻碍？显然，从穷人的行为模式入手，看其“内化的行为规范”和“期待”，就差 不多捕捉到了贫困现象中的文化因素。（3）依甘斯的观点，不仅穷人内化怎样的规范是至 关重要的，而且其内化的程度也相当不同。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存在一些规范，它们并不能 深入，仅仅属于口头“文章”；另一个极端是，某些规范，被植根在人格结构中，一代代地 传承，成为一种文化（比如，刘易斯等论述的贫困亚文化）。甘斯所强调的是，处于两极之 间的规范内化程度的变动和它最终的跃迁。他相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段，我们能够知 道，一些行为呈现着，一些行为不出现；也可以明察某些行为规范的内化比另一些更长远。 而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虽然我们不明白哪些行为规范会改变，哪些暂时不会改变，但任何 行为规范，不管它植根得或浅或深，最后终将结束。因为文化一定是对经济和生存环境的一 个反应”（Gans, 1968：210）。如此，在甘斯的带有文化意味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贫困 不再有永久的意蕴，虽然穷人的社会适应过程充满荆棘。 穷人是否内化大社会给定的价值规范？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刘易斯等人的“贫困文化” 的叙述里是否定的；而在甘斯的分析中，它是介乎“可能是”(Maybe yes)和“可能不是”(Maybe no)之间的；但是，在自由派秉持的另一个文化解释──紧张理论中，回答却是“完全肯定” 的。由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紧张理论”，其主要的思想是：底层阶级的自我消极行为，起 源于穷人自己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诺，而不是大社会的排斥。紧张理论认定，穷人已经完全 内化了整个大社会的价值，但高度层阶化的社会，使他们不能实现或达到目标，因而导致心 理紧张。为了减轻心理紧张，穷人需要通过反常行为来释放压力，通过犯罪行为表达自己对 社会的失望（参见 Merton, 1938：672－82）。简言之，紧张理论认为：穷人内化了大社会 的价值观，就有了他们的承诺；因为承诺不能兑现，他们有了紧张，也因此有了“反常”。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新作《世界的贫困》是他研究穷人的实录。穷人的窘迫 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 本。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既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禀性和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也指由合 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还指那些已经物化的文化财产。根据不同的指代，布 尔迪厄在分析社会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就业不平等状况后指出：权力决定着教 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现实中，无论怎样的社会，当教育制度被视为争 夺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重要工具时，文化资本潜在的不平等分配将是必然的。作为社会低 下层的穷人，历来只可能成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那些掌管制度的精英阶层一定会具有高 等教育背景，因为他们把持着支配文化资源的权利。之后，布尔迪厄还特别指出：“扩大英 才教育的最初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家庭出身的孩子”（Swartz, 1997： 288），也就是说，作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明显具有代传递特征。那么对穷人来说， 我以为，一个合乎事实的推理是否应该这样：原本贫缺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 度亦将是低下的。教育程度相对低迷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 相当贫瘠，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 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是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于是我们说，穷人在文化资本的三层面 上都是匮乏而不入主流的，他们贫困因为他们自己别无选择
命题三:是歧视,孤立,还是排斥? 这组命题下的论者采用了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双重视角,但结构与文化的分野仍然清晰可 辨。文化解释的落脚点是社会态度如何影响贫困,而结构解释则从制度、转型和流动等方面 探索这些社会态度的最初原因。 持歧视观点的美国自由派领袖哈瑞顿认为,种族歧视是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他认为:“美 国黑人遭遇的社会经济崩溃,是白人精心策划、种族歧视及其病态心理状态的结果”。而且 普遍存在一个“种族主义的经济结构”,“它并不是国家的主张,而是一个植根在劳动市场 中的历史的和制度化的职业等级制度”( Harrington.,1984:140)。60年代,约翰逊政府曾 通过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努力去纠正种族歧视,呼吁减少种族偏见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贫困 率。然而,民权运动之后,二三十年逝去,黑人的贫困率反而从1969年的322%增长到1991 年的327%。并且,新的统计资料显示,现在大约2/3的贫困人口是非种族歧视的对象一 白人。由此,人们质疑“种族歧视”是否依旧为贫困的主要原因?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许多政策分析家将歧视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他们认为,歧视 出自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是绝对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在他们看来,反黑人情绪来 自欧洲的原始情感,反映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美国学者则认为,种族偏见起源于美国历史 上对黑奴剥削的本土发展历史,一旦具有了这种剥削关系,偏见就获得了它的生息之地,久 而久之,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创造了一个强劲而又非理性的基础。因此,歧视深埋 在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民族将永久贫困。但莫代尔( Jan myrdal)认为,美国社会的文 化价值实际是缓冲种族歧视的,因为美国大众已经将美国人理想中的信仰和种族歧视的实践 作区分,他们欲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所有人 在美国,另一个与歧视观点相左的文化解释是从亚裔或犹太移民的崛起开始的。这一解 释非常器重文化价值在移民事业成功中的作用。一些学者以为,亚裔人能够摆脱贫困、获得 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踏入美国的最初动机仅仅为了挣钱后能够重返国土。正是这种“过路 客”( soJourner)的地位或心态,使他们在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中,能够暂时忘却自己的享 乐,异乎寻常地发奋工作、勤俭节约,具有甘担风险的创业精神。最终,他们依靠自己的力 量,成就了事业,也因此有了长期立足的能力。另一些学者以为,亚裔人和犹太人能够立足 他乡的根本,并不在他们特有的“过路客”的地位,而在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譬如,用他们 原来固有的城市经商的传统,来解释他们成为企业家的品格。但赫兹波格( Arther Hertzberg, 1989)注意到,美国犹太人的历史亦是一个贫困的历史,他们并没有经商背景。类似地,大 多数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农民,很少经商或管理企业的知识。还有一些学者相信, 这些贫困移民能够成功地适应社会,因为他们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如强调教育、努 力工作、严明纪律等。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又会质疑:为什么同是肩载这种优秀品质 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能成功?凯尔索告诉我们,在本国的土地上,尽管他们具备这样或 那样的优秀品质,但那只是潜于意识深处的不能实现的愿望。因为这些潜在的能力通常可能 被其他因素所吞噬。如,传统的来自儒家思想的信仰,一直极度轻商,不免要抑制许多亚裔
命题三：是歧视，孤立，还是排斥？ 这组命题下的论者采用了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双重视角，但结构与文化的分野仍然清晰可 辨。文化解释的落脚点是社会态度如何影响贫困，而结构解释则从制度、转型和流动等方面 探索这些社会态度的最初原因。 持歧视观点的美国自由派领袖哈瑞顿认为，种族歧视是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他认为：“美 国黑人遭遇的社会经济崩溃，是白人精心策划、种族歧视及其病态心理状态的结果”。而且 普遍存在一个“种族主义的经济结构”，“它并不是国家的主张，而是一个植根在劳动市场 中的历史的和制度化的职业等级制度”（Harrington, 1984：140）。60 年代，约翰逊政府曾 通过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努力去纠正种族歧视，呼吁减少种族偏见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贫困 率。然而，民权运动之后，二三十年逝去，黑人的贫困率反而从 1969 年的 32.2%增长到 1991 年的 32.7%。并且，新的统计资料显示，现在大约 2/3 的贫困人口是非种族歧视的对象—— 白人。由此，人们质疑“种族歧视”是否依旧为贫困的主要原因？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许多政策分析家将歧视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他们认为，歧视 出自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是绝对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在他们看来，反黑人情绪来 自欧洲的原始情感，反映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美国学者则认为，种族偏见起源于美国历史 上对黑奴剥削的本土发展历史，一旦具有了这种剥削关系，偏见就获得了它的生息之地，久 而久之，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创造了一个强劲而又非理性的基础。因此，歧视深埋 在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民族将永久贫困。但莫代尔（Jan Myrdal）认为，美国社会的文 化价值实际是缓冲种族歧视的，因为美国大众已经将美国人理想中的信仰和种族歧视的实践 作区分，他们欲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所有人。 在美国，另一个与歧视观点相左的文化解释是从亚裔或犹太移民的崛起开始的。这一解 释非常器重文化价值在移民事业成功中的作用。一些学者以为，亚裔人能够摆脱贫困、获得 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踏入美国的最初动机仅仅为了挣钱后能够重返国土。正是这种“过路 客”（sojourner）的地位或心态，使他们在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中，能够暂时忘却自己的享 乐，异乎寻常地发奋工作、勤俭节约，具有甘担风险的创业精神。最终，他们依靠自己的力 量，成就了事业，也因此有了长期立足的能力。另一些学者以为，亚裔人和犹太人能够立足 他乡的根本，并不在他们特有的“过路客”的地位，而在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譬如，用他们 原来固有的城市经商的传统，来解释他们成为企业家的品格。但赫兹波格（Arther Hertzberg， 1989）注意到，美国犹太人的历史亦是一个贫困的历史，他们并没有经商背景。类似地，大 多数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农民，很少经商或管理企业的知识。还有一些学者相信， 这些贫困移民能够成功地适应社会，因为他们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如强调教育、努 力工作、严明纪律等。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又会质疑：为什么同是肩载这种优秀品质 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能成功？凯尔索告诉我们，在本国的土地上，尽管他们具备这样或 那样的优秀品质，但那只是潜于意识深处的不能实现的愿望。因为这些潜在的能力通常可能 被其他因素所吞噬。如，传统的来自儒家思想的信仰，一直极度轻商，不免要抑制许多亚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