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因而不思进取,沦为下层:后来,他们认为,穷人不仅遭受文化规范的破灭及所谓的 社会反常”,而且遭受着一种意识错位,即遭受一种导致政治寂静教(17世纪一种基督 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的错误意识。涂尔干将文化视为提升社会整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不同, 他们更经常视文化为精英们用以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源泉。比如,他们反对将维 多利亚规范看成是“帮助穷人成为公民”的良药,他们相信,所有为社会所采纳的规范(包 括维多利亚规范)都是用来安抚和剥削穷人的。通过规范的神秘去驯服大量的社会底层,让 他们自律、安份守法、勤勉工作,目的是限制社会底层人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在 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眼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维多利亚规范,只不过是强加 于穷人的政治制度,它时刻保证着工人阶级及其他底层人不可能威胁精英的统治地位” ( Kelso,1994:165)。 同样针对规范,涂尔干的“社会反常”、凯尔索的维多利亚规范的失落,指的是规范松 绑之后的贫困增加现象,呼吁的是规范的回归;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规范强加给了穷 人,进而禁锢了他们的贫困,使贫困继续,呼吁的是剔除规范,方能解救贫困。不同的思路 各自有其盲区:前者不能解释为什么“失范”必定出现贫困:后者则不能在“安抚穷人”的 口号下,解释清楚穷人反叛行为増加的趋势。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穷人被规 范关闭在他们的地位圈的“死寂”,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城市社区其他方面的“活跃” 命题二:是期待与现实的差距,心理紧张的加剧,还是文化资本的缺乏? 甘斯在他的一篇题为《贫困研究中的文化与阶级:一项反贫困的探讨》的文章中, 反他自己以往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从文化的角度论及了有关穷人在富裕社会中的文化适应 问题。甘斯将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按他的观点,行为最初起因于对现存环境的适 应。人类的不少行为仅仅是对现实生存环境的反应,并随之变化而变化。可是,有一些行为 模式被内化为规范后,环境的变动并没有也无法改变它们。甘斯称这类行为是“行为文化”, 其中内化了的规范,就构成行为之原因。而适应某种情境又必然受适应者本人“期待”的影 响,期待的强度及其持久性,经常各不相同,就构成所谓的“期待文化”。那么,在甘斯那 里,“所谓的文化,是那些引起行为、维持现存行为,又鼓励未来行为的‘行为规范’和‘期 待’的混合体,它独立于情境刺激和情境限制而存在”(Gans,1968:212)。甘斯用这样 种文化观念,把我们带进了他所独具的贫困解释:(1)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 行为规范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穷人,因为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期待拟订社会的规范准则,并 强迫穷人遵守。在这种状况下,穷人或者具有与富人不同的期待,或者不能内化富人强加于 他们的行为规范,即使具有一样的期待、接受一样的行为规范,但也缺乏机会。无论哪种可 能,穷人在期待与现实无法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亚文 化。在甘斯看来,这既属迫不得已,又在情理之中。(2)将甘斯的“行为文化”归为大系 统文化的一部分时,某种行为模式的原因就被描述成了“文化”,这时候存在一个倾向,就 是将这种行为模式和支撑它的规范看成是抵抗变迁的文化。我以为,甘斯向我们点拨这一点 的涵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去发现穷人面对新 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是否能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什么是来自于被称之为“文化”影响，因而不思进取，沦为下层；后来，他们认为，穷人不仅遭受文化规范的破灭及所谓的 “社会反常”，而且遭受着一种意识错位，即遭受一种导致政治寂静教（17 世纪一种基督 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的错误意识。涂尔干将文化视为提升社会整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不同， 他们更经常视文化为精英们用以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源泉。比如，他们反对将维 多利亚规范看成是“帮助穷人成为公民”的良药，他们相信，所有为社会所采纳的规范（包 括维多利亚规范）都是用来安抚和剥削穷人的。通过规范的神秘去驯服大量的社会底层，让 他们自律、安份守法、勤勉工作，目的是限制社会底层人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在 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眼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维多利亚规范，只不过是强加 于穷人的政治制度，它时刻保证着工人阶级及其他底层人不可能威胁精英的统治地位” （Kelso, 1994：165）。 同样针对规范，涂尔干的“社会反常”、凯尔索的维多利亚规范的失落，指的是规范松 绑之后的贫困增加现象，呼吁的是规范的回归；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规范强加给了穷 人，进而禁锢了他们的贫困，使贫困继续，呼吁的是剔除规范，方能解救贫困。不同的思路 各自有其盲区：前者不能解释为什么“失范”必定出现贫困；后者则不能在“安抚穷人”的 口号下，解释清楚穷人反叛行为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穷人被规 范关闭在他们的地位圈的“死寂”，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城市社区其他方面的“活跃”。 命题二：是期待与现实的差距，心理紧张的加剧，还是文化资本的缺乏？ 甘斯在他的一篇题为《贫困研究中的文化与阶级：一项反贫困的探讨》的文章中，一 反他自己以往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从文化的角度论及了有关穷人在富裕社会中的文化适应 问题。甘斯将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按他的观点，行为最初起因于对现存环境的适 应。人类的不少行为仅仅是对现实生存环境的反应，并随之变化而变化。可是，有一些行为 模式被内化为规范后，环境的变动并没有也无法改变它们。甘斯称这类行为是“行为文化”， 其中内化了的规范，就构成行为之原因。而适应某种情境又必然受适应者本人“期待”的影 响，期待的强度及其持久性，经常各不相同，就构成所谓的“期待文化”。那么，在甘斯那 里，“所谓的文化，是那些引起行为、维持现存行为，又鼓励未来行为的‘行为规范’和‘期 待’的混合体，它独立于情境刺激和情境限制而存在”（Gans, 1968：212）。甘斯用这样 一种文化观念，把我们带进了他所独具的贫困解释：(1)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 行为规范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穷人，因为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期待拟订社会的规范准则，并 强迫穷人遵守。在这种状况下，穷人或者具有与富人不同的期待，或者不能内化富人强加于 他们的行为规范，即使具有一样的期待、接受一样的行为规范，但也缺乏机会。无论哪种可 能，穷人在期待与现实无法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亚文 化。在甘斯看来，这既属迫不得已，又在情理之中。（2）将甘斯的“行为文化”归为大系 统文化的一部分时，某种行为模式的原因就被描述成了“文化”，这时候存在一个倾向，就 是将这种行为模式和支撑它的规范看成是抵抗变迁的文化。我以为，甘斯向我们点拨这一点 的涵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去发现穷人面对新 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是否能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什么是来自于被称之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