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为抗争者“表演”的政治环境或抗争政治发生的归纳了上访者常用的麻烦制造策略,即吸引注意 结构性条件,忽略了其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技巧(如喊口号、打标语、集体下跪、唱红歌、奇装 地位国家如何看待、判断和权衡抗争行动?国异服等)和破坏秩序技巧(如堵马路、堵政府大 家如何考量应对抗争行为的策略?为何其有时会门、堵截公务车等)。应星则强调,抗争者实际上 采取妥协退让的方式而有时又会选择武力镇压?是“有分寸地扰乱日常的生活,以危及秩序的信 何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应对策略选择?这号来唤醒官员们解决问题的诚意。”在维稳体制 些问题的回答亟须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之下,地方官员最惧怕抗争行动在时间上的持续 角。这一视角不仅将有助于探究国家参与和塑造或地域上的扩大,因而“制造麻烦”策略往往成为 抗争政治的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逼迫政府就范的有效武器。 地理解和诠释抗争行动的发展演变机制。 从组织动员的角度来看,中国底层民众展现 、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 出较强的动员能力。首先,抗争行动的组织工作 通常依托于现实中的社会组织,如老年协会、同乡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剧烈转型会等。这些原本非政治性的群众组织在集体行动 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渐增多。海内酝酿期可以迅速转化为抗争行动的组织动员中 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抗争行为展现出持续的学术枢。这一特点与西方社会抗争政治中抗争者借 兴趣并进行了诸多实证研究。总体而言,现有研助于宗教团体、社区公益机构等非政治性组织进 究基本沿袭了以抗争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其焦行动员的特点高度一致。其次,行动领导者发挥 点集中在行动发起者、参与者、抗争策略、动员方着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在抗争行动中,带头人 式以及架构主题等方面。从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的出现有利于清晰表达诉求、动员潜在参与者、组 和参与者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抗税农织协调集体行动并积极寻求与政府展开对话的机 民、下岗职工、工程移民、征地拆迁者、城市业主、会。然而,行动领袖也往往成为政府努力“收买” 环境保护者等社会群体先后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或是强力打压的对象,甚至成为压制抗争行动的 参与主体。这些群体往往在社会剧烈转型中个人借口 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心中怀有实质性冤屈 从意义架构的角度来看,行动发起者主要以 ( substantial grievance而又缺乏有效表达诉求的追求公正来“合法化”抗争行为并争取社会同情 渠道。因此,这些人群采取了“大闹大解决、小闹陈峰认为中国工人并非以现代社会的劳工权益为 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方式以迫使国家回应其意义建构的依据,而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许诺 利益诉求。 (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集体行动寻找法 从抗争策略的角度而言,抗争者大致采取理支撑。贺斌( William hurst)则进一步区分了中 以法律为武器”和“制造麻烦”两种方式。“以法国工人进行意义架构的两种方式:北方的下岗工 律为武器”顾名思义是指参与人群运用国家法律人更倾向于使用毛时代的话语体系,而中东部沿 和中央政策来“合法化”集体行动并向政府施压,海地区的打工者则经常痛斥“市场霸权”带来的 如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 rightful不公正待遇。此外,城市里的拆迁户也经常使用 resistance),即“利用国家现有法律、政策以及官“不公正框架”( injustice frames)讲述自身遭遇并 方倡导的主流价值来反对不遵守这些规范的地方争取社会同情以向地方政府施压。 精英的抗争”。这种策略往往具有打擦边球的 综上所述,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亦侧重于从 特点:既不完全违背法律,也不完全合法,而是对“抗争者”而非“国家”的视角来解读抗争行动的 国家容忍限度的一种试探。于建嵘则提出了“以发生及发展。这一研究路径过于强调社会力量在 法抗争”的不同观点:抗争者是以国家法律和中“国家一社会”互动中的主导性作用,将抗争运动 央政策为武器直接挑战地方政权,而非“依法抗的发展视为抗争者自身能动性的结果。作为抗争 争”者那样刻意避免直接触碰政府底线。此外,对象的国家成为一种无差异化的政治背景或是缺 “制造麻烦”是抗争者所使用的另一武器。程曦乏逻辑判断及自主能力的模糊存在。正如应星所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为抗争者“表演”的政治环境或抗争政治发生的 结构性条件,忽略了其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 地位。瑏瑡国家如何看待、判断和权衡抗争行动? 国 家如何考量应对抗争行为的策略? 为何其有时会 采取妥协退让的方式而有时又会选择武力镇压? 何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应对策略选择? 这 些问题的回答亟须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 角。这一视角不仅将有助于探究国家参与和塑造 抗争政治的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 地理解和诠释抗争行动的发展演变机制。 二、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剧烈转型 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渐增多。海内 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抗争行为展现出持续的学术 兴趣并进行了诸多实证研究。总体而言,现有研 究基本沿袭了以抗争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其焦 点集中在行动发起者、参与者、抗争策略、动员方 式以及架构主题等方面。从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 和参与者来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抗税农 民、下岗职工、工程移民、征地拆迁者、城市业主、 环境保护者等社会群体先后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 参与主体。这些群体往往在社会剧烈转型中个人 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心中怀有实质性冤屈 ( substantial grievances) 而又缺乏有效表达诉求的 渠道。因此,这些人群采取了“大闹大解决、小闹 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方式以迫使国家回应其 利益诉求。 从抗争策略的角度而言,抗争者大致采取 “以法律为武器”和“制造麻烦”两种方式。“以法 律为武器”顾名思义是指参与人群运用国家法律 和中央政策来“合法化”集体行动并向政府施压, 如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 “依法抗争”( rightful resistance) ,即“利用国家现有法律、政策以及官 方倡导的主流价值来反对不遵守这些规范的地方 精英的抗争”瑏瑢。这种策略往往具有打擦边球的 特点: 既不完全违背法律,也不完全合法,而是对 国家容忍限度的一种试探。于建嵘则提出了“以 法抗争”的不同观点: 抗争者是以国家法律和中 央政策为武器直接挑战地方政权,而非“依法抗 争”者那样刻意避免直接触碰政府底线。瑏瑣 此外, “制造麻烦”是抗争者所使用的另一武器。程曦 归纳了上访者常用的麻烦制造策略,即吸引注意 技巧( 如喊口号、打标语、集体下跪、唱红歌、奇装 异服等) 和破坏秩序技巧( 如堵马路、堵政府大 门、堵截公务车等) 。瑏瑤应星则强调,抗争者实际上 是“有分寸地扰乱日常的生活,以危及秩序的信 号来唤醒官员们解决问题的诚意。瑏瑥 ”在维稳体制 之下,地方官员最惧怕抗争行动在时间上的持续 或地域上的扩大,因而“制造麻烦”策略往往成为 逼迫政府就范的有效武器。 从组织动员的角度来看,中国底层民众展现 出较强的动员能力。首先,抗争行动的组织工作 通常依托于现实中的社会组织,如老年协会、同乡 会等。这些原本非政治性的群众组织在集体行动 酝酿期可以迅速转化为抗争行动的组织动员中 枢。瑏瑦这一特点与西方社会抗争政治中抗争者借 助于宗教团体、社区公益机构等非政治性组织进 行动员的特点高度一致。其次,行动领导者发挥 着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在抗争行动中,带头人 的出现有利于清晰表达诉求、动员潜在参与者、组 织协调集体行动并积极寻求与政府展开对话的机 会。然而,行动领袖也往往成为政府努力“收买” 或是强力打压的对象,甚至成为压制抗争行动的 借口。瑏瑧 从意义架构的角度来看,行动发起者主要以 追求公正来“合法化”抗争行为并争取社会同情。 陈峰认为中国工人并非以现代社会的劳工权益为 意义建构的依据,而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许诺 ( 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为集体行动寻找法 理支撑。瑏瑨贺斌( William Hurst) 则进一步区分了中 国工人进行意义架构的两种方式: 北方的下岗工 人更倾向于使用毛时代的话语体系,而中东部沿 海地区的打工者则经常痛斥“市场霸权”带来的 不公正待遇。瑏瑩此外,城市里的拆迁户也经常使用 “不公正框架”( injustice frames) 讲述自身遭遇并 争取社会同情以向地方政府施压。瑐瑠 综上所述,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亦侧重于从 “抗争者”而非“国家”的视角来解读抗争行动的 发生及发展。这一研究路径过于强调社会力量在 “国家—社会”互动中的主导性作用,将抗争运动 的发展视为抗争者自身能动性的结果。作为抗争 对象的国家成为一种无差异化的政治背景或是缺 乏逻辑判断及自主能力的模糊存在。正如应星所 — 154 — 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