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抗争政治中的国家视角——回顾与展望（周凯）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5年第5期 抗争政治中的国家视角:回顾与展望 周凯 [内容提要]抗争政治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准制度化互动过程。以抗争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忽略 了囯家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地位。“将国家带回来”已成为学术界关于抗争政治研究发 展的共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涵盖了囯家政体比较、政府应对策略归纳以及国家代 理人角色分析等多个方面。为了进一步拓展国家视角的研究维度,国家能力是值得关注的 重要变量。国家自身的财政能力、强制能力和组织能力直接关系着其对抗争者诉求的权衡 抗争行动的掌控以及“官民”互动的成效,并由此形成了国家应对抗争政治的内在行为逻辑 [关键词]抗争政治国家国家视角国家能力 [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5)05415247 DO:0.6502/cnki.11-3404/d2015.05.022 抗争行动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避免的社会 从广义上来讲,抗争政治泛指“普通民众联 现象。人类社会中的暴力革命、社会运动、宗教冲合起来对抗权力精英、执政者或敌对者的行 突、族群纷争、示威抗议、跨国界运动等抗争行为动”。从狭义上而言,抗争政治必须具备四个同 早已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等重要的特征:(1)不定期发生的、公共的、集体 内的重要课题。虽然各个学科从不同视角提出诸的诉求;(2)诉求提出者与诉求对象发生互动 多理论思考,但抗争行动的研究却呈现出碎片化(3)政府是被涉及的一方(诉求的对象、发起者或 特征,缺乏统摄性、普适性的解释框架。这一状况第三方):(4)诉求的结果必然影响到参与方的利 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改变—道格·麦克益。一般而言,抗争政治的发起者通常缺乏介入 亚当( Doug Mcadam)、西德尼·塔罗( Sidney政治抉择和政策制定过程的有效政治资源和渠 Tarrow)和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三位学者联道,因而只能利用“走上街头”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合发表了《建构抗争政治》一文,首次提出了“抗并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即通过非制度化(non 争政治”( 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一术语,呼吁打破 institutionalized)的政治参与方式将国家牵扯其中 学科壁垒,将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发生的政治革命、以达到实现利益诉求的目的。 社会运动、民众抗议等抗争行为纳入统一的“抗 争政治”解释框架之下,系统地探析其发生机制 抗争政治研究的理论范式变迁 演进过程及因果联系。① 抗争政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代理论范式的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抗争政治中的国家视角:回顾与展望 周 凯 ［内容提要］ 抗争政治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准制度化互动过程。以抗争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忽略 了国家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地位。“将国家带回来”已成为学术界关于抗争政治研究发 展的共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涵盖了国家政体比较、政府应对策略归纳以及国家代 理人角色分析等多个方面。为了进一步拓展国家视角的研究维度，国家能力是值得关注的 重要变量。国家自身的财政能力、强制能力和组织能力直接关系着其对抗争者诉求的权衡、 抗争行动的掌控以及“官民”互动的成效，并由此形成了国家应对抗争政治的内在行为逻辑。 ［关 键 词］ 抗争政治 国家 国家视角 国家能力 ［分 类 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 2015) 05-0152-07 抗争行动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避免的社会 现象。人类社会中的暴力革命、社会运动、宗教冲 突、族群纷争、示威抗议、跨国界运动等抗争行为 早已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内的重要课题。虽然各个学科从不同视角提出诸 多理论思考，但抗争行动的研究却呈现出碎片化 特征，缺乏统摄性、普适性的解释框架。这一状况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得以改变———道格·麦克 亚当 ( Doug McAdam ) 、西 德 尼·塔 罗 ( Sidney Tarrow) 和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三位学者联 合发表了《建构抗争政治》一文，首次提出了“抗 争政治”( contentious politics) 这一术语，呼吁打破 学科壁垒，将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发生的政治革命、 社会运动、民众抗议等抗争行为纳入统一的“抗 争政治”解释框架之下，系统地探析其发生机制、 演进过程及因果联系。① 从广义上来讲，抗争政治泛指“普通民众联 合起来 对 抗 权 力 精 英、执政者或敌对者的行 动”②。从狭义上而言，抗争政治必须具备四个同 等重要的特征: ( 1) 不定期发生的、公共的、集体 的诉求; ( 2) 诉求提出者与诉求对象发生互动; ( 3) 政府是被涉及的一方( 诉求的对象、发起者或 第三方) ; ( 4) 诉求的结果必然影响到参与方的利 益。③一般而言，抗争政治的发起者通常缺乏介入 政治抉择和政策制定过程的有效政治资源和渠 道，因而只能利用“走上街头”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并引起 决 策 者 的 关 注，即通过非制度化 ( non￾institutionalized) 的政治参与方式将国家牵扯其中 以达到实现利益诉求的目的。 一、抗争政治研究的理论范式变迁 抗争政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代理论范式的 — 152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5 年第 5 期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5.05.022

政治学研究 发展变迁,即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political意义以使抗争行动取得合法性。在抗争政治中, pportunty structure)、资源动员理论( resources抗争者有意识地、策略性地升华自己的诉求或讲 mobilization)和架构( framing)理论。这三种理论述自身遭遇,并通过建构价值认同来动员潜在参 范式分别从政治环境、资源利用和意义建构的角与者,争取社会輿论支持,最终通过集体行动在时 度促进了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散对决策者施加压力以 代至今,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解释和分析抗争性达到抗争目的。架构理论虽然指明了意识建构 集体行动的主导范式和重要分析工具。该范式认的重要意义,但该理论范式存在一种重静态描述 为抗争政治的发生必然与其所在的政治环境高度而轻动态分析的研究倾向。罗伯特·本福德 相关,并强调特定的政治环境对集体行动的发生( Robert D. Benford)认为,架构理论的研究过于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德尼·塔罗( Sidney重视各种架构“事实”而忽视其构建、谈判、竞争 Tarrow)列举了政治机会的五个基本维度,即政体的动态过程。简言之,大量研究集中在了“架构 的开放程度、政府的镇压能力、执政基础的稳定程( frame)本身而非更具理论价值的架构过程 度、第三方势力的支持(如社会精英、外国势力( framing) 等)、政治精英的内部分化。④诸如以上政治环境 虽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架 的变化以及抗争者对这种变化的判读决定着抗争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抗争政治提供了富有洞察 政治的发生及演变。然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虽力的理论范式,但这三种范式却无一例外地侧重 然为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解于以抗议者的角度来解读抗争政治的演进—政 释,但也陷入了概念外延被无限放大的困境。任治机会结构理论强调政治环境对抗争者的重要影 何政治上或权力上的微小变动都会被解读为某种响;资源动员理论侧重于外部资源对抗争者发起 政治机会并归纳为引发抗争行为的政治背景。威行动的关键作用;架构理论发掘了抗争者有意识 廉·加姆森( William A. Gamson)和大卫·迈耶的建构行为对抗争行动的重大意义。然而,作为 ( David S. Meyer)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机会结抗争政治诉求对象的“国家”却被忽视了。在抗 构正变成一块海绵,吸收着社会运动环境的每 争政治中,抗争者和国家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参与 个方面。”因此,这一理论框架的问题是涵盖了方。一方面,抗争者由于无法介入政府决策过程 过多的解释变量,变得无所不包而渐渐失去其核或缺乏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来反映自身利益诉求而 心的解释力( explanatory leverage) 发起抗争行动以吸引国家的关注。另一方面,国 资源动员理论侧重于研究抗争者如何利用各家通常是集体行动最主要的诉求对象和应对抗争 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行为的责任主体。因此,国家理应是抗争政治重 其他外部资源发动并维系抗争行动。任何集体行要的参与一方。 动的发展和延续皆离不开必要的资源支持,例如 从现实角度来看,国家在面对抗争行动时具 资金、人力、土地、技术及各种组织资源(如人际有策略选择及回应的自主空间。国家如同一个拥 网络、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等)。抗争行动的发生有自主能力的“理性人”,可以相对独立地去界定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抗争者动员上述资源的能力。威胁、组织资源并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回应,而国 该理论认为抗争政治与资源支持及组织动员工作家的应对策略又作用于抗争行动本身并影响其演 存在正向的逻辑关联,并强调必要的组织资源是化轨迹及最终结果。艾克尔特( grzegorz ekiert) 抗争行动发生的前提条件。资源动员理论的不足指出“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权力选择使用暴力去 之处是过于强调外部资源的重要性,将其视为集镇压社会骚乱或采取经济手段化解紧张局势。” 体行动发生及延续的决定性条件,从而忽视了意蒂利认为,国家对挑战者的应对深刻影响着集体 识、文化和心理等其他因素对抗争行动的作用及行动参与者对抗争手法及方式的选择和使用。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抗争行动的每一阶段都是抗 架构理论的硏究切入点是抗争者如何刻意强争者针对国家应对策略有意识的反馈。 调某些信息或事物的某一方面以建构某种主题和 因此,以抗争者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将国家视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发展 变 迁，即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 、资 源 动 员 理 论 ( resources mobilization) 和架构( framing) 理论。这三种理论 范式分别从政治环境、资源利用和意义建构的角 度促进了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从 20 世纪 70 年 代至今，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解释和分析抗争性 集体行动的主导范式和重要分析工具。该范式认 为抗争政治的发生必然与其所在的政治环境高度 相关，并强调特定的政治环境对集体行动的发生 具有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西 德 尼·塔 罗 ( Sidney Tarrow) 列举了政治机会的五个基本维度，即政体 的开放程度、政府的镇压能力、执政基础的稳定程 度、第三方势力的支持( 如社会精英、外国势力 等) 、政治精英的内部分化。④ 诸如以上政治环境 的变化以及抗争者对这种变化的判读决定着抗争 政治的发生及演变。然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虽 然为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解 释，但也陷入了概念外延被无限放大的困境。任 何政治上或权力上的微小变动都会被解读为某种 政治机会并归纳为引发抗争行为的政治背景。威 廉·加 姆 森( William A． Gamson) 和 大 卫·迈 耶 ( David S． Meyer) 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机会结 构正变成一块海绵，吸收着社会运动环境的每一 个方面。”⑤因此，这一理论框架的问题是涵盖了 过多的解释变量，变得无所不包而渐渐失去其核 心的解释力( explanatory leverage) 。 资源动员理论侧重于研究抗争者如何利用各 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网络以及 其他外部资源发动并维系抗争行动。任何集体行 动的发展和延续皆离不开必要的资源支持，例如 资金、人力、土地、技术及各种组织资源( 如人际 网络、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等) 。⑥ 抗争行动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抗争者动员上述资源的能力。 该理论认为抗争政治与资源支持及组织动员工作 存在正向的逻辑关联，并强调必要的组织资源是 抗争行动发生的前提条件。资源动员理论的不足 之处是过于强调外部资源的重要性，将其视为集 体行动发生及延续的决定性条件，从而忽视了意 识、文化和心理等其他因素对抗争行动的作用及 影响。 架构理论的研究切入点是抗争者如何刻意强 调某些信息或事物的某一方面以建构某种主题和 意义以使抗争行动取得合法性。在抗争政治中， 抗争者有意识地、策略性地升华自己的诉求或讲 述自身遭遇，并通过建构价值认同来动员潜在参 与者，争取社会舆论支持，最终通过集体行动在时 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散对决策者施加压力以 达到抗争目的。⑦ 架构理论虽然指明了意识建构 的重要意义，但该理论范式存在一种重静态描述 而轻动 态 分 析 的 研 究 倾 向。罗 伯 特·本 福 德 ( Ｒobert D． Benford) 认为，架构理论的研究过于 重视各种架构“事实”而忽视其构建、谈判、竞争 的动态过程。简言之，大量研究集中在了“架构” ( frame) 本身而非更具理论价值的架构过程 ( framing) 。⑧ 虽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架 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抗争政治提供了富有洞察 力的理论范式，但这三种范式却无一例外地侧重 于以抗议者的角度来解读抗争政治的演进———政 治机会结构理论强调政治环境对抗争者的重要影 响; 资源动员理论侧重于外部资源对抗争者发起 行动的关键作用; 架构理论发掘了抗争者有意识 的建构行为对抗争行动的重大意义。然而，作为 抗争政治诉求对象的“国家”却被忽视了。在抗 争政治中，抗争者和国家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参与 方。一方面，抗争者由于无法介入政府决策过程 或缺乏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来反映自身利益诉求而 发起抗争行动以吸引国家的关注。另一方面，国 家通常是集体行动最主要的诉求对象和应对抗争 行为的责任主体。因此，国家理应是抗争政治重 要的参与一方。 从现实角度来看，国家在面对抗争行动时具 有策略选择及回应的自主空间。国家如同一个拥 有自主能力的“理性人”，可以相对独立地去界定 威胁、组织资源并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回应，而国 家的应对策略又作用于抗争行动本身并影响其演 化轨迹及最终结果。艾克尔特( Grzegorz Ekiert) 指出，“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权力选择使用暴力去 镇压社会骚乱或采取经济手段化解紧张局势。”⑨ 蒂利认为，国家对挑战者的应对深刻影响着集体 行动参与者对抗争手法及方式的选择和使用。⑩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抗争行动的每一阶段都是抗 争者针对国家应对策略有意识的反馈。 因此，以抗争者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将国家视 — 153 — 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研究 为抗争者“表演”的政治环境或抗争政治发生的归纳了上访者常用的麻烦制造策略,即吸引注意 结构性条件,忽略了其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技巧(如喊口号、打标语、集体下跪、唱红歌、奇装 地位国家如何看待、判断和权衡抗争行动?国异服等)和破坏秩序技巧(如堵马路、堵政府大 家如何考量应对抗争行为的策略?为何其有时会门、堵截公务车等)。应星则强调,抗争者实际上 采取妥协退让的方式而有时又会选择武力镇压?是“有分寸地扰乱日常的生活,以危及秩序的信 何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应对策略选择?这号来唤醒官员们解决问题的诚意。”在维稳体制 些问题的回答亟须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之下,地方官员最惧怕抗争行动在时间上的持续 角。这一视角不仅将有助于探究国家参与和塑造或地域上的扩大,因而“制造麻烦”策略往往成为 抗争政治的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逼迫政府就范的有效武器。 地理解和诠释抗争行动的发展演变机制。 从组织动员的角度来看,中国底层民众展现 、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 出较强的动员能力。首先,抗争行动的组织工作 通常依托于现实中的社会组织,如老年协会、同乡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剧烈转型会等。这些原本非政治性的群众组织在集体行动 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渐增多。海内酝酿期可以迅速转化为抗争行动的组织动员中 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抗争行为展现出持续的学术枢。这一特点与西方社会抗争政治中抗争者借 兴趣并进行了诸多实证研究。总体而言,现有研助于宗教团体、社区公益机构等非政治性组织进 究基本沿袭了以抗争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其焦行动员的特点高度一致。其次,行动领导者发挥 点集中在行动发起者、参与者、抗争策略、动员方着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在抗争行动中,带头人 式以及架构主题等方面。从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的出现有利于清晰表达诉求、动员潜在参与者、组 和参与者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抗税农织协调集体行动并积极寻求与政府展开对话的机 民、下岗职工、工程移民、征地拆迁者、城市业主、会。然而,行动领袖也往往成为政府努力“收买” 环境保护者等社会群体先后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或是强力打压的对象,甚至成为压制抗争行动的 参与主体。这些群体往往在社会剧烈转型中个人借口 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心中怀有实质性冤屈 从意义架构的角度来看,行动发起者主要以 ( substantial grievance而又缺乏有效表达诉求的追求公正来“合法化”抗争行为并争取社会同情 渠道。因此,这些人群采取了“大闹大解决、小闹陈峰认为中国工人并非以现代社会的劳工权益为 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方式以迫使国家回应其意义建构的依据,而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许诺 利益诉求。 (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集体行动寻找法 从抗争策略的角度而言,抗争者大致采取理支撑。贺斌( William hurst)则进一步区分了中 以法律为武器”和“制造麻烦”两种方式。“以法国工人进行意义架构的两种方式:北方的下岗工 律为武器”顾名思义是指参与人群运用国家法律人更倾向于使用毛时代的话语体系,而中东部沿 和中央政策来“合法化”集体行动并向政府施压,海地区的打工者则经常痛斥“市场霸权”带来的 如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 rightful不公正待遇。此外,城市里的拆迁户也经常使用 resistance),即“利用国家现有法律、政策以及官“不公正框架”( injustice frames)讲述自身遭遇并 方倡导的主流价值来反对不遵守这些规范的地方争取社会同情以向地方政府施压。 精英的抗争”。这种策略往往具有打擦边球的 综上所述,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亦侧重于从 特点:既不完全违背法律,也不完全合法,而是对“抗争者”而非“国家”的视角来解读抗争行动的 国家容忍限度的一种试探。于建嵘则提出了“以发生及发展。这一研究路径过于强调社会力量在 法抗争”的不同观点:抗争者是以国家法律和中“国家一社会”互动中的主导性作用,将抗争运动 央政策为武器直接挑战地方政权,而非“依法抗的发展视为抗争者自身能动性的结果。作为抗争 争”者那样刻意避免直接触碰政府底线。此外,对象的国家成为一种无差异化的政治背景或是缺 “制造麻烦”是抗争者所使用的另一武器。程曦乏逻辑判断及自主能力的模糊存在。正如应星所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为抗争者“表演”的政治环境或抗争政治发生的 结构性条件，忽略了其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 地位。瑏瑡国家如何看待、判断和权衡抗争行动? 国 家如何考量应对抗争行为的策略? 为何其有时会 采取妥协退让的方式而有时又会选择武力镇压? 何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应对策略选择? 这 些问题的回答亟须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 角。这一视角不仅将有助于探究国家参与和塑造 抗争政治的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 地理解和诠释抗争行动的发展演变机制。 二、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剧烈转型 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渐增多。海内 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抗争行为展现出持续的学术 兴趣并进行了诸多实证研究。总体而言，现有研 究基本沿袭了以抗争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其焦 点集中在行动发起者、参与者、抗争策略、动员方 式以及架构主题等方面。从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 和参与者来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抗税农 民、下岗职工、工程移民、征地拆迁者、城市业主、 环境保护者等社会群体先后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 参与主体。这些群体往往在社会剧烈转型中个人 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心中怀有实质性冤屈 ( substantial grievances) 而又缺乏有效表达诉求的 渠道。因此，这些人群采取了“大闹大解决、小闹 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方式以迫使国家回应其 利益诉求。 从抗争策略的角度而言，抗争者大致采取 “以法律为武器”和“制造麻烦”两种方式。“以法 律为武器”顾名思义是指参与人群运用国家法律 和中央政策来“合法化”集体行动并向政府施压， 如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 “依法抗争”( rightful resistance) ，即“利用国家现有法律、政策以及官 方倡导的主流价值来反对不遵守这些规范的地方 精英的抗争”瑏瑢。这种策略往往具有打擦边球的 特点: 既不完全违背法律，也不完全合法，而是对 国家容忍限度的一种试探。于建嵘则提出了“以 法抗争”的不同观点: 抗争者是以国家法律和中 央政策为武器直接挑战地方政权，而非“依法抗 争”者那样刻意避免直接触碰政府底线。瑏瑣 此外， “制造麻烦”是抗争者所使用的另一武器。程曦 归纳了上访者常用的麻烦制造策略，即吸引注意 技巧( 如喊口号、打标语、集体下跪、唱红歌、奇装 异服等) 和破坏秩序技巧( 如堵马路、堵政府大 门、堵截公务车等) 。瑏瑤应星则强调，抗争者实际上 是“有分寸地扰乱日常的生活，以危及秩序的信 号来唤醒官员们解决问题的诚意。瑏瑥 ”在维稳体制 之下，地方官员最惧怕抗争行动在时间上的持续 或地域上的扩大，因而“制造麻烦”策略往往成为 逼迫政府就范的有效武器。 从组织动员的角度来看，中国底层民众展现 出较强的动员能力。首先，抗争行动的组织工作 通常依托于现实中的社会组织，如老年协会、同乡 会等。这些原本非政治性的群众组织在集体行动 酝酿期可以迅速转化为抗争行动的组织动员中 枢。瑏瑦这一特点与西方社会抗争政治中抗争者借 助于宗教团体、社区公益机构等非政治性组织进 行动员的特点高度一致。其次，行动领导者发挥 着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在抗争行动中，带头人 的出现有利于清晰表达诉求、动员潜在参与者、组 织协调集体行动并积极寻求与政府展开对话的机 会。然而，行动领袖也往往成为政府努力“收买” 或是强力打压的对象，甚至成为压制抗争行动的 借口。瑏瑧 从意义架构的角度来看，行动发起者主要以 追求公正来“合法化”抗争行为并争取社会同情。 陈峰认为中国工人并非以现代社会的劳工权益为 意义建构的依据，而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许诺 ( 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为集体行动寻找法 理支撑。瑏瑨贺斌( William Hurst) 则进一步区分了中 国工人进行意义架构的两种方式: 北方的下岗工 人更倾向于使用毛时代的话语体系，而中东部沿 海地区的打工者则经常痛斥“市场霸权”带来的 不公正待遇。瑏瑩此外，城市里的拆迁户也经常使用 “不公正框架”( injustice frames) 讲述自身遭遇并 争取社会同情以向地方政府施压。瑐瑠 综上所述，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亦侧重于从 “抗争者”而非“国家”的视角来解读抗争行动的 发生及发展。这一研究路径过于强调社会力量在 “国家—社会”互动中的主导性作用，将抗争运动 的发展视为抗争者自身能动性的结果。作为抗争 对象的国家成为一种无差异化的政治背景或是缺 乏逻辑判断及自主能力的模糊存在。正如应星所 — 154 — 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研究 述,国家“在以前的研究中或者只是与社会对立、国家的决策者来说,应对抗争政治更需谨慎,而不 面目模糊的东西;或者被视为一个各阶层相互争是简单地一味镇压。一方面,过度压制会危及自 斗的平台……本身并没有被认真地看做是一个独身的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妥协则有可能产生 立的行为主体”。因此,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发“示范效应”而引发更多类似的抗争行为。因此, 展同样需要引入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威权国家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暴力压制抗争行动, 三、国家视角的兴起 而须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应对策略。 2.政府应对策略 近年来,海内外学界开始出现“把国家带回 政府应对抗争行动的微观策略成为抗争政治 来”的学术转向。黄冬娅梳理了西方学界对“国中国家视角下的研究热点。邓燕华、欧博文分析 家”在抗争政治中的理论定位,如“稳定的政治结了中国地方政府处置抗争行为的“软方法” 构”(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较关系型压制( relational repression),即决策者依赖 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家渗透力、战略和策略)当地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对抗争者施加压力以达 和“变化的政治背景”(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到瓦解抗争行动的目的。李静君和张永宏通过 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对北京、深圳两地进行田野调査,归纳了国家应对 裂和政府的政策执行力)。②肖唐镖以中国社会的抗争行动的三种基本策略:抗争诉求物质化、科层 维稳政治为切入点,回顾了国家维稳机制与政策制游戏和培育庇护关系( patron-elient)。抗争诉 的变化,并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处置群体性抗争事求物质化是指基层政权在抗争事件中有意识地与 件的行为、方法及策略应予以充分关注。除了以抗争者讨价还价,其目的是引导抗争行动转化成 上文献综述性成果之外,诸多实证研究开始关注具体的物质性诉求;科层制游戏指地方官员设计 抗争政治中国家政体差异的比较研究、政府应对和实施了一套复杂的受理诉求程序来吸纳参与人 策略的归纳总结及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分析等群的要求并制造一种程序上“满足”抗争者的假 方面。 象。培育庇护关系是指基层政府积极利用退休干 1.国家政体差异 部、老年团体等社会力量来协助治理社会抗争的 政体类型是政治学中对不同政杈组织形式的方法。这三种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对抗争政治 基本分类。一般而言,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被认的“去政治化”( de-politicize)并消解抗争行动对 为是当今世界中两大基本政体类型。在抗争政治政权的实质威胁。③应星是国内学者中较早研究 中,政体差异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变量,影响着国家国家应对抗争政治微观机制的学者。“国家摆平 对抗争行动的应对策略:民主政体通常倾向于采术”这一术语被用以概括一系列具体的应对策 取妥协方式应对社会抗争者,因为决策者担心暴略拔钉子、“开口子”和“揭盖子”。“拔钉 力镇压会导致民意变化,造成其在之后的选举中子”是指基层政权用故意“找茬”的方法打击抗争 失去选民支持。而威权政体倾向于将一切来自底行动中的组织者或民众领袖“开口子”则是指地 层的抗争行动视为对政权稳定的严重威胁并依靠方政府在抗争政治面临失控或矛盾升级时,用钱 暴力方式予以回应。任何迟疑或是妥协往往预示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揭盖子”是指 着政权的软弱,反而可能招致更多的抗争性将抗争运动中涉及的相关政府负责人或党政干部 挑战 进行快速处理以平息民愤的做法。在高压维稳 政体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国家应对体制下,基层政权交替地使用这些摆平术以完成 抗争政治的行为逻辑,但却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刚性维稳的任务。 的各种反例。例如,民主政体并非总是宽容对待 3.国家代理人 走上街头的抗议民众:2014年美国弗格森小镇发 国家在应对抗争政治的实际过程中必须依靠 生了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的事件,这引发了当其代理人。国家的代理人包括各种公共权力主 地民众的一系列抗议活动。然而,美国警察最终体,例如,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政府官员、警察 采取强制手段镇压了抗议人群。此外,对于威权等。在西方,抗争政治的主要应对主体是警察部 155一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述，国家“在以前的研究中或者只是与社会对立、 面目模糊的东西; 或者被视为一个各阶层相互争 斗的平台……本身并没有被认真地看做是一个独 立的行为主体”瑐瑡。因此，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发 展同样需要引入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三、国家视角的兴起 近年来，海内外学界开始出现“把国家带回 来”的学术转向。黄冬娅梳理了西方学界对“国 家”在抗争政治中的理论定位，如“稳定的政治结 构”( 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 、“较 为稳定的政治环境”( 国家渗透力、战略和策略) 和“变化的政治背景”( 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 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 裂和政府的政策执行力) 。瑐瑢 肖唐镖以中国社会的 维稳政治为切入点，回顾了国家维稳机制与政策 的变化，并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处置群体性抗争事 件的行为、方法及策略应予以充分关注。瑐瑣 除了以 上文献综述性成果之外，诸多实证研究开始关注 抗争政治中国家政体差异的比较研究、政府应对 策略的归纳总结及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分析等 方面。 1． 国家政体差异 政体类型是政治学中对不同政权组织形式的 基本分类。一般而言，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被认 为是当今世界中两大基本政体类型。在抗争政治 中，政体差异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变量，影响着国家 对抗争行动的应对策略: 民主政体通常倾向于采 取妥协方式应对社会抗争者，因为决策者担心暴 力镇压会导致民意变化，造成其在之后的选举中 失去选民支持。而威权政体倾向于将一切来自底 层的抗争行动视为对政权稳定的严重威胁并依靠 暴力方式予以回应。任何迟疑或是妥协往往预示 着政权 的 软 弱，反而可能招致更多的抗争性 挑战。瑐瑤 政体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国家应对 抗争政治的行为逻辑，但却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 的各种反例。例如，民主政体并非总是宽容对待 走上街头的抗议民众: 2014 年美国弗格森小镇发 生了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的事件，这引发了当 地民众的一系列抗议活动。然而，美国警察最终 采取强制手段镇压了抗议人群。此外，对于威权 国家的决策者来说，应对抗争政治更需谨慎，而不 是简单地一味镇压。一方面，过度压制会危及自 身的统治合法性; 另一方面，妥协则有可能产生 “示范效应”而引发更多类似的抗争行为。因此， 威权国家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暴力压制抗争行动， 而须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应对策略。 2． 政府应对策略 政府应对抗争行动的微观策略成为抗争政治 中国家视角下的研究热点。邓燕华、欧博文分析 了中国地方政府处置抗争行为的“软方法”——— 关系型压制( relational repression) ，即决策者依赖 当地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对抗争者施加压力以达 到瓦解抗争行动的目的。瑐瑥 李静君和张永宏通过 对北京、深圳两地进行田野调查，归纳了国家应对 抗争行动的三种基本策略: 抗争诉求物质化、科层 制游戏和培育庇护关系( patron-client) 。抗争诉 求物质化是指基层政权在抗争事件中有意识地与 抗争者讨价还价，其目的是引导抗争行动转化成 具体的物质性诉求; 科层制游戏指地方官员设计 和实施了一套复杂的受理诉求程序来吸纳参与人 群的要求并制造一种程序上“满足”抗争者的假 象。培育庇护关系是指基层政府积极利用退休干 部、老年团体等社会力量来协助治理社会抗争的 方法。这三种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对抗争政治 的“去政治化”( de-politicize) 并消解抗争行动对 政权的实质威胁。瑐瑦 应星是国内学者中较早研究 国家应对抗争政治微观机制的学者。“国家摆平 术”这一术语被用以概括一系列具体的应对策 略———“拔钉子”、“开口子”和“揭盖子”。“拔钉 子”是指基层政权用故意“找茬”的方法打击抗争 行动中的组织者或民众领袖; “开口子”则是指地 方政府在抗争政治面临失控或矛盾升级时，用钱 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而“揭盖子”是指 将抗争运动中涉及的相关政府负责人或党政干部 进行快速处理以平息民愤的做法。瑐瑧 在高压维稳 体制下，基层政权交替地使用这些摆平术以完成 刚性维稳的任务。 3． 国家代理人 国家在应对抗争政治的实际过程中必须依靠 其代理人。国家的代理人包括各种公共权力主 体，例如，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政府官员、警察 等。在西方，抗争政治的主要应对主体是警察部 — 155 — 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研究 门。作为国家暴力工具,警察对游行示威等抗议社会遵循其意志的能力。因此,国家的存在必然 活动负有依法处置的责任,其专业化应对抗争行与控制力联系在一起 动的职业行为称之为警务处置( policing 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所拥有的控制力千差万 protest),。°在中国抗争政治中,各级政权、警察、法别。亨廷顿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分 院等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蔡永顺认为,地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 方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逻辑与中央政度。有些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稳 府存在显著不同:中央政府侧重于从维护政权合定性和有效性,有些国家则缺乏这种特质,这两类 法性和民意支持率的角度权衡民众的抗争行为;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 而地方政权往往从完成刚性维稳任务、维护地方异来得更大。”◎蒂利曾指出,在抗争政治语境下 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置抗争人群。③于建嵘进一步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控制社会资源活动和人口 指出,集体政治体制下的维稳责任追究制迫使地的有效程度显著影响着社会抗争行动的发生及暴 方政权更倾向于采取压制性的严厉措施对待抗争力强度:国家对“人财物”的控制能力愈强,集体 行动。樊鹏、汪卫华、王绍光认为,公安部门是维行动的发生概率愈小或暴力化程度愈低。因此, 护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作为国家强制能力的代国家自身所拥有的实际能力差别值得关注。 表,公安机关要将集权与分权、专业化与群众路线 “国家能力”的内涵随着国家职能的变化而 相结合,才能更符合应对各种社会不稳定的需变化。总体而言,国家能力的含义经历了从单 要。@苏阳和何新强调中国的地方法院在抗争治维度到多维度的演变。蒂利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将 理中的独特作用:通过“送法上街”等举措,法院国家能力定义为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乔尔·米 可以缓和抗争者的情绪并引导他们进入法治化的格达尔( Joel S.Mgda)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运 解决渠道。 用各种统治机器控制社会民众并实现既定目标的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已经回归抗争政治研能力,简言之,即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迈克尔·曼 究的中心位置,但现有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国家( Michael mann)用“专断性权力”( despotic power) 应对抗争政治的微观机制和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分和“基础性权力”( infrastructural power)来分析国 析,即停留在具体的“术”的描述归纳而缺乏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及实施统治的两种基本能力“专 家应对策略本身的理论分析和逻辑解释。为何一断性权力”是指国家不需制度化协商而单独实施 些抗争行为会被国家所容忍而另外一些却遭受强行动的权力;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渗透市民社会 力压制?为何国家有时会“花钱买平安”,而有时使之有效贯彻国家政治决策的能力。王绍光剖 又不假思索地依靠武力手段终止抗争行动?究竟析了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四种基本能力:汲取能 如何理解国家应对抗争性挑战的行为逻辑?这些力指国家攫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调控能力指国家 问题的解答需要从国家自身的角度进一步剖析国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合法化能力是国家通 家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 过制造认同、形成共识进而合法化其统治的能力。 四、理论展望:国家能力与抗争政治 强制能力是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手段巩固其 执政地位的能力 国家”是政治学中最频繁使用的概念之 在抗争政治研究中“国家能力”的界定应服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及从于国家应对抗争行动的实际所需。一般而言, 阶级统治的工具。韦伯认为,国家是在一定领土国家在处置抗争性集体行动时须具有三种基本能 范围内合法地、垄断性地使用暴力的客观存在。力:财政能力、强制能力和组织能力。财政能力指 蒂利认为国家“是一个实质性的、持久的和有边国家的财力基础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其代 界的组织,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主要强制手段使表着国家是否具备“花钱买平安”的实力;强制能 用控制权”。吉登斯认为,国家就是在一定空间力顾名思义指国家控制抗争行动的“硬实力”,即 内合法使用垄断性强制力的“权力集装器”,其根运用暴力机关压制集体行动的能力;组织能力指 本特性在于对暴力的排他性使用权力,以及强迫国家对非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动员能力以及有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门。作为国家暴力工具，警察对游行示威等抗议 活动负有依法处置的责任，其专业化应对抗争行 动的职业行为称之为警务处置 ( policing protest) 。瑐瑨在中国抗争政治中，各级政权、警察、法 院等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蔡永顺认为，地 方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逻辑与中央政 府存在显著不同: 中央政府侧重于从维护政权合 法性和民意支持率的角度权衡民众的抗争行为; 而地方政权往往从完成刚性维稳任务、维护地方 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置抗争人群。瑐瑩 于建嵘进一步 指出，集体政治体制下的维稳责任追究制迫使地 方政权更倾向于采取压制性的严厉措施对待抗争 行动。瑑瑠 樊鹏、汪卫华、王绍光认为，公安部门是维 护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作为国家强制能力的代 表，公安机关要将集权与分权、专业化与群众路线 相结合，才能更符合应对各种社会不稳定的需 要。瑑瑡苏阳和何新强调中国的地方法院在抗争治 理中的独特作用: 通过“送法上街”等举措，法院 可以缓和抗争者的情绪并引导他们进入法治化的 解决渠道。瑑瑢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已经回归抗争政治研 究的中心位置，但现有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国家 应对抗争政治的微观机制和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分 析，即停留在具体的“术”的描述归纳而缺乏对国 家应对策略本身的理论分析和逻辑解释。为何一 些抗争行为会被国家所容忍而另外一些却遭受强 力压制? 为何国家有时会“花钱买平安”，而有时 又不假思索地依靠武力手段终止抗争行动? 究竟 如何理解国家应对抗争性挑战的行为逻辑? 这些 问题的解答需要从国家自身的角度进一步剖析国 家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 四、理论展望: 国家能力与抗争政治 “国家”是政治学中最频繁使用的概念之一。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及 阶级统治的工具。韦伯认为，国家是在一定领土 范围内合法地、垄断性地使用暴力的客观存在。 蒂利认为国家“是一个实质性的、持久的和有边 界的组织，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主要强制手段使 用控制权瑑瑣”。吉登斯认为，国家就是在一定空间 内合法使用垄断性强制力的“权力集装器”，其根 本特性在于对暴力的排他性使用权力，以及强迫 社会遵循其意志的能力。瑑瑤 因此，国家的存在必然 与控制力联系在一起。 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所拥有的控制力千差万 别。亨廷顿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分 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 度。有些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稳 定性和有效性，有些国家则缺乏这种特质，这两类 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 异来得更大。”瑑瑥 蒂利曾指出，在抗争政治语境下， 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控制社会资源、活动和人口 的有效程度显著影响着社会抗争行动的发生及暴 力强度: 国家对“人财物”的控制能力愈强，集体 行动的发生概率愈小或暴力化程度愈低。瑑瑦 因此， 国家自身所拥有的实际能力差别值得关注。 “国家能力”的内涵随着国家职能的变化而 变化。总体而言，国家能力的含义经历了从单一 维度到多维度的演变。蒂利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将 国家能力定义为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瑑瑧 乔尔·米 格达尔( Joel S． Migdal) 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运 用各种统治机器控制社会民众并实现既定目标的 能力，简言之，即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瑑瑨 迈克尔·曼 ( Michael Mann) 用“专断性权力”( despotic power) 和“基础性权力”( infrastructural power) 来分析国 家与社会互动及实施统治的两种基本能力: “专 断性权力”是指国家不需制度化协商而单独实施 行动的权力; 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渗透市民社会 使之有效贯彻国家政治决策的能力。瑑瑩 王绍光剖 析了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四种基本能力: 汲取能 力指国家攫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调控能力指国家 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合法化能力是国家通 过制造认同、形成共识进而合法化其统治的能力。 强制能力是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手段巩固其 执政地位的能力。瑒瑠 在抗争政治研究中，“国家能力”的界定应服 从于国家应对抗争行动的实际所需。一般而言， 国家在处置抗争性集体行动时须具有三种基本能 力: 财政能力、强制能力和组织能力。财政能力指 国家的财力基础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其代 表着国家是否具备“花钱买平安”的实力; 强制能 力顾名思义指国家控制抗争行动的“硬实力”，即 运用暴力机关压制集体行动的能力; 组织能力指 国家对非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动员能力以及有 — 156 — 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研究 效调动这些组织资源充当“调解人”的能力。在 University Press,2001,p.5 现实中,财政能力、强制能力和组织能力相互联 6 William A. Gamson and David S. Meyer "Framing 系、互相影响。财政能力是强制能力和组织能力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oug McAdam,JhnD. McCarthy 的基础,良好的财政状况可以有力支撑强制能力& Maver N.ald(e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w 组织能力的发挥;强制能力则为国家汲取财政 r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y,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资源和控制非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提供了坚实的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5 后盾;组织能力通过调动各种社会资本协助国家 6 See John D. McCarthy Mayer N. Zald 实现其意志,从而降低国家财政资源的消耗并实 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Theor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强国家与弱国家在面临相似的抗争行动时会6,1977p.1212-1241: Jenkins j. Craig" Resource 产生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对于强国家而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言,首先,集体行动未必会对其形成实质威胁。由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9,1983,pp.527-553 于国家本身拥有随时终止抗争行为的绝对实力 David Snow Robert Benford"Ideology, Frame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始终牢牢掌握主动,反而比较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能够容忍抗争者表达诉求。其次,拥有较强的财ornn,sue,19119 政能力则意味着国家具有灵活的谈判空间和议价 ⑧ Robert d. Benford“An Social Movement Framing Perspective", in Sociological 能力,更有可能满足挑战者的诉求(特别是与物 inquiry,vl.67,No.4,199y,p.415 质利益相关的要求)。最后,组织能力强预示着 9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Political 国家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以资调动,并 Crises and Their4 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ne, Princeton 将在事前预警、事中调解、事后安抚等过程中发挥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p.9 重要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弱国家在处 00 Charles Tilly " 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 in America 理抗争性挑战时面临着诸多制约。例如,强制能 and britain,1750-1820″,inM.zad&J. Mccarthy 力孱弱意味着国家无法有效威慑及控制抗议人(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rements, Cambridge 群,致使抗争者有恃无恐并存在行为暴力化的危MA: Winthrop,1979,p.135 险。财政能力不足则会严重限制国家利用经济手 Q2 Kevin J. 0 Brien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段安抚抗争者的策略选择。最后,组织能力低下 Rural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会致使国家缺少重要依托以有效化解参与人群的 206,p.2. 对抗情绪。因此,国家自身的财政能力、强制能力 ③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 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于《文史博览》2008年 和组织能力影响着其对抗争者诉求的权衡、抗争第12期0 n The Power of" Troublemaking:pout 行动的掌控以及官民互动的成效,并由此形成国 家应对抗争政治的内在行为逻辑。在“将国家带 Tactics and Their Efficacy in China”, in Comparative 回来”的学术探索中,以国家能力为解释变量的 Politics,vo.41,No.4,2009,P.451-471 理论框架将对进一步丰富抗争政治研究中的国家 ⑤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 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07第2期 注释: ⑩⑤ Yanhua Deng& Kevin J.o’ Brien" Relational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olitics", in Mobilization: An Protester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5, 2013, pp 533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1, No. 1, 1996, pp. 17-34 ②④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rement: Socio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NY: Leadership in Rural China", i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 pp. 76-80 193,2008,pp.1-23. ③①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eFeng Chen "Worker Leaders and Framing Factory 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Based Resistance", in Kevin OBrien (ed),Popular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效调动这些组织资源充当“调解人”的能力。在 现实中，财政能力、强制能力和组织能力相互联 系、互相影响。财政能力是强制能力和组织能力 的基础，良好的财政状况可以有力支撑强制能力 和组织能力的发挥; 强制能力则为国家汲取财政 资源和控制非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提供了坚实的 后盾; 组织能力通过调动各种社会资本协助国家 实现其意志，从而降低国家财政资源的消耗并实 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强国家与弱国家在面临相似的抗争行动时会 产生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对于强国家而 言，首先，集体行动未必会对其形成实质威胁。由 于国家本身拥有随时终止抗争行为的绝对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始终牢牢掌握主动，反而比较 能够容忍抗争者表达诉求。其次，拥有较强的财 政能力则意味着国家具有灵活的谈判空间和议价 能力，更有可能满足挑战者的诉求( 特别是与物 质利益相关的要求) 。最后，组织能力强预示着 国家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以资调动，并 将在事前预警、事中调解、事后安抚等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弱国家在处 理抗争性挑战时面临着诸多制约。例如，强制能 力孱弱意味着国家无法有效威慑及控制抗议人 群，致使抗争者有恃无恐并存在行为暴力化的危 险。财政能力不足则会严重限制国家利用经济手 段安抚抗争者的策略选择。最后，组织能力低下 会致使国家缺少重要依托以有效化解参与人群的 对抗情绪。因此，国家自身的财政能力、强制能力 和组织能力影响着其对抗争者诉求的权衡、抗争 行动的掌控以及官民互动的成效，并由此形成国 家应对抗争政治的内在行为逻辑。在“将国家带 回来”的学术探索中，以国家能力为解释变量的 理论框架将对进一步丰富抗争政治研究中的国家 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McAdam，Doug，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To Map Contentious Politics ”， i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Vol． 1，No． 1，1996，pp． 17 － 34． ②④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 2，pp． 76 － 80． ③瑏瑡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 5． ⑤ William A． Gamson and David S． Meyer，“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in Doug McAdam，John D． McCarthy ＆ Mayer N． Zald ( eds．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y，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New York，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 275． ⑥ See John D． McCarthy ＆ Mayer N． Zald， “Ｒ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82，No． 6，1977，pp． 1212 － 1241; Jenkins J． Craig，“Ｒ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in Annual Ｒeview of Sociology，Vol． 9，1983，pp． 527 － 553． ⑦ David Snow ＆ Ｒobert Benford，“Ideology，Frame Ｒesonance，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i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Ｒesearch，Issue 1，1988，p． 198． ⑧ Ｒobert D． Benford，“An Insider’s Critiqu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Framing Perspective ”， in Sociological Inquiry，Vol． 67，No． 4，1997，p． 415． ⑨ Grzegorz Ekiert，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 9． ⑩ Charles Tilly，“Ｒepertoires of Contention in America and Britain，1750 － 1820”，in M． Zald ＆ J． McCarthy ( eds． )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 MA: Winthrop，1979，p． 135． 瑏瑢 Kevin J． O’Brien ＆ Lianjiang Li，Ｒightful Ｒesistance in Ｒural China，New York，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 2． 瑏瑣 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 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于《文史博览》2008 年 第 12 期。 瑏瑤 Xi Chen，“The Power of ‘Troublemaking’: Protest Tactics and Their Efficacy in China ”， i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 41，No． 4，2009，pp． 451 － 471． 瑏瑥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 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07 第 2 期。 瑏瑦 瑐瑥 Yanhua Deng ＆ Kevin J． O’Brien，“Ｒelational Ｒ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in The China Quarterly，Vol． 215，2013，pp． 533 － 552． 瑏瑧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 ’Brien， “Protest Leadership in Ｒural China”，in The China Quarterly，Vol． 193，2008，pp． 1 － 23． 瑏瑨Feng Chen，“Worker Leaders and Framing Factory￾Based Ｒesistance”，in Kevin O’Brien ( ed． ) ，Popular — 157 — 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研究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2008,pp.88-108 Cai“ Local governments Q William Hurst "Mass Frames and Worker Protest", Suppression of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 in The China in Kevin 0 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Quarterly, Vol. 193, 2008, Pp. 24-4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1 ③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和出路》,载于《战 略与管理》2009年第1/2期合编本。 2 Steve Hess Nail-Houses, Land Rights, and ⑩樊鹏、汪卫华、王绍光《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 Frames of Injustice on China' s Protest Landscape", in asian轨迹与逻辑》,载于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009年第5期 Survey,vol.50,No.5,2010,pp.908926 @Yang Su and Xin He "Street as Courtroom: State 应星《政府与社会管理:新的研究尝试及其问 ccommodation of labor protest in South china",inla 题》,载于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编著《国家建设与政府 and Society Revier,wol.44,No.1,2010,pp.157-184. 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8-379页。 ③⑥[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 ②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第39-45页。 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载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一国家与暴力》三联书 店1998年版第145-147页。 ②肖唐镖《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 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载于《学海》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1968,p.1 015年第1期。 SD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2) n Ted Robert Gur "War, Revolution, and the Organized Crime",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Growth of the Coercive State",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da Skocpol (eds )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Studies, Vol. 21, No. 1, 1988, pp. 45-65: Scott S.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69 Cartner and Patrick M. Regan Threat and Repression: The 15 Non-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Esee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Violence",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3,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1996, pp. 272-287: Christian Davenport"Multi-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dimensional Threat Perception and State Repression: An 39 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n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European Journ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3, of Sociology, Vol. 25, No. 2, 1984, pp. 185-213 1995,pp.683-713 @0 Shaoguang Wang " The Rise of the Regions: Fiscal 2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The Power R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in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Sociology,wol.118,No.6,2013,pp.1475-1508 Hunga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应星《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1995,pp.87-113 平理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4-327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Donatella Della Porta, Abby [责任编辑:文思] Reiter eds ) The Policing of Tro onal protest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Protest in China，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p． 88 － 108． 瑏瑩 William Hurst，“Mass Frames and Worker Protest”， in Kevin O ＇ Brien ( ed． )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 71 － 87． 瑐瑠 Steve Hess， “Nail-Houses， Land Ｒights， and Frames of Injustice on China’s Protest Landscape”，in Asian Survey，Vol． 50，No． 5，2010，pp． 908 － 926． 瑐瑡 应星《政 府 与 社 会 管 理: 新的研究尝试及其问 题》，载于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编著《国家建设与政府 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78—379 页。 瑐瑢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 关于社会抗争中 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载 于《社 会 学 研 究》2011 年 第 2 期。 瑐瑣 肖 唐 镖《当 代 中 国 的“维 稳 政 治”: 沿 革 与 特 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载于《学海》 2015 年第 1 期。 瑐瑤 参见 Ted Ｒobert Gurr，“War，Ｒevolution，and the Growth of the Coercive State”，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 21，No． 1，1988，pp． 45 － 65; Scott S． Gartner and Patrick M． Ｒegan，“Threat and Ｒepression: The Non-Linear Ｒ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iolence”，in Journal of Peace Ｒesearch，Vol． 33，No． 3， 1996， pp． 272 － 287; Christian Davenport， “Multi￾dimensional Threat Perception and State Ｒepression: An Inquiry into why States Apply Negative Sanctions ”，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39，No． 3， 1995，pp． 683 － 713． 瑐瑦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118，No． 6，2013，pp． 1475 － 1508． 瑐瑧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从“讨个说法”到“摆 平理顺”》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24—327 页。 瑐瑨 Donatella Della Porta，Abby Peterson and Herbert Ｒeiter ( eds． ) ， The Policing of Transnational Protest，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瑐瑩 Yongshun Cai，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opular Ｒesistance in China”，in The China Quarterly，Vol． 193，2008，pp． 24 － 42． 瑑瑠 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和出路》，载于《战 略与管理》2009 年第 1 /2 期合编本。 瑑瑡 樊鹏、汪卫华、王绍光《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 轨迹与逻辑》，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 年第 5 期。 瑑瑢Yang Su and Xin He，“Street as Courtroom: State Accommodation of Labor Protest in South China”，in Law and Society Ｒeview，Vol． 44，No． 1，2010，pp． 157 － 184． 瑑瑣瑑瑦 ［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第 39—45 页。 瑑瑤［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 店 1998 年版第 145—147 页。 瑑瑥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 1． 瑑瑧 Charles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in Peter Evans，Dietrich Ｒueschemeyer ＆ Theda Skocpol ( eds． )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New York，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 169 － 191． 瑑瑨See Joel S． 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Ｒ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瑑瑩 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Mechanisms，and Ｒesults”，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25，No． 2，1984，pp． 185 － 213． 瑒瑠 Shaoguang Wang，“The Ｒise of the Ｒegions: Fiscal Ｒ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in Andrew G． Walder ( ed． )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pp． 87 － 113．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文思］ — 158 — 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