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结论的。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而这样的抉择，会使 得政治变成一种不可能获得理想支持的事业：“这个世界上没有 哪种伦理能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 是同一个人付出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一他为此不得不采 取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 现的、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因此，以暴力为后盾 的政治，同信念伦理之间的矛盾是难以克服的。因为这个世界 上，并没有这样的道德，可以同时用来调节“性爱关系、商业关 系、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毕竞，“左右着我们生活的，是一些完 全不同的善恶报应原则。” 这或许不仅是韦伯的矛盾，也是时代的精神使然。限于篇 幅，我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叙述，但有一点我们不可不察：韦伯 本人是处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趋于衰落的年代。曾以自由贸易 为主导思想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变成了主要为民族国家服务 的“国民经济学”：在国际政治的领域，用施宾格勒的话说，生命 所能做出的选择，只存在于胜利与毁灭之间，而不是在战争与和 平之间(《西方的没落》卷2第11章)，精神分析学说也似平为人 类行为揭示出“非理性的”根源。在国内政治方面，政党政治不过 是寡头统治的另一种形式（见韦伯那位大名鼎鼎的密友 R.Michels的《政党杜会学》，l911年)，群众则变成了只能听命 于“英雄”摆布的“群氓”(G.Le Bon的《群众心理学》，该书自 1895年问世.至1921年共印行29版，其英译本易名为 “Growd”,似乎更能反映该书立场：“乌合之众”)，甚至工人阶级 的“国际”也蜕化为民族主义的社会党。可以说，在当时居支配地 位的思想，是尼采的新古典浪漫主义、柏格森的创化意志，是好 勇斗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令韦伯如此着迷的“权力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