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成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的组织化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重 为主要联络空间载体的商业性组织。有学者在研究上要方式。1949年7月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 海的会馆(公所时指出,其是“基于商业移民和传统的议明确规定了全国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在 乡土观念,客籍商帮在沪地为了内部互助互济和对外年左右基本上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 竞争排难,而集资公建的同乡、同业祀神集会的庙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胜利地担负起工人阶级在 式的馆舍和公约性的为工商业服务的社会组织”旬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中所负的领 代以后,又先后出现商界联合会、商会等具“法团”性导阶级的历史使命。时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 质的新式团体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人民大 第三,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是自古以来即早已存团结万岁》的大会宣言中讲到“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 在的基层社会组织,以同善堂、清节堂、栖流所、养济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 院、育婴堂等为代表的各类慈善组织遍布中国的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 市,是建国初期中国城市的一类重要基层社会组织。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 近代以来,由于城市社会的异质性不断提高,新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 的职业、阶层、群体不断出现,由于城市居民间身份不统一富强的新中国。DF 同、职业不同,因而他们对社会统一体的要求也各有不 各城市于解放以后,也都迅速建立起单位组织, 同,由此而设立的基层社会组织也各有不同,并且各种并且使之成为涵盖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主要 不同的社会组织系统相互交错,形成广泛联系的社会社会生活领域的基干组织。以上海为例,到1951年 组织网络。近代时期中国城市的基层社会组织按其所底,上海市按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等不同类型单位 属阶层主要分为五个大的类型:一是商人团体,其中,组织起来的人口已达到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到 除早已存在的会馆、公所而外,到近代以后,又先后出1956年以后,上海市的单位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 现商界联合会、商会等具“法团”性质的新式团体;二是重甚至达到三分之二即单位的主要特征为通过将包 工人团体,除前近代时期已有的“帮”而外到近代以括党群团体、军队、政府机构、公营企事业的公职人员 后,最大的变化即是“工会”的出现:三是由以前的全部纳入供给制的范畴而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成 “士”阶层分化出来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自员的全面控制 由职业团体,包括律师公会、工程师协会、医师公会 等:四是由学生组成的各种社团组织,包括学生会、学定位。在建国前,街道以下,主要为保甲。各城市于解 生联合会等;五是帮会组织。 放之初,虽然宣布废除保甲,但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 这些组织都有着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活跃在中便于城市的接管,对保甲仍予暂时保留。按1949年1 国的大小城市,他们在城市基层社会中有着很大的影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保甲人员办法的指示》: 响,以宗教组织为例,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以后,西“对一般保甲长在短时期内仍须留用使之有助于社会 方宗教便开始在中国城市传播,鸦片战争以后,来自治安的维持叫但是,对保甲的利用只能是暂时的 欧美各国的西方宗教团体纷纷在中国城市中建立起旦秩序稳定下来之后,建立人民的基层自治组织便随 其宗教组织,据统计,到1949年,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之而提上议事日程。解放之初,曾在东北解放区城市 在上海建立的宗教组织便有天主教、中华基督教会、和京津等较早解放地区的城市中仿造农村解放区的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中华圣公会、基督教县、乡、镇、村建制而设立市、区、街闾的过渡政权组 中华浸信会联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央基督教织形式。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并不适应 青年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教育协城市集中的特点。 会、广学会等几十个教会组织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组织便 主要是街道一居委会。按照新的制度设计,各城市的 二、新中国初期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区级政府以下,并无政权组织的设立,但是,因为大城 重建的思路 市人口多、占地广、社会情况复杂,在人民军队对城市 政权进行接管的过程中,为了工作的便利,便于区以 解放之初,面对相对陌生的城市社会,如何对城下设置了接管办事处,如上海市于各区的区接管会之 市社会实行有效的治理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保下按3-10个保的范围内设立接管办事处,全市共成 持城市社会的稳定,迅速成为人民政府所面临的重要立102个办事处。其任务一是有步骤的取消保甲,二 时代课题,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次是直接联系群众,逐步建立居民福利性的组织吗。 严峻考验。 (三)中国共产党对各类社会团体的进行重新界 (一)中国共产党以单位制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组定,加以改造利用。解放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最富 织主体的构建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单位为基础雄心的目标之一始终是:主要通过群众运动、基层政 )与局限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熟人社会”不同,城市生活的竞争激烈、充满风险等都使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工更迫切地需要群体的力 量。在各类型的工人中便成立有手工帮、机器工人帮和地方帮,以及兄弟会、姐妹会等。参见《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742-743页。 30 o1994-2012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结成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 为主要联络空间载体的商业性组织。有学者在研究上 海的会馆（公所）时指出，其是“基于商业移民和传统的 乡土观念，客籍商帮在沪地为了内部互助互济和对外 竞争排难，而集资公建的同乡、同业祀神集会的庙宇 式的馆舍和公约性的为工商业服务的社会组织”[4]。近 代以后，又先后出现商界联合会、商会等具“法团”性 质的新式团体。 第三，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是自古以来即早已存 在的基层社会组织，以同善堂、清节堂、栖流所、养济 院、育婴堂等为代表的各类慈善组织遍布中国的城 市，是建国初期中国城市的一类重要基层社会组织。 近代以来，由于城市社会的异质性不断提高，新 的职业、阶层、群体不断出现，由于城市居民间身份不 同、职业不同，因而他们对社会统一体的要求也各有不 同，由此而设立的基层社会组织也各有不同，并且各种 不同的社会组织系统相互交错，形成广泛联系的社会 组织网络。近代时期中国城市的基层社会组织按其所 属阶层主要分为五个大的类型：一是商人团体，其中， 除早已存在的会馆、公所而外，到近代以后，又先后出 现商界联合会、商会等具“法团”性质的新式团体；二是 工人团体，除前近代时期已有的“帮”而外①，到近代以 后，最大的变化即是“工会”的出现；三是由以前的 “士”阶层分化出来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自 由职业团体，包括律师公会、工程师协会、医师公会 等；四是由学生组成的各种社团组织，包括学生会、学 生联合会等；五是帮会组织。 这些组织都有着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活跃在中 国的大小城市，他们在城市基层社会中有着很大的影 响，以宗教组织为例，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以后，西 方宗教便开始在中国城市传播，鸦片战争以后，来自 欧美各国的西方宗教团体纷纷在中国城市中建立起 其宗教组织，据统计，到 1949 年，西方天主教、基督教 在上海建立的宗教组织便有天主教、中华基督教会、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中华圣公会、基督教 中华浸信会联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央基督教 青年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教育协 会、广学会等几十个教会组织[5]。 二、新中国初期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 重建的思路 解放之初，面对相对陌生的城市社会，如何对城 市社会实行有效的治理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保 持城市社会的稳定，迅速成为人民政府所面临的重要 时代课题，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次 严峻考验。 （一）中国共产党以单位制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组 织主体的构建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单位为基础 的组织化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重 要方式。1949 年 7 月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 议明确规定了全国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在一 年左右基本上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 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胜利地担负起工人阶级在 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中所负的领 导阶级的历史使命。[6]”1949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人民大 团结万岁》的大会宣言中讲到:“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 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 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 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 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 统一富强的新中国。[7]” 各城市于解放以后，也都迅速建立起单位组织， 并且使之成为涵盖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主要 社会生活领域的基干组织。以上海为例，到 1951 年 底，上海市按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等不同类型单位 组织起来的人口已达到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 [8]。到 1956 年以后，上海市的单位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 重甚至达到三分之二[9]。单位的主要特征为通过将包 括党群团体、军队、政府机构、公营企事业的公职人员 全部纳入供给制的范畴而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成 员的全面控制[10]。 （二）以街居制对城市基层管理性组织进行重新 定位。在建国前，街道以下，主要为保甲。各城市于解 放之初，虽然宣布废除保甲，但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 便于城市的接管，对保甲仍予暂时保留。按 1949 年 1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保甲人员办法的指示》： “对一般保甲长在短时期内仍须留用,使之有助于社会 治安的维持”[11]。但是，对保甲的利用只能是暂时的，一 旦秩序稳定下来之后，建立人民的基层自治组织便随 之而提上议事日程。解放之初，曾在东北解放区城市 和京津等较早解放地区的城市中仿造农村解放区的 县、乡、镇、村建制而设立市、区、街、闾的过渡政权组 织形式。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并不适应 城市集中的特点。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组织便 主要是街道—居委会。按照新的制度设计，各城市的 区级政府以下，并无政权组织的设立，但是，因为大城 市人口多、占地广、社会情况复杂，在人民军队对城市 政权进行接管的过程中，为了工作的便利，便于区以 下设置了接管办事处，如上海市于各区的区接管会之 下按 3-10 个保的范围内设立接管办事处，全市共成 立 102 个办事处。其任务一是有步骤的取消保甲，二 是直接联系群众，逐步建立居民福利性的组织[12]。 （三）中国共产党对各类社会团体的进行重新界 定，加以改造利用。解放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最富 雄心的目标之一始终是：主要通过群众运动、基层政 ①与局限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熟人社会”不同，城市生活的竞争激烈、充满风险等都使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工更迫切地需要群体的力 量。在各类型的工人中便成立有手工帮、机器工人帮和地方帮，以及兄弟会、姐妹会等。参见《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742- 743 页。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