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宗教还通过上述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介入高层政治 通过影响和游说政治领袖和机构,或宗教领袖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影响国家的 内政外交政策,进而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然而在我国,国家的政治格局和执政 党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阻断了上述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使宗教对我国国家安全 的影响具有低级政治的特点 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多重范式 9·11事件使宗教和宗教安全问题日益成为西方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权衡对 象,比如美国朝野尤其是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目前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 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 的一个界定因素”,甚至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推 进所谓宗教自由被视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解药和宗教反恐的利器,实际上已将宗 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 宗教信仰通常关系到一国的核心价值观,不像其他问题那样有较大的妥协余 地,并且由于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力、跨国联系网络,使世俗权威相对化及 使暴力合法化等特性,故宗教问题较易被“安全化”,尤其在当前全球宗教复兴 的背景下。2按照学界的归纳,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模式有以下三种:首先,全 球化在拆分和削弱传统身份认同的同时,却进一步构建和强化了基于宗教的认 同:其次,宗教作为“软实力”的一种形式,以跨国观念的形式冲击政治和经济 实体从而影响国家利益;最后,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性 来源之一。2鉴于中国的不同国情,宗教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具有认同安全、 利益安全和合法性三重范式。 Robert A. Seiple and dennis r. Hoover eds, Religion Security: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Boulder: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forward by douglas Johnston,p.x.关于美国朝野尤其是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对宗教与 安全关系的认识,可参 Pauletta otis,“ Religion and War in the Twenty- first entury," in Religion& Security,p.22,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载徐以 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宗教非政府组织》(第5辑),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 500-501页 Harold H. Saunders, "Relational Realism: Toward a New Political Paradigm for Security,” in Religion是 Security,p.165. 2参见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23页 2可参 Brining Reli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 163-168: 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h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p 4-14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p 59-67: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pp.44-56;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17-20页。5 从理论上说，宗教还通过上述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介入高层政治， 通过影响和游说政治领袖和机构，或宗教领袖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影响国家的 内政外交政策，进而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然而在我国，国家的政治格局和执政 党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阻断了上述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使宗教对我国国家安全 的影响具有低级政治的特点。 二、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多重范式 9·11 事件使宗教和宗教安全问题日益成为西方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权衡对 象，比如美国朝野尤其是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目前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 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 的一个界定因素”，19 甚至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20 推 进所谓宗教自由被视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解药和宗教反恐的利器，实际上已将宗 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 宗教信仰通常关系到一国的核心价值观，不像其他问题那样有较大的妥协余 地，并且由于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力、跨国联系网络，使世俗权威相对化及 使暴力合法化等特性，故宗教问题较易被“安全化”，尤其在当前全球宗教复兴 的背景下。21 按照学界的归纳，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模式有以下三种：首先，全 球化在拆分和削弱传统身份认同的同时，却进一步构建和强化了基于宗教的认 同；其次，宗教作为“软实力”的一种形式，以跨国观念的形式冲击政治和经济 实体从而影响国家利益；最后，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性 来源之一。22 鉴于中国的不同国情，宗教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具有认同安全、 利益安全和合法性三重范式。 19 Robert A. Seiple and Dennis R. Hoover, eds., Religion & Security: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Boulder: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forward by Douglas Johnston, p.x.关于美国朝野尤其是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对宗教与 安全关系的认识，可参 Pauletta Otis, “Religion and Wa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Religion & Security, p.22, 徐以骅: 《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 载徐以 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第 5 辑），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第 500-501 页。 20 Harold H. Saunders, “Relational Realism: Toward a New Political Paradigm for Security,” in Religion & Security, p.165. 21 参见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 23 页。 22 可 参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163-168 ； Scott Thomas,“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h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p.4-14;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 59-67;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pp.44-56;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 17-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