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用法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加工，这样的修辞活动叫做变异修辞。如“绿“本是 形容词，按常规不能作动词用。但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活用为动词，超出常规 用法，这是变异修辞。为什么要用变异修辞？怎么变异的？王安石罢相退居钟山（今南京紫金山） 宋神宗熙宁八年(1705年)二月，王安石再拜为相，奉诏进京，离开钟山，行至瓜洲，停船靠岸， 写下此诗。一路行舟，长江两岸春景春意太美了，他无限依恋江南故乡。他很想把江南的春景春 意和自己的依恋热爱之情表达出来，先后选用“到、过、入、满”等字，都不满意，语言系统的动 词和常规用法，无法满足表达的要求，促使王安石只好去超出常规用“绿”。超常规用法其实正是 特定语境的产物。超常规用法是怎么实现的呢？“春风”安置在“绿“的前面，紧靠着“绿“再加副词 “又”，把江南岸”安置在“绿”的后面，使“春风”与绿形成主谓关系，“绿"和江南岸”形成动宾关 系，“绿”于是有了动语的功能，形容词具有了动词的用法，实现了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超常变异， 满足了表达适切的要求。一句话，是言语的上下文内部语境使绿“的超常变异用法能够成立，能 具有好的修辞作用。没有内部语境的支持，这种超常用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修辞 作用了。王安石用的这个“绿”字，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从而更好地揭示修辞效 果。首先，“绿”具有表示“生机勃勃”的民族心理认同。绿是一种生命之色。绿多同春天联系起来 能自然地唤起人们对于绿色的美感共鸣。正如阿根海姆所说“绿色给人一种真正的满足'，因为， 它使眼睛和心灵在这一调和色上，得到像在某种单纯的颜色上那样的休总。”杜甫的绿垂风折 柳，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林》)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 苏东坡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蝶恋花》)以及现代作家朱自清笔下梅 雨潭的“绿”(《温州的踪迹绿》)这些历史名句、名篇中，“绿”之所以具有超凡的审美效果，恐怕 不仅仅是作家词人的生花妙笔所致，而是来自于“绿”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其次，功能来 自于结构和系统。“绿的修辞美学价值是具体语境下的产物。同是一个绿”，“绿帽子”绿豆蝇 恐怕难以给人以美的享受。“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之所以被认为是千古一例，其修辞价值 之所以为众多的修辞学家津津乐道，还在于“绿“在这一句话中，不仅再现了江南春色极至的美好 景色，而且充分地反映了王安石贬后复出的心情。“春风又绿江南岸”不仅是自然风光的一度重临 而且是皇恩再枚的同义语。是物我同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修辞的社会心理分析不再是语言手 段同修辞单位功能和效果的就事论事，而是把话语同修辞主体、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 析，从而揭示话语的修辞功能和效果，阐发社会心理因素同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的关系， 但是炼字不是字句的雕琢，而是发掘平常事物的新含义。赵翼《瓯北诗话》：“不在于句险语曲， 惊人耳目，而在于言简意深。沈德潜：“意胜，不在字胜，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 字见色。”正如上面说的绿”字，很平常，但用得妙。但是不是“到“入”过等动词就绝对不如绿 好呢？不。词语和人一样，各有长短，各有用处，应该人尽其材，词尽其用，关键在于说话作文 的人是否能够根据对象、环境和事实选用最准确贴切的词语，使不同的词语各得其所。如上面的 “到“过”“入”三个动词，王安石的诗里被改掉了，但是在别处也有不宜更动的。张继的《枫桥夜 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半钟声到 客船”，诗人用极简练的诗笔描绘了幽远的意境，在静谧的深夜里画出了一个活动者的世界，此处常规用法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加工，这样的修辞活动叫做变异修辞。如“绿”本是 形容词，按常规不能作动词用。但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活用为动词，超出常规 用法，这是变异修辞。为什么要用变异修辞？怎么变异的？王安石罢相退居钟山（今南京紫金山）。 宋神宗熙宁八年（1705 年）二月，王安石再拜为相，奉诏进京，离开钟山，行至瓜洲，停船靠岸， 写下此诗。一路行舟，长江两岸春景春意太美了，他无限依恋江南故乡。他很想把江南的春景春 意和自己的依恋热爱之情表达出来，先后选用“到、过、入、满”等字，都不满意，语言系统的动 词和常规用法，无法满足表达的要求，促使王安石只好去超出常规用“绿”。超常规用法其实正是 特定语境的产物。超常规用法是怎么实现的呢？“春风”安置在“绿”的前面，紧靠着“绿”再加副词 “又”，把“江南岸”安置在“绿”的后面，使“春风”与“绿”形成主谓关系，“绿”和“江南岸”形成动宾关 系，“绿”于是有了动语的功能，形容词具有了动词的用法，实现了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超常变异， 满足了表达适切的要求。一句话，是言语的上下文内部语境使“绿”的超常变异用法能够成立，能 具有好的修辞作用。没有内部语境的支持，这种超常用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修辞 作用了。王安石用的这个“绿”字，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从而更好地揭示修辞效 果。首先，“绿”具有表示“生机勃勃”的民族心理认同。绿是一种生命之色。绿多同春天联系起来， 能自然地唤起人们对于绿色的美感共鸣。正如阿根海姆所说“绿色给人‘一种真正的满足’，因为， 它使眼睛和心灵在‘这一调和色上，得到像在某种单纯的颜色上那样的休息。’”杜甫的“绿垂风折 柳，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林》）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 苏东坡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蝶恋花》）以及现代作家朱自清笔下梅 雨潭的“绿”（《温州的踪迹•绿》）这些历史名句、名篇中，“绿”之所以具有超凡的审美效果，恐怕 不仅仅是作家词人的生花妙笔所致，而是来自于“绿”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其次，功能来 自于结构和系统。“绿”的修辞美学价值是具体语境下的产物。同是一个“绿”，“绿帽子”“绿豆蝇” 恐怕难以给人以美的享受。“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之所以被认为是千古一例，其修辞价值 之所以为众多的修辞学家津津乐道，还在于“绿”在这一句话中，不仅再现了江南春色极至的美好 景色，而且充分地反映了王安石贬后复出的心情。“春风又绿江南岸”不仅是自然风光的一度重临， 而且是皇恩再赦的同义语。是物我同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修辞的社会心理分析不再是语言手 段同修辞单位功能和效果的就事论事，而是把话语同修辞主体、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 析，从而揭示话语的修辞功能和效果，阐发社会心理因素同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的关系。 但是炼字不是字句的雕琢，而是发掘平常事物的新含义。赵翼《瓯北诗话》：“不在于句险语曲， 惊人耳目，而在于言简意深。”沈德潜：“意胜，不在字胜，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 字见色。”正如上面说的“绿”字，很平常，但用得妙。但是不是“到”“入”“过”等动词就绝对不如“绿” 好呢？不。词语和人一样，各有长短，各有用处，应该人尽其材，词尽其用，关键在于说话作文 的人是否能够根据对象、环境和事实选用最准确贴切的词语，使不同的词语各得其所。如上面的 “到”“过”“入”三个动词，王安石的诗里被改掉了，但是在别处也有不宜更动的。张继的《枫桥夜 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半钟声到 客船”，诗人用极简练的诗笔描绘了幽远的意境，在静谧的深夜里画出了一个活动着的世界，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