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犯罪立法的体系性反思一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修改为契机 要重于通常的过失犯。〔1o】“业务过失”概念的确立，更是使日本《刑法》在安全生产犯罪的规制上并 不需要在业务性质上大做文章，所以其分则章节中几乎看不到具体罗列的单独性规定。基于此，针对 生产责任事故所引发的死伤结果的犯罪规制与一般的针对生命、身体的犯罪规制都置于同一章节下， 在类型归纳上显得清晰明快。 (3)无一般性规定、较少或极少单独性规定。德国在1940年就已经删除了业务过失加重处罚的 规定，〔)关于安全生产犯罪，其刑法并不存在专门的一般性规定，且过失犯罪罪状亦描述得极为简 洁。例如，过失杀人罪（第222条）的表述是“过失导致他人死亡”，过失伤害罪（第229条）的表述是“过 失伤害他人身体”。这意味着与生产有关的各种责任事故并不存在专门的条款予以规制，而一律按照 侵害他人生命的犯罪、侵害他人身体完整性的犯罪等犯罪处理。不过，德国《刑法》在“危害公共安 全犯罪”等章节也存在零星的单独性规定，例如，损坏重要设施罪（第318条）、违反建筑规则罪（第 319条)等。〔2) (4)无一般性规定、较多单独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没有关于安全生产犯罪的一般性规定，但学理 上也会提及“业务过失”概念，〔1这主要是相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章节中较多的单独性规定而言 的。由于该章节已经囊括了诸多与安全生产犯罪相关的罪名，甚至说已经形成了“集群”，所以在面临 该类犯罪时，一般都是以专门的罪名来处罚。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关于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一方面，它设置了 较多的单独性规定，而且都是罗列式的，缺乏补充性规定，这就造成了我国关于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 呈现出这样的演进态势：在内容上不断补强，在条文上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单独性规定本身是一把 “双刃剑”，虽说基于问题性思考提供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使某一时期某类行为的规制效果良好，但 也因罪名“集群”的日益庞大，在体系性上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弱一些，所产生的负面结果就是此罪与 彼罪之间产生认定的困难。例如，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主体范围一致，在司法实 践中就极容易混淆，数行为人既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形，也存在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 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形，却在定罪时有的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有的论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 罪。〔4对此，张明楷教授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关于安全生产犯罪，刑法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 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罪名，它们本质上都是违反业务或职务上的 注意义务，过失导致他人伤亡，且这些罪的法定刑都相同。如果刑法仅一般性地规定一个业务上过失 致死伤罪，就可以涵盖上述所有犯罪。〔5〕 不过，《修十一》颁布后，为安全生产犯罪“集群”的体系性思考提供了“转机”。考察晚近安全生 产犯罪的立法可以发现：(1)1997年《刑法》关于安全生产犯罪的修订，是依据业务性质作出增设修改 的，这使该主题下的罪名迅速增多，并各自侧重不同性质的业务，新增罪名包括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2)2006年《修六》关于安全生产 〔10]西田典之「刑法捻論」（弘文堂、2019年）294頁参照。 〔11]参见徐育安：《刑法上业务过失之理论与实务一以德国法为借镜》，载《东吴法律学报》第29卷第2期，第59页。 〔12)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页、第162页、第225页。 〔13]参见梁云宝：《业务过失的刑法每处不必重于普通过失》，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1期，第174页：赵秉志、李织慧：《业务 过失犯罪处罚问题研究》，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第81-82页。 〔14]参见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2016)鄂0821刑初字第236号刑事判决书。 〔15〕同前注〔6]，张明楷文，《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第31页。 51安全生产犯罪立法的体系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修改为契机 51 要重于通常的过失犯。〔10〕“业务过失”概念的确立，更是使日本《刑法》在安全生产犯罪的规制上并 不需要在业务性质上大做文章，所以其分则章节中几乎看不到具体罗列的单独性规定。基于此，针对 生产责任事故所引发的死伤结果的犯罪规制与一般的针对生命、身体的犯罪规制都置于同一章节下， 在类型归纳上显得清晰明快。 （3）无一般性规定、较少或极少单独性规定。德国在 1940 年就已经删除了业务过失加重处罚的 规定，〔11〕关于安全生产犯罪，其刑法并不存在专门的一般性规定，且过失犯罪罪状亦描述得极为简 洁。例如，过失杀人罪（第 222 条）的表述是“过失导致他人死亡”，过失伤害罪（第 229 条）的表述是“过 失伤害他人身体”。这意味着与生产有关的各种责任事故并不存在专门的条款予以规制，而一律按照 侵害他人生命的犯罪、侵害他人身体完整性的犯罪等犯罪处理。不过，德国《刑法》在“危害公共安 全犯罪”等章节也存在零星的单独性规定，例如，损坏重要设施罪（第 318 条）、违反建筑规则罪（第 319 条）等。〔12〕 （4）无一般性规定、较多单独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没有关于安全生产犯罪的一般性规定，但学理 上也会提及“业务过失”概念，〔13〕这主要是相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章节中较多的单独性规定而言 的。由于该章节已经囊括了诸多与安全生产犯罪相关的罪名，甚至说已经形成了“集群”，所以在面临 该类犯罪时，一般都是以专门的罪名来处罚。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关于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一方面，它设置了 较多的单独性规定，而且都是罗列式的，缺乏补充性规定，这就造成了我国关于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 呈现出这样的演进态势：在内容上不断补强，在条文上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单独性规定本身是一把 “双刃剑”，虽说基于问题性思考提供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使某一时期某类行为的规制效果良好，但 也因罪名“集群”的日益庞大，在体系性上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弱一些，所产生的负面结果就是此罪与 彼罪之间产生认定的困难。例如，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主体范围一致，在司法实 践中就极容易混淆，数行为人既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形，也存在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 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形，却在定罪时有的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有的论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 罪。〔14〕对此，张明楷教授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关于安全生产犯罪，刑法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 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罪名，它们本质上都是违反业务或职务上的 注意义务，过失导致他人伤亡，且这些罪的法定刑都相同。如果刑法仅一般性地规定一个业务上过失 致死伤罪，就可以涵盖上述所有犯罪。〔15〕 不过，《修十一》颁布后，为安全生产犯罪“集群”的体系性思考提供了“转机”。考察晚近安全生 产犯罪的立法可以发现：（1）1997 年《刑法》关于安全生产犯罪的修订，是依据业务性质作出增设修改 的，这使该主题下的罪名迅速增多，并各自侧重不同性质的业务，新增罪名包括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2）2006 年《修六》关于安全生产 〔10〕￾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9 年）294 頁参照。 〔11〕￾参见徐育安：《刑法上业务过失之理论与实务——以德国法为借镜》，载《东吴法律学报》第 29 卷第 2 期，第 59 页。 〔12〕￾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9 页、第 162 页、第 225 页。 〔13〕￾参见梁云宝：《业务过失的刑法惩处不必重于普通过失》，载《法学评论》2020 年第 1 期，第 174 页；赵秉志、李织慧：《业务 过失犯罪处罚问题研究》，载《当代法学》2009 年第 1 期，第 81-82 页。 〔14〕￾参见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2016）鄂 0821 刑初字第 236 号刑事判决书。 〔15〕￾同前注〔6〕，张明楷文，《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第 3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