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三讲文化传统中的道德伦理与市场秩序 会生活形式外化的内在机理。因为,在社会系统中,文化信念是与伦理、价值观、社会规范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反映在个人的实践中,就是道德标准。 反过来看,一个社会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标准也就是支配人们活动和交往的一些共同文化观 念、文化信仰和价值观。这里,且不管道德法则源自何处,但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定言命 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是通过“文化濡化”( culturalization) 和文化演化的社会过程而变成一个社群或社会内部成员的共同知识的。如果把文化濡化看成 是导致社会制序的历史连续性、延续性和承传性的一种社会机制过程,那么,伦理和道德对 社会的制序化、经济组织的型构、社会结构的定型与演变,以至对社会制序安排的经济后果 发生一定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从市场秩序的微观生发机制来看,由于任何社会既存的文化信念、道德伦理作为人们的 种“共同知识”,会决定和影响处于一定社会博弈安排中的每个博弈者对他人的行为和策 略选择的预期,因而它们自然会作为处在一定文化濡化机制中的个人“知识”和“信念”与 个人理性计算一起来决定人们在社会博弈中的策略选择。按照演化博弈论的经济分析进路, 我们可以认为,在社会传统中所延续下来的文化信念和伦理道德与处在一定社会背景和文化 濡化机制中的个人的博弈策略选择中“凝聚点”( focal point)1和“合作预期”密切相关 从而直接影响到人们社会博弈的均衡,以致对社会博弈规则的型构以及其实施机制形成发生 作用,从而最终在社会制序安排上固化下来或者说外化出来 回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中来,我们即会发现,人们在社会博弈中采取那种策略,不仅 是一个个人的理性计算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理性与道德的权衡(即:是审慎推理还是道德推 理呢?)2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问题。譬如,在以色列民族中,由于数 千年来信奉《旧约》的律法,其中包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箴规,人们在重复社会博 弈中大都会采取“针锋相对”( tit for tat)的策略。在数千年传统中华文化的“忠恕、宽厚、 中庸、仁爱”教说濡化下的华人社会中,人们大概会较多地采取“两怨还一报”或“多怨还 报”的策略选择(“更高境界”是“以德报怨”,如老子在《道德经》第49章的劝戒:“善 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矣”)。3在主要承传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个人主义传统的西 美国政治学家 Thomas Shelling语。其含义请参考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五期上的拙文“习 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 2按照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教授 David gauthier(198p.385)的解释,审慎推理( prudential reasoning) 是要解决“ What is it in my interest to do?”而道德推理( moral reasoning)所关注的是“ What ought I to do? 3比较以色列人对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所遭受德国纳粹的屠杀和迫害的态度(尤其是以色列情报机 关在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捕缉拿纳粹战犯的努力)与战后我们华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长期遭日本 军国主义者的血腥蹂躏的态度,就会非常明确地看出各族国的传统文化对人们在社会博弈(包括外交)策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 第三讲 文化传统中的道德伦理与市场秩序 66 66 会生活形式外化的内在机理。因为，在社会系统中，文化信念是与伦理、价值观、社会规范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反映在个人的实践中，就是道德标准。 反过来看，一个社会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标准也就是支配人们活动和交往的一些共同文化观 念、文化信仰和价值观。这里，且不管道德法则源自何处，但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定言命 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是通过“文化濡化”（enculturalization） 和文化演化的社会过程而变成一个社群或社会内部成员的共同知识的。如果把文化濡化看成 是导致社会制序的历史连续性、延续性和承传性的一种社会机制过程，那么，伦理和道德对 社会的制序化、经济组织的型构、社会结构的定型与演变，以至对社会制序安排的经济后果 发生一定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从市场秩序的微观生发机制来看，由于任何社会既存的文化信念、道德伦理作为人们的 一种“共同知识”，会决定和影响处于一定社会博弈安排中的每个博弈者对他人的行为和策 略选择的预期，因而它们自然会作为处在一定文化濡化机制中的个人“知识”和“信念”与 个人理性计算一起来决定人们在社会博弈中的策略选择。按照演化博弈论的经济分析进路， 我们可以认为，在社会传统中所延续下来的文化信念和伦理道德与处在一定社会背景和文化 濡化机制中的个人的博弈策略选择中“凝聚点”（focal point）1 和“合作预期”密切相关， 从而直接影响到人们社会博弈的均衡，以致对社会博弈规则的型构以及其实施机制形成发生 作用，从而最终在社会制序安排上固化下来或者说外化出来。 回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中来，我们即会发现，人们在社会博弈中采取那种策略，不仅 是一个个人的理性计算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理性与道德的权衡（即：是审慎推理还是道德推 理呢？）2 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问题。譬如，在以色列民族中，由于数 千年来信奉《旧约》的律法，其中包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箴规，人们在重复社会博 弈中大都会采取“针锋相对”（tit for tat）的策略。在数千年传统中华文化的“忠恕、宽厚、 中庸、仁爱”教说濡化下的华人社会中，人们大概会较多地采取“两怨还一报”或“多怨还 一报”的策略选择（“更高境界”是“以德报怨”，如老子在《道德经》第 49 章的劝戒：“善 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矣”）。3 在主要承传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个人主义传统的西 1 美国政治学家 Thomas Shelling 语。其含义请参考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五期上的拙文“习 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 2 按照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教授 David Gauthier（1988, p. 385） 的解释，审慎推理（prudential reasoning） 是要解决“What is it in my interest to do?” 而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所关注的是“What ought I to do?” 3 比较以色列人对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所遭受德国纳粹的屠杀和迫害的态度（尤其是以色列情报机 关在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捕缉拿纳粹战犯的努力）与战后我们华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长期遭日本 军国主义者的血腥蹂躏的态度，就会非常明确地看出各族国的传统文化对人们在社会博弈（包括外交）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