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为他们而设,他们也为这一未来而生(“这不属于我们这类人”这句话所指定的意涵正 与此相对)。这一切都是通过一种实践性的预期完成的,这种预期仅仅通过现状的表面现象, 就能把握那些毋庸置疑地强加在行动者身上的,让他们认为是“不得不”去做、“不得不” 去说的东西,而那些东西事后若回想起来,也好像是“唯一”能做,“唯一”能说的了。 石过也存在一些情况,惯习和场域之间并不吻合。在这些情况里:除非你考虑到惯习和 它特有的惯性,特有的滞后现象( hysteresis),否则其中的行为就不可理解。我在阿尔及利 亚观察到,那些本来浑身都是前资本主义惯习的农民,突然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置身于资 本主义世界之中( Bourdieu1979),这种情况就可以说明上面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在具 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局面里,客观结构中的变迁过于迅猛,那些还保留着被以往结构形塑成 的心智结构的行动者就成了守旧落伍的家伙,所作所为也就有些不合时宜,目标宗旨也未免 与潮流相悖;这么说吧,他们在虚无中徒劳地思想着,用着那些遗者的方式进行思考:对于 这些人,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他们“不合拍”。总之,在整个社会世界里都发挥着作用的 那种主观希望和客观机遇间变动不居的辩证关系,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果,从完美无缺的相 互契合(此时人们所欲所求的,正是他们在客观上被指定的),一直到强烈的脱节(就像马 克思熟知的那种堂吉诃德效应) 我们之所以不能没有惯习这个观念,还有另一个原因。只有它能让我们考虑到性情倾向、 品味和偏好的持续存在,并对此加以说明,这正是新边际主义经济学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 (许多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人们的支出结构和水平并不受短期收入变动 的影响,消费开支明显依赖于以往的消费模式,所以表现岀很强的惯性。)不管怎么说,要 说清楚这个概念同时具有的自觉启发和解释说明两方面的特性,最好是在实践活动中分别加 以考察,可以通过同一门学科,比如婚姻行为和生育率,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学科,比如研究 上向流动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语言行为上的东施笑颦、低生育率和高储蓄倾向等(参见 Bourdieu1984a:第6章)。 总而言之,惯习理论不仅比理性行动理论更好地说明了实际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经济实 践)的实在逻辑(请读者原谅,我觉得我责无旁贷应为此辩白)一一而理性行动理论只是将 它简单化、纯粹化,搞得面目全非—一而且,它还阐发出一系列的假设,并已经得到了大量 的经验验证,这绝不只是在我的书里才能找到的 [413]问:在惯习理论看来,是不是不可能把策略性选择和自觉的思量作为行动样式了 呢 答:根本不是这样。惯习和场域之间的直接吻合只不过是行动的一种样式,即使是最普 遍的一种(莱布尼茨说:“我们的大部分行动是经验的行动”,他这里所说的经验的行动,实 际上指的就是实践的行动。惯习所指示的行动路线极可能伴有对成本和效益的策略性计算, 这种策略性计算就将惯习以自己方式运作的过程提到了自觉的层面上。当主客观结构间的常 规性的相互适应受到严重干扰时,危机就发生了。每当危机到来的情况下,至少对于那些处 在依理性行事的位置上的行动者来说,真正的“理性选择”就可能接过这份担子 414]问:引进惯习这一中介性的概念,真能使我们挣脱结构主义的“铁笼”吗?在您 的大多数读者看来,惯习观似乎还是保留了明显的决定论色彩:如果说惯习是一种“生成策 略的准则,使行动者得以应付难以预见的各种情境”,如果说惯习脱胎于这世间各种稳定的 客观结构的具体化,又如果说惯习调控下的“即兴演奏”本身就是受那些结构“调控”的 ( Bourdieu197a),那么,创新和能动作用的因素又从何而来呢? 答: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你先问向自己,为什么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极其 平庸的观念(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存在是各种社会条件制 约的产物),在某些知识分子,甚至在某些社会学家那里,会激起这样的不满,且不说愤恨 吧。它究竟触及了什么问题,如此具有震撼力?我想,答案就在于它和知识分子那种能够(用未来为他们而设，他们也为这一未来而生（“这不属于我们这类人”这句话所指定的意涵正 与此相对）。这一切都是通过一种实践性的预期完成的，这种预期仅仅通过现状的表面现象， 就能把握那些毋庸置疑地强加在行动者身上的，让他们认为是“不得不”去做、“不得不” 去说的东西，而那些东西事后若回想起来，也好像是“唯一”能做，“唯一”能说的了。 石过也存在一些情况，惯习和场域之间并不吻合。在这些情况里；除非你考虑到惯习和 它特有的惯性，特有的滞后现象（hysteresis），否则其中的行为就不可理解。我在阿尔及利 亚观察到，那些本来浑身都是前资本主义惯习的农民，突然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置身于资 本主义世界之中（Bourdieu 1979），这种情况就可以说明上面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在具 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局面里，客观结构中的变迁过于迅猛，那些还保留着被以往结构形塑成 的心智结构的行动者就成了守旧落伍的家伙，所作所为也就有些不合时宜，目标宗旨也未免 与潮流相悖；这么说吧，他们在虚无中徒劳地思想着，用着那些遗者的方式进行思考；对于 这些人，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他们“不合拍”。总之，在整个社会世界里都发挥着作用的 那种主观希望和客观机遇间变动不居的辩证关系，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果，从完美无缺的相 互契合（此时人们所欲所求的，正是他们在客观上被指定的），一直到强烈的脱节（就像马 克思熟知的那种堂吉诃德效应）。 我们之所以不能没有惯习这个观念，还有另一个原因。只有它能让我们考虑到性情倾向、 品味和偏好的持续存在，并对此加以说明，这正是新边际主义经济学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 （许多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人们的支出结构和水平并不受短期收入变动 的影响，消费开支明显依赖于以往的消费模式，所以表现出很强的惯性。）不管怎么说，要 说清楚这个概念同时具有的自觉启发和解释说明两方面的特性，最好是在实践活动中分别加 以考察，可以通过同一门学科，比如婚姻行为和生育率，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学科，比如研究 上向流动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语言行为上的东施笑颦、低生育率和高储蓄倾向等（参见 Bourdieu 1984a：第 6 章）。 总而言之，惯习理论不仅比理性行动理论更好地说明了实际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经济实 践）的实在逻辑（请读者原谅，我觉得我责无旁贷应为此辩白）——而理性行动理论只是将 它简单化、纯粹化，搞得面目全非——而且，它还阐发出一系列的假设，并已经得到了大量 的经验验证，这绝不只是在我的书里才能找到的。 [4.13]问：在惯习理论看来，是不是不可能把策略性选择和自觉的思量作为行动样式了 呢？ 答：根本不是这样。惯习和场域之间的直接吻合只不过是行动的一种样式，即使是最普 遍的一种（莱布尼茨说：“我们的大部分行动是经验的行动”，他这里所说的经验的行动，实 际上指的就是实践的行动。）惯习所指示的行动路线极可能伴有对成本和效益的策略性计算， 这种策略性计算就将惯习以自己方式运作的过程提到了自觉的层面上。当主客观结构间的常 规性的相互适应受到严重干扰时，危机就发生了。每当危机到来的情况下，至少对于那些处 在依理性行事的位置上的行动者来说，真正的“理性选择”就可能接过这份担子。 [4.14]问：引进惯习这一中介性的概念，真能使我们挣脱结构主义的“铁笼”吗？在您 的大多数读者看来，惯习观似乎还是保留了明显的决定论色彩：如果说惯习是一种“生成策 略的准则，使行动者得以应付难以预见的各种情境”，如果说惯习脱胎于这世间各种稳定的 客观结构的具体化，又如果说惯习调控下的“即兴演奏”本身就是受那些结构“调控”的 （Bourdieu1977a），那么，创新和能动作用的因素又从何而来呢？ 答：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你先问向自己，为什么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极其 平庸的观念（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存在是各种社会条件制 约的产物），在某些知识分子，甚至在某些社会学家那里，会激起这样的不满，且不说愤恨 吧。它究竟触及了什么问题，如此具有震撼力？我想，答案就在于它和知识分子那种能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