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理解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身体所代表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意义——我们的文化中关于身体、美的标准和健康典范等等观念。 但是同样的表现意义( (representation)也可以在形成一套实践的规则与制度的过程中看到,通过这些规则和制度,活生生的身 体受到训练、塑造、遵守规则并做出回应”,简而言之,成为适应社会、对社会“有用的身体。”39考虑一下这个尤为明显、恰 当的例子:19世纪的沙漏塑像强调蜂腰衬托下的丰乳肥臀,就是可以理解的象征形式,代表家庭的、有性征的 sexualized女 牛元 过使用紧身胸衣和女裙撑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式和男性形式之间强烈的文化对比,以象征的方式将社会和经济生活 元划分明确表现为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具体化的外观,需要一个特别的女性现实paxs用系 带缚紧、吃最少的食物、减少移动性——使女性身体不适宜在指定区域之外活动。用福柯的话说,这就是符合审美准则的“有用 的身体 可理解的身体和有用的身体是一种话语的两个方面,就像在上面的例子中,它们相互反映、相互支持。在7世纪关于身体的哲 学观念中可以找到另外—个例子,即将身体视作机器,反映越来越自动化的劳动力生产机器( mirroring an increasingly more automated productive machinery of labor);但是两个身体也许会相互抵触、相互嘲讽。如前面提到的,通过使用权力、意志、 配权和在专业竞技场上成功的可能性这些词汇,一系列当代的代表意义( representation和形象( Image已经为超越女性食欲、公开 展示苗条的理想编码(code),这些联想以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卖座电影中的苗条的女超人为视觉载体,通过在女性时装杂志 节食指南和减肥书籍的广告和文章中定期出现得到传播。但是有成千上万的苗条少女和妇女努力表现这些形象,在努力的过程 中承受种种痛苦:饮食失调、体验强迫性冲动和无休止的自我检査、自我惩罚,但她们决非自己生活的主人”。 只有在分析包括对“有用的"的身体的关注和闸释时,才可能使形象与实践之间矛盾而难解的关系有所暴露并对此进行有效的文 化分析,我更愿意将“有用的"身体称为实际的身体。尽管这种关注往往是萌芽阶段,理论上形式尚简单,却处于当代女权主义 运动开端的中心位置。20世纪60年代未、70年代初,对女性身体的客观化 (objectification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有女性气质 的文化装备( cultural paraphernalia),所有学习通过身体实践达到视觉与性欲的满足的文化装备——媒体形象、选美游行、高跟 鞋、束腹带、化妆品、伪装高潮—都是维持性别统治的关键因素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当今时代的女权主义者而言,对女性现实的政治性的关注,尽管还存在于个别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已经 不再是女权主义文化批评的杰作( masterpiece了。H40在流行的前线,我们看到《女士》(Ms)发行的几期关于健美与“风格”的 杂志,是为80年代定位“自我表现和权力”重新建构的修辞学( the rhetoric reconstructed for the I980 s to pitch“ self-expression"and wer”)。尽管女权主义理论的确有自己的工具,但尚未提出瓦解此修辞学并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的批评话语。法囯女权主义者 的努力建立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理解阴茎中心和二元文化如何在不同性别的身体上记载下来,但是在将女性身体作为现实 的文化控制的聚焦点进行具体分析这方面却贡献甚微。在我囯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中,对于女性身体的文化象征的硏究蓬勃开 展,经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观点,有助于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解读文化,而且富有启迪意义。H4但是仅仅研究文化的表现意义 ( representation)而不考虑表现意义与身体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使意义模糊甚至令人误解。 关于这一点,海伦娜米奇( Helena mitchie题为《肉体制造词语》 The flesh made wor这一著作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该 书具有深远的意义。米奇对19世纪妇女、食欲和饮食的代表意义进行研究,在女性饮食和女性性欲之间发现隐喻性的联系,聪 慧而且耐人寻味。她认为,女性饥饿“叙述出难以言传的对性和权力的渴望,"142这一点我也同意。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不 能刻画妇女进食(用米奇的话说,很明显,这是只能发生在后台的活动),这样,这种表现禁忌 (representational taboo起 到编码”的作用,表现妇女性欲的压抑;文化的一般要求也是这样的编码 (as does the general cultural requirement,这些要求记录 在当时的礼仪手册、性别手册中,有教养的妇女饮食要少而精。米奇认为,在当代女权主义者“倒置' inversions)维多利亚时期 的价值观念时,运用的是同样的编码系统( coding),这种倒置就是通过为女性进食、女性饥饿欢天喜地的形象来颂扬女性性欲和 权力,明确、丰富而又兴高采烈地将这种编码系统描写出来。 尽管米奇的分析围统着关于妇女的饥饿、食品和饮食习惯等问题,她并未提及在19世纪未期浮出水面、至今还在蹂躏年轻女土 们的严重的饮食失调。在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意识的研究中,某种程度上反映妇女节食、禁食、束身等实际的场所 ( practical arena);但是在硏究的结尾处,当米奇转而考虑当代女权主义文学颂扬女性饮食与女性饥饿,甚至未曾轻描淡写地提及 妇女今天实际上如何控制她们的饥饿,这就使她的分柝因缺乏任何具体的社会支柱而随波逐流。米奇关注的唯一焦点就是女权 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未能逃开“阴茎表现编码”( phallic representational codes)H43],但是女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颂扬并不仅仅在 书写的纸张或是画布上遭到解构,它主要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反主流文化运动,就文化而言已经被当代截然不同的 现实取代。现在,面对妇女们,包括女权主义者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将自己饿死的事实,它对女性肉体的颂扬已经成为一 曲刺耳的不和谐音 这并不是要否定节食、锻炼和其他的身体管理的形式的好处。事实上,我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斗争场所,在这里,我们必须 努力保持日常习惯,是为了抵抗性别控制,而非为了顺从和性别规范化。我相信,这种努力需要一种坚定的怀疑态度,对于我 们文化提供的看似解放与快乐的途径保持怀疑;它还需要意识到形象( image与实践 practice.夸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流行的表现意义( ( representation)可能有力地运用授权、个人自由、“胜人一筹的修辞学( rhetoric和象征主 义,但追求这些理想的女性身体却可能陷入精神涣散、情绪低落、疾病缠身,正如19世纪追求小鸟依人、家庭生活、纤细脆弱 的女性理想时产生的女性身体一样。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及其他的共谋、颠覆和诱惑,以及文化通过这些手段使我们的身体参与 到性别再现中,并对这些状况进行分析,需要我们恢复对女性现实 praxis的关注,恢复其原有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的中心地位 注释 本文过去曾有不同的版本,题目各异,分别是斯托尼布鲁克 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马萨诸塞大学有关历史与 性”( History and Sexuality)的会议和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第21届年会上的发言稿。感谢所有曾经在这些场合对我提出意见或 是鼓励的人。本文经修订后,最初发表于 Alison jagga和 Susan bordo编辑的( Gender// Body/ Knowledge: Feminist Recon of Being and Knowing)(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ss, 1989) [玛丽道格拉斯, Natural Symbols( New York: Pantheon,.1982).与 Pru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and Kegan Paul,1966) 2]皮埃尔布尔迪欧,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94页(原文重点) 关于顺从,见米歌尔福柯,《约束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纽约: Vintage,1979),135-69页。关于对女性实践 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见桑德拉·巴特基( Sandra bartky),“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制权力的现代化"℃ "Foucault, Femininity,and“可理解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身体所代表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意义——我们的文化中关于身体、美的标准和健康典范等等观念。 但是同样的表现意义（representation）也可以在形成一套实践的规则与制度的过程中看到，通过这些规则和制度，活生生的身 体受到“训练、塑造、遵守规则并做出回应”，简而言之，成为适应社会、对社会“有用的身体。”[39]考虑一下这个尤为明显、恰 当的例子：19世纪的沙漏塑像强调蜂腰衬托下的丰乳肥臀，就是可以理解的象征形式，代表家庭的、有性征的(sexualized)的女 性理想。通过使用紧身胸衣和女裙撑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式和男性形式之间强烈的文化对比，以象征的方式将社会和经济生活 中的二元划分明确表现为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具体化的外观，需要一个特别的女性现实(praxis)——用系 带缚紧、吃最少的食物、减少移动性——使女性身体不适宜在指定区域之外活动。用福柯的话说，这就是符合审美准则的“有用 的身体”。 可理解的身体和有用的身体是一种话语的两个方面，就像在上面的例子中，它们相互反映、相互支持。在17世纪关于身体的哲 学观念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即将身体视作机器，反映越来越自动化的劳动力生产机器(mirroring an increasingly more automated productive machinery of labor)；但是两个身体也许会相互抵触、相互嘲讽。如前面提到的，通过使用权力、意志、支 配权和在专业竞技场上成功的可能性这些词汇，一系列当代的代表意义(representation)和形象(image)已经为超越女性食欲、公开 展示苗条的理想编码(code)，这些联想以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卖座电影中的苗条的女超人为视觉载体，通过在女性时装杂志、 节食指南和减肥书籍的广告和文章中定期出现得到传播。但是有成千上万的苗条少女和妇女努力表现这些形象，在努力的过程 中承受种种痛苦：饮食失调、体验强迫性冲动和无休止的自我检查、自我惩罚，但她们决非自己生活的“主人”。 只有在分析包括对“有用的”的身体的关注和阐释时，才可能使形象与实践之间矛盾而难解的关系有所暴露并对此进行有效的文 化分析，我更愿意将“有用的”身体称为实际的身体。尽管这种关注往往是萌芽阶段，理论上形式尚简单，却处于当代女权主义 运动开端的中心位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女性身体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有女性气质 的文化装备(cultural paraphernalia)，所有学习通过身体实践达到视觉与性欲的满足的文化装备——媒体形象、选美游行、高跟 鞋、束腹带、化妆品、伪装高潮——都是维持性别统治的关键因素。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当今时代的女权主义者而言，对女性现实的政治性的关注，尽管还存在于个别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已经 不再是女权主义文化批评的杰作(masterpiece)了。[40]在流行的前线，我们看到《女士》（Ms.）发行的几期关于健美与“风格” 的 杂志，是为80年代定位“自我表现”和“权力”重新建构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reconstructed for the 1980s to pitch “self-expression” and “power”)。尽管女权主义理论的确有自己的工具，但尚未提出瓦解此修辞学并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的批评话语。法国女权主义者 的努力建立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理解阴茎中心和二元文化如何在不同性别的身体上记载下来，但是在将女性身体作为现实 的文化控制的聚焦点进行具体分析这方面却贡献甚微。在我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中，对于女性身体的文化象征的研究蓬勃开 展，经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观点，有助于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解读文化，而且富有启迪意义。[41]但是仅仅研究文化的表现意义 （representation）而不考虑表现意义与身体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使意义模糊甚至令人误解。 关于这一点，海伦娜·米奇(Helena Mitchie)题为《肉体制造词语》(The Flesh Made Word)这一著作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该 书具有深远的意义。米奇对19世纪妇女、食欲和饮食的代表意义进行研究，在女性饮食和女性性欲之间发现隐喻性的联系，聪 慧而且耐人寻味。她认为，女性饥饿“叙述出难以言传的对性和权力的渴望，”[42]这一点我也同意。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不 能刻画妇女进食（用米奇的话说，很明显，这是只能“发生在后台”的活动），这样，这种“表现禁忌”(representational taboo)起 到“编码”的作用，表现妇女性欲的压抑；文化的一般要求也是这样的编码(as does the general cultural requirement)，这些要求记录 在当时的礼仪手册、性别手册中，有教养的妇女饮食要少而精。米奇认为，在当代女权主义者“倒置”(inversions)维多利亚时期 的价值观念时，运用的是同样的编码系统(coding)，这种倒置就是通过为女性进食、女性饥饿欢天喜地的形象来颂扬女性性欲和 权力，明确、丰富而又兴高采烈地将这种编码系统描写出来。 尽管米奇的分析围绕着关于妇女的饥饿、食品和饮食习惯等问题，她并未提及在19世纪末期浮出水面、至今还在蹂躏年轻女士 们的严重的饮食失调。在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意识的研究中，某种程度上反映妇女节食、禁食、束身等实际的场所 (practical arena)；但是在研究的结尾处，当米奇转而考虑当代女权主义文学颂扬女性饮食与女性饥饿，甚至未曾轻描淡写地提及 妇女今天实际上如何控制她们的饥饿，这就使她的分析因缺乏任何具体的社会支柱而随波逐流。米奇关注的唯一焦点就是女权 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未能逃开“阴茎表现编码”（phallic representational codes）[43]，但是女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颂扬并不仅仅在 书写的纸张或是画布上遭到解构，它主要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反主流文化运动，就文化而言已经被当代截然不同的 现实取代。现在，面对妇女们，包括女权主义者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将自己饿死的事实，它对女性肉体的颂扬已经成为一 曲刺耳的不和谐音。 这并不是要否定节食、锻炼和其他的身体管理的形式的好处。事实上，我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斗争场所，在这里，我们必须 努力保持日常习惯，是为了抵抗性别控制，而非为了顺从和性别规范化。我相信，这种努力需要一种坚定的怀疑态度，对于我 们文化提供的看似解放与快乐的途径保持怀疑；它还需要意识到形象(image)与实践(practice)、夸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流行的表现意义(representation)可能有力地运用授权、个人自由、“胜人一筹”的修辞学(rhetoric)和象征主 义，但追求这些理想的女性身体却可能陷入精神涣散、情绪低落、疾病缠身，正如19世纪追求小鸟依人、家庭生活、纤细脆弱 的女性理想时产生的女性身体一样。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及其他的共谋、颠覆和诱惑，以及文化通过这些手段使我们的身体参与 到性别再现中，并对这些状况进行分析，需要我们恢复对女性现实(praxis)的关注，恢复其原有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的中心地位。 注释 本文过去曾有不同的版本，题目各异，分别是斯托尼·布鲁克(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马萨诸塞大学有关“历史与 性”（History and Sexuality）的会议和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第21届年会上的发言稿。感谢所有曾经在这些场合对我提出意见或 是鼓励的人。本文经修订后，最初发表于Alison Jaggar和Susan Bordo编辑的 (Gender/ Body/ 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ss, 1989）。 [1] 玛丽·道格拉斯，Natural Symbols (New York：Pantheon, 1982),与Pru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and Kegan Paul, 1966)。 [2] 皮埃尔·布尔迪欧，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94页（原文重点） 。 [3] 关于顺从，见米歇尔·福柯，《约束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纽约：Vintage，1979），135—69页。关于对女性实践 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见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制权力的现代化”(“Foucault, Femininity,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