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直接同一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做过详细说明。黑格尔认为,在“我思故我在”里, 作为主体的思维就是思维者,这就是’我’”,“存在只是与纯粹的思维同一,不管内容如何:我就等 于思维。”[14]费尔巴哈也指出,“不可能设想我的思维和存在之间存在着区别;我的思维就是我的存 在,两者是完全同一的。”[15一方面,我必须存在才能思维,我的存在离不开思维。因为我不仅通过思 维发现了我,而且通过这种发现我证实了我在思维。如果说我存在是因为我思维,那么,我思维同样是因 为我存在。因此,我就是活生生的我思过程本身,而不像辛提加( Hintikka)所说的那样,应当把‘我 在”看作“我思”过程的结果[16。另一方面,我思维着我就存在着,我停止了思维我就不再存在。如果 我存在却不思维,我就不成其为我,而与动物无异。我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是思维的东西,在于我 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我是以思维为本质的东西,思维就是我的生命。笛卡尔说,“我思故我 在”中的“我”是一个思维的实体,这里所说的“思”不仅指理性思考,而且包括感觉、记忆、想豸、意 志、情感等心理活动。正是通过这些心理活动,我获得了我的现实性,我也正是在这种现实性中展开我的 思维。比如,在怀疑中一在笛卡尔看来正好是在思维中一我否定了外部世界以及肉体的实在性,然而这种 否定正好是对自身存在的肯定,是自身存在的确证,因为只要我在怀疑,就说明我是存在的 正因如此,笛卡尔认为,我的非思想性的行为,如“我呼吸”、“我走路”能成为我存在的证据,因为我 是不同于肉体的东西,呼吸、走路都不过是动物也具有的肉体的活动,它们是不确实的,因而不能成为我 存在的标志。“我必须先意识到我在呼吸,这就是说,思维在这里仍然比呼吸更基本,因为我的思维不能 成为我呼吸的内容,而我的呼吸可以成为我思维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说’我呼吸,所以我存在’不 过是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17] 由上看来,我思维与我存在的确是直接同一的:思之在在于在之思,在之思证明了思之在。在并非的逻 辑演绎,而是思之体现;思并非在的某一属性,而是在之本质,在之确证,以致是在之大全或在本身。就 这样,笛卡尔自以为保证了我思的绝对确实性,从而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然而,事实可能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笛卡尔仅仅通过“思”并未将“我”这个能思之物规定清楚,或者说,‘我 在”的存在意义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在现象 学运动中的命运。 胡塞尔曾经指出:“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以他的《沉思录》给现象学以新的推动,这起到了对发展着 的现象学转变成新的先验哲学的作用。因此,人们几乎可以把先验现象学称为新笛卡尔主义。”[18] 现象学之所以被称为新笛卡尔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在改造笛卡尔的“我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也因此成了现象学家批评和争论的焦点。法国现象学的著名代表、知觉现象 学的开创者梅洛·庞蒂试图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进行重新审查,重建“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他 不再把“我思”与“我在”等同起来,主张“我思”源于前反省的意识。基于这种理解,他试图诉诖原始在是直接同一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做过详细说明。黑格尔认为，在“我思故我在”里， “作为主体的思维就是思维者，这就是’我’”，“存在只是与纯粹的思维同一，不管内容如何；我就等 于思维。”[14]费尔巴哈也指出，“不可能设想我的思维和存在之间存在着区别；我的思维就是我的存 在，两者是完全同一的。”[15]一方面，我必须存在才能思维，我的存在离不开思维。因为我不仅通过思 维发现了我，而且通过这种发现我证实了我在思维。如果说我存在是因为我思维，那么，我思维同样是因 为我存在。因此，我就是活生生的我思过程本身，而不像辛提加（Hintikka）所说的那样，应当把“我 在”看作“我思”过程的结果[16]。另一方面，我思维着我就存在着，我停止了思维我就不再存在。如果 我存在却不思维，我就不成其为我，而与动物无异。我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是思维的东西，在于我 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我是以思维为本质的东西，思维就是我的生命。笛卡尔说，“我思故我 在”中的“我”是一个思维的实体，这里所说的“思”不仅指理性思考，而且包括感觉、记忆、想象、意 志、情感等心理活动。正是通过这些心理活动，我获得了我的现实性，我也正是在这种现实性中展开我的 思维。比如，在怀疑中—在笛卡尔看来正好是在思维中—我否定了外部世界以及肉体的实在性，然而这种 否定正好是对自身存在的肯定，是自身存在的确证，因为只要我在怀疑，就说明我是存在的。 正因如此，笛卡尔认为，我的非思想性的行为，如“我呼吸”、“我走路”能成为我存在的证据，因为我 是不同于肉体的东西，呼吸、走路都不过是动物也具有的肉体的活动，它们是不确实的，因而不能成为我 存在的标志。“我必须先意识到我在呼吸，这就是说，思维在这里仍然比呼吸更基本，因为我的思维不能 成为我呼吸的内容，而我的呼吸可以成为我思维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说’我呼吸，所以我存在’不 过是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 。”[17] 由上看来，我思维与我存在的确是直接同一的：思之在在于在之思，在之思证明了思之在。在并非思的逻 辑演绎，而是思之体现；思并非在的某一属性，而是在之本质，在之确证，以致是在之大全或在本身。就 这样，笛卡尔自以为保证了我思的绝对确实性，从而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然而，事实可能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笛卡尔仅仅通过“思”并未将“我”这个能思之物规定清楚，或者说，“我 在”的存在意义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在现象 学运动中的命运。 胡塞尔曾经指出：“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以他的《沉思录》给现象学以新的推动，这起到了对发展着 的现象学转变成新的先验哲学的作用。因此，人们几乎可以把先验现象学称为新笛卡尔主义。”[18] 现象学之所以被称为新笛卡尔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在改造笛卡尔的“我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也因此成了现象学家批评和争论的焦点。法国现象学的著名代表、知觉现象 学的开创者梅洛·庞蒂试图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进行重新审查，重建“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他 不再把“我思”与“我在”等同起来，主张“我思”源于前反省的意识。基于这种理解，他试图诉诸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