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想要保护自己，不致于被爱伤害的作法，并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想要 逃避因爱而带来的伤害，并不能让我们更靠近上帝。我们应当除去一切盔甲，去 承受伤害，并把伤害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这是上帝所定 的路，那就让它破碎吧！” 弗氏观察到，在所有人的组织，家庭、公司、机构、教会中，最大的问题，不是 如何达到该团体的目的，而是如何处理个人间的敌意和矛盾。尼科利教授指出， 终其一生，弗氏对人性的观感非常负面，也常与好友翻脸，总认为别人亏负他， 友情亦不能长久。路氏在改变前，也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但有信仰后，他变得 非常随和，容易亲近，而且真心关切别人的需要，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如何面对我品格中的缺陷？ 二次大战前，当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地写信问弗洛伊德，人类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 弗氏回答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整个社会归服于‘理性的专制之下。” 话虽如此，但当他发现，心理分析，并不能使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师，更为 有道德时，他也感到非常失望。 路氏的想法就没那么武断，他发现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这些 古文明的道德观与我们的极其相似，只是着重点和敏感度略有不同罢了。当我们 说，一个文化的道德观比另一个文化要“高明”时，我们承认有一个绝对道德律的 存在，并且用它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系统。 道德律若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产物，它就没有方向感，没有一个主导目的。但 它若是普遍的、先验的，它必定有一个目的，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选 择的意义。 弗洛伊德对良心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新鲜的理论。他宣称，孩子在大约五岁时， 开始把父母的教导，关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内化，逐渐和“自我”结合。他把 这种内化的父母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这使人类之所以成为有道德的社会动 物。“那种想要保护自己，不致于被爱伤害的作法，并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想要 逃避因爱而带来的伤害，并不能让我们更靠近上帝。我们应当除去一切盔甲，去 承受伤害，并把伤害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这是上帝所定 的路，那就让它破碎吧！” 弗氏观察到，在所有人的组织，家庭、公司、机构、教会中，最大的问题，不是 如何达到该团体的目的，而是如何处理个人间的敌意和矛盾。尼科利教授指出， 终其一生，弗氏对人性的观感非常负面，也常与好友翻脸，总认为别人亏负他， 友情亦不能长久。路氏在改变前，也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但有信仰后，他变得 非常随和，容易亲近，而且真心关切别人的需要，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如何面对我品格中的缺陷？ 二次大战前，当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地写信问弗洛伊德，人类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 弗氏回答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整个社会归服于‘理性的专制’之下。” 话虽如此，但当他发现，心理分析，并不能使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师，更为 有道德时，他也感到非常失望。 路氏的想法就没那么武断，他发现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这些 古文明的道德观与我们的极其相似，只是着重点和敏感度略有不同罢了。当我们 说，一个文化的道德观比另一个文化要“高明”时，我们承认有一个绝对道德律的 存在，并且用它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系统。 道德律若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产物，它就没有方向感，没有一个主导目的。但 它若是普遍的、先验的，它必定有一个目的，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选 择的意义。 弗洛伊德对良心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新鲜的理论。他宣称，孩子在大约五岁时， 开始把父母的教导，关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内化，逐渐和“自我”结合。他把 这种内化的父母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这使人类之所以成为有道德的社会动 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