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重商主义和前古典货币理论 1.0引言 重商主义一般是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出版前即17-18世纪的经济政策体系 和经济学说。这是以极度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作为一种经济思 想,重商主义统治欧洲长达两个多世纪,并且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但 它们之间的跨越,尚不足以破坏重商主义思想的根本一致性。早期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把国民财 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实际上是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并主张限制出口,以阻止货币流向国外: 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者主要是试图分析贸易条件,以便能够确保国际收支的盈余和货币 的净流入。 虽然被普遍公认的大部分重商主义文献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中叶出现在英国,其代 表人物如托马斯·孟( Thomas mun,1571-1641)和爱德华·米塞尔登( Edward miselden)等, 而詹姆斯·斯图亚特( James Steuart,1712-1780)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通常被认为是重商 主义者的最后著作。虽然大多数重商主义者是生意人、贸易商或政府官员,他们就诸如贸易、 储运、关税与产业保护的经济效应等实践问题发表见解,其主要问题是有关如何获得国家财富 与权力问题(参见马格努松1993,中译本2001),但是对经济政策实践的争论并不能掩盖重商 主义作为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思想光芒,特别是在货币理论的发展上 1.1重商主义的货币分析框架 重商主义的货币理论同样也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早期重商主义在 货币问题上持有“重金主义”( Bullionsim)的观点,倾向于把国民财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实 际上是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3: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者,尤其是约翰·劳( John law, 1671-1729)和斯图亚特关于信用货币的分析,以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却是极其深 刻和极具创造性的。 1、货币与资本 在商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的资本主义早期,商品流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它的 目的就是货币的积累。在早期重商主义者中,这个货币就是金和银。因此,所有的重商主义者 都重视货币。重金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斯( Gerard de malynes)说,“即使商品很丰富而 且很便宜,如果缺少货币,贸易交往定会减少”(转引自罗尔,1973)。他们从资本主义已经 达到的原始阶段—一商业阶段一一的观点出发来观察经济过程,因而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 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全集》第25卷,第376页) 和“资本的最初解释者”(《全集》第23卷,第177页) 西班牙重商主义者路易·奥蒂斯( Luis ortiz)被认为欧洲首位重商主义者。他将财富等 同生产,而且将财富的增长等同于生产和出口的增加。1558年的回忆录开篇,反复重复:由于 1关于对重商主义这个名词的确切定义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不同观点的争论,参见罗尔,1973。 2马克思称为“货币主义”( Monetarism)或“货币差额论”( Balance of bargains)(参见马克思,1859,中 译本1962,第137页) 3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学说,即所谓的重金主义(又译作硬币主义),起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期里流行的 “重金主义”思想(形成于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但是后者与前者的联系,只是在重视“金银”这一点上才 是正确的 4斯密从攻击当时流行的观点开始他的著名的对重商主义的批判,这种观点认为“财富就是货币,或者说就是 金和银”(1776,第4篇,第1章)
1 第 1 章 重商主义和前古典货币理论 1.0 引言 重商主义一般是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出版前即 17-18 世纪的经济政策体系 和经济学说1。这是以极度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作为一种经济思 想，重商主义统治欧洲长达两个多世纪，并且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但 它们之间的跨越，尚不足以破坏重商主义思想的根本一致性。早期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把国民财 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实际上是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并主张限制出口，以阻止货币流向国外； 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者主要是试图分析贸易条件，以便能够确保国际收支的盈余和货币 的净流入。 虽然被普遍公认的大部分重商主义文献在 17 世纪 20 年代至 18 世纪中叶出现在英国，其代 表人物如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和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elden）等， 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12-1780）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通常被认为是重商 主义者的最后著作。虽然大多数重商主义者是生意人、贸易商或政府官员，他们就诸如贸易、 储运、关税与产业保护的经济效应等实践问题发表见解，其主要问题是有关如何获得国家财富 与权力问题（参见马格努松 1993，中译本 2001），但是对经济政策实践的争论并不能掩盖重商 主义作为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思想光芒，特别是在货币理论的发展上。 1．1 重商主义的货币分析框架 重商主义的货币理论同样也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早期重商主义在 货币问题上持有“重金主义”（Bullionsim）的 观点2，倾向于把国民财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实 际上是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3；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者，尤其是约翰·劳（John Law， 1671-1729）和斯图亚特关于信用货币的分析，以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却是极其深 刻和极具创造性的。 1、货币与资本 在商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的资本主义早期，商品流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它的 目的就是货币的积累。在早期重商主义者中，这个货币就是金和银4。因此，所有的重商主义者 都重视货币。重金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说，“即使商品很丰富而 且很便宜，如果缺少货币，贸易交往定会减少”（转引自罗尔，1973）。他们从资本主义已经 达到的原始阶段——商业阶段——的观点出发来观察经济过程，因而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 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全集》第 25 卷，第 376 页） 和“资本的最初解释者”（《全集》第 23 卷，第 177 页）。 西班牙重商主义者路易·奥蒂斯（Luis Ortiz）被认为欧洲首位重商主义者。他将财富等 同生产，而且将财富的增长等同于生产和出口的增加。1558 年的回忆录开篇，反复重复：由于 1 关于对重商主义这个名词的确切定义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不同观点的争论，参见罗尔，1973。 2 马克思称为“货币主义”（Monetarism）或“货币差额论”（Balance of bargains）（参见马克思，1859，中 译本 1962，第 137 页） 3 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学说，即所谓的重金主义（又译作硬币主义），起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期里流行的 “重金主义”思想（形成于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初）。但是后者与前者的联系，只是在重视“金银”这一点上才 是正确的。 4 斯密从攻击当时流行的观点开始他的著名的对重商主义的批判，这种观点认为“财富就是货币，或者说就是 金和银”（1776，第 4 篇，第 1 章）
出售原材料给外国人,并给外国人用西班牙原材料生产的商品支付10倍于原材料价格的价格, 西班牙使自己变得贫困。货币,因此不能用这种方式流出王国,而必须用于改善原材料生j 去建造运河和磨坊,尤其是制造业——以便把西班牙的原材料制成最终产品,在国内与国外市 场出售。他指出,西班牙的困难归因于它无力将国内生产建立在其资本(原材料与货币形式) 基础上。大量的作者也承袭了奥蒂斯的观点,结果是呼吁禁止竞争性外国产品的销售。奥蒂斯 与其他人要求货币不应当流出王国,因此,完全不同于又中世纪晚期真正的重金主义者所提出 的要求的含义。因为它并不关心黄金被保持的数量,但只关注留下来投入经营的资本数量(参 见科西莫·佩罗塔,1993,载马格努松1993,中译本2001,第31-33页)。特别在对外贸易方 面,这种思想体现的最为显著,结果造成了重商主义者寻求出口剩余,其实质是渴望创造财富 的剩余。 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孟更进一步明确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孟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 外贸易的财富》,写于1630年,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于1664年出版。在这本书里,商业资本 主义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把对外贸易称为使国家富足的工具。孟认为,“对外贸易是 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 卖给外国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孟1664,中译本,1965,第4页)孟采用 了米塞尔登的贸易差额( Balance of trade)概念,此外又补充了一种更为重要并显示他对于 商业资本主义的性质的洞察力的新概念,这就是“存货”( Stock)的概念。他不再单纯地谈到财 富,也未将货币与资本混淆在一起。他把财富的一部分作了明确的辨析,这部分财富一般以货 币形态出现并且必须作为“存货”来加以利用,换言之,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以便产生剩余。而 适合于那个时代和人的典型方法就是对外贸易。 2、货币、价格与总量关系 由于重商主义将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因此它并不是一种类似新古典经济学的实物经济 分析。同样货币也不表示相对价格,而是一种总量关系即价格总水平。他们的共同信念是, 国货币量的增加对“交易”有利,这个词便是后来所谓的总支出、总收入或总产出价值。当然 这种增加促进了就业的增加。重商主义也有对总产出价值、就业和价格水平决定因素的说明一 它们很少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关注,但在20世纪初被再次发现 重商主义者在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有个类似货币数量学说,这是由基督教经济学向重商主 义过渡时期奥雷斯姆和博丹( Jean Bodin,,1530-1596)遗留下来,并再次出现在海尔斯、马 林斯和孟的作品中。在其最为熟悉的形式中,便是对货币量、商品量与价格水平在它们处于长 期均衡时三者的关系的解释。这种理论明确地区分了货币与货物(或货币与财富),但在它对总 量分析的应用当中,它将货币量的变化同就业、收入、产出和资本存量的变化相联系。有关这 些关系,现代经济学中已至关重要,在重商主义那里对此早已作出了重要论述 尽管重商主义在关于价格的理论中,有许多隐晦之处和个别不一致的地方,还是贯串着 种共同的出发点。这个观点就是从商人的观点出发。什么是使国家富裕的最好方法?因为财富 与商业资本是一样的(以货币为代表),答案是从销售中获利。利润只能来自让渡 (upon- alienation),就是说,通过交易行为,卖主以高于其购入价格出售货物。重商主义者 关于对外贸易的结论,以及他们对货币与价格之间关系的观点,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结果 3、信用货币的内生性与货币非中性 早期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金属货币即金、银上。在整个18世纪,商业资本 的进步以及逐渐被工业资本主义所替代,一直伴随着新的非金属形式货币使用的迅速扩大的过 程,虽然这些货币一般已具有某种信用关系。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对货币的内涵与外延的认 识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即信用货币的创造上。这种对货币认识的革命性转变,迄今仍是主 流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争论的焦点所在。其代表人物就是劳 和斯图亚特
2 出售原材料给外国人，并给外国人用西班牙原材料生产的商品支付 10 倍于原材料价格的价格， 西班牙使自己变得贫困。货币，因此不能用这种方式流出王国，而必须用于改善原材料生产， 去建造运河和磨坊，尤其是制造业——以便把西班牙的原材料制成最终产品，在国内与国外市 场出售。他指出，西班牙的困难归因于它无力将国内生产建立在其资本（原材料与货币形式） 基础上。大量的作者也承袭了奥蒂斯的观点，结果是呼吁禁止竞争性外国产品的销售。奥蒂斯 与其他人要求货币不应当流出王国，因此，完全不同于又中世纪晚期真正的重金主义者所提出 的要求的含义。因为它并不关心黄金被保持的数量，但只关注留下来投入经营的资本数量（参 见科西莫·佩罗塔，1993，载马格努松 1993，中译本 2001，第 31-33 页）。特别在对外贸易方 面，这种思想体现的最为显著，结果造成了重商主义者寻求出口剩余，其实质是渴望创造财富 的剩余。 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孟更进一步明确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孟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 外贸易的财富》，写于 1630 年，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于 1664 年出版。在这本书里，商业资本 主义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把对外贸易称为使国家富足的工具。孟认为，“对外贸易是 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 卖给外国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孟 1664，中译本，1965，第 4 页）孟采用 了米塞尔登的贸易差额（Balance of trade）概念，此外又补充了一种更为重要并显示他对于 商业资本主义的性质的洞察力的新概念，这就是“存货”(Stock)的概念。他不再单纯地谈到财 富，也未将货币与资本混淆在一起。他把财富的一部分作了明确的辨析，这部分财富一般以货 币形态出现并且必须作为“存货”来加以利用，换言之，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以便产生剩余。而 适合于那个时代和人的典型方法就是对外贸易。 2、 货币、价格与总量关系 由于重商主义将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因此它并不是一种类似新古典经济学的实物经济 分析。同样货币也不表示相对价格，而是一种总量关系即价格总水平。他们的共同信念是，一 国货币量的增加对“交易”有利，这个词便是后来所谓的总支出、总收入或总产出价值。当然 这种增加促进了就业的增加。重商主义也有对总产出价值、就业和价格水平决定因素的说明— —它们很少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关注，但在 20 世纪初被再次发现。 重商主义者在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有个类似货币数量学说，这是由基督教经济学向重商主 义过渡时期奥雷斯姆和博丹（Jean Bodin,，1530-1596）遗留下来，并再次出现在海尔斯、马 林斯和孟的作品中。在其最为熟悉的形式中，便是对货币量、商品量与价格水平在它们处于长 期均衡时三者的关系的解释。这种理论明确地区分了货币与货物（或货币与财富），但在它对总 量分析的应用当中，它将货币量的变化同就业、收入、产出和资本存量的变化相联系。有关这 些关系，现代经济学中已至关重要，在重商主义那里对此早已作出了重要论述。 尽管重商主义在关于价格的理论中，有许多隐晦之处和个别不一致的地方，还是贯串着一 种共同的出发点。这个观点就是从商人的观点出发。什么是使国家富裕的最好方法？因为财富 与商业资本是一样的（以货币为代表），答案是从销 售中获利。利润只能来自让渡 （upon-alienation），就是说，通过交易行为，卖主以高于其购入价格出售货物。重商主义者 关于对外贸易的结论，以及他们对货币与价格之间关系的观点，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结果。 3、 信用货币的内生性与货币非中性 早期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金属货币即金、银上。在整个 18 世纪，商业资本 的进步以及逐渐被工业资本主义所替代，一直伴随着新的非金属形式货币使用的迅速扩大的过 程，虽然这些货币一般已具有某种信用关系。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对货币的内涵与外延的认 识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即信用货币的创造上。这种对货币认识的革命性转变，迄今仍是主 流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争论的焦点所在。其代表人物就是劳 和斯图亚特
劳 劳(1705,中译本1986,第43页)认为,“国家的实力和财富,是由人口和国内外货物的 储存量构成的。人口和货物储存量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由此可见,要比其他国 家富强,就要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货币,因为倘若没有货币,法律再好也不能使人得到雇佣, 也不能使农业、制造业和贸易得到发展。”因此,劳明白无误地阐明了货币、贸易与就业、生产 的关系 问题在于怎样增加货币供应量。劳认为,金属货币的匮乏会导致生产与就业的不足。但他 反对依赖出口剩余(由禁止进口造成)来取得丰富的货币供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必须通过 信用过程补充货币供应量,这意味着银行必须被创造出来,并以其储备为支持发行贷款。“利用 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同上,第25页);“扩大保证支付货币的信用, 必须与所拥有的货币数量成一定比例。既然我们所拥有的货币很少,扩大信用也就很有限。”(同 上,第43页)劳的货币理论中蕴含着一种为以后某些货币理论家所发展了的概念的起源。然而, 劳的实际创新是关于银行必须以土地为抵押发行可兑换银行纸币的进一步讨论。这一过程必须 让白银失去充当货币的资格,并使土地完全可以转变为一种可以让渡的商品。劳总结说:“我建 议发行的纸币,其供给与需求将永远相等,因而人们将得到雇佣,国家的经济状况将得到改善 制造业将得到发展,国内外贸易将得以进行,财富和实力将得到保持》”(同上,第75页)这种 建议在当时时常有人提出,虽然在内容上不太一致;而劳终于在法国付诸实施并得到了灾难性 的结果(参见赫克歇尔1931,第2卷,第234-236页)。 劳的著作所缺少的,但最终成为他的“体系”崩溃的一个原因的,是对银行纸币的数量应 如何加以限制并因此如何保护相对于金属货币和商品的银行纸币的价值的分析。土地上的财产 并不是银行纸币发行限度的主要依据。斯图亚特(1767,第4册,第141页)承认劳,并抢 救了劳思想中的很多开创性的观点,他被迫去寻找信用的“实际的”而非“想象的”基础。斯 图亚特(和他之后的斯密)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利用关于英国第一次国民信用体系讨论的著作。 斯图亚特及其对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批判 斯图亚特被称为最后一个重商主义者。其主要著作是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他在货币理论方面已经超过了休谟( David hume,1711-1776)°,并且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进 行了坚决的批判。因此这里先介绍休谟的货币理论。 休谟(1752)在经济思想方面作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贡献是关于货币、价格和利息问题 他写《论货币》的主要目的在于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货币数量的多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他的根据就是货币数量论。和洛克一样,他把货币看成是虚构的东西。货币只是代表劳动和商 品的象征,在交换过程中它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数量和用它来交换的商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依 此推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货物的价格。他的货币观点使他认为商品的价格将永远 是与货币数量成比例的。因此,货币的绝对数量就无关紧要了。尽管如此,他认为货币数量的 变化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习惯。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来的是影响 贸易量和对货币需求的习惯的改变,价格也许不会有变化。可是,如果在货币数量增加了以后 价格上涨,其影响将是有益的,因为那将刺激工业的生产。休谟对这一点的分析是特别透彻的 他步步追踪增加了的货币数量所走的途径以及货币逐步对于价格所施加的影响,使他发展了 种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价格一货币数量理论。 劳也被称为主观价值论的创造人,特别是关于货币价值方面(米塞斯,《商品范围中的货币地位》,见《当代 经济理论》第2卷,1932,第320页)。他明确地否认了货币具有假想的价值的说法。他论证说,除去人们加以 使用以外一切事物本身并无价值。货币商品,即便是关联到货币用途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作为货币所提供的 用途,与它的其他用途或任何其他的商品的用途并没有什么两样。(见劳:《论数字与商业》,见《18世纪财政 经济学家》,戴亚编,1851,第447页)由于这个理论,劳成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者。 6货币主义把休谟看作前古典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他的《政治论》(1752年)中最重要的《论货币》、《i 利息》、《论商业》和《论贸易平衡》。 7马克思认为,“休谟是十八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4, 第139页
3 劳5 劳（1705，中译本 1986，第 43 页）认为，“国家的实力和财富，是由人口和国内外货物的 储存量构成的。人口和货物储存量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由此可见，要比其他国 家富强，就要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货币，因为倘若没有货币，法律再好也不能使人得到雇佣， 也不能使农业、制造业和贸易得到发展。”因此，劳明白无误地阐明了货币、贸易与就业、生产 的关系。 问题在于怎样增加货币供应量。劳认为，金属货币的匮乏会导致生产与就业的不足。但他 反对依赖出口剩余（由禁止进口造成）来取得丰富的货币供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必须通过 信用过程补充货币供应量，这意味着银行必须被创造出来，并以其储备为支持发行贷款。“利用 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同上，第 25 页）；“扩大保证支付货币的信用， 必须与所拥有的货币数量成一定比例。既然我们所拥有的货币很少，扩大信用也就很有限。”（同 上，第 43 页）劳的货币理论中蕴含着一种为以后某些货币理论家所发展了的概念的起源。然而， 劳的实际创新是关于银行必须以土地为抵押发行可兑换银行纸币的进一步讨论。这一过程必须 让白银失去充当货币的资格，并使土地完全可以转变为一种可以让渡的商品。劳总结说：“我建 议发行的纸币，其供给与需求将永远相等，因而人们将得到雇佣，国家的经济状况将得到改善， 制造业将得到发展，国内外贸易将得以进行，财富和实力将得到保持》”（同上，第 75 页）这种 建议在当时时常有人提出，虽然在内容上不太一致；而劳终于在法国付诸实施并得到了灾难性 的结果（参见赫克歇尔 1931，第 2 卷，第 234-236 页）。 劳的著作所缺少的，但最终成为他的“体系”崩溃的一个原因的，是对银行纸币的数量应 如何加以限制并因此如何保护相对于金属货币和商品的银行纸币的价值的分析。土地上的财产 并不是银行纸币发行限度的主要依据。 斯图亚特（1767，第 4 册， 第 141 页）承认劳，并抢 救了劳思想中的很多开创性的观点，他被迫去寻找信用的“实际的”而非“想象的”基础。斯 图亚特（和他之后的斯密）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利用关于英国第一次国民信用体系讨论的著作。 斯图亚特及其对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批判 斯图亚特被称为最后一个重商主义者。其主要著作是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他在货币理论方面已经超过了休谟（David Hume，1711-1776） 6，并且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进 行了坚决的批判。因此这里先介绍休谟的货币理论。 休谟（1752）在经济思想方面作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贡献是关于货币、价格和利息问题。 他写《论货币》的主要目的在于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货币数量的多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他的根据就是货币数量论7。和洛克一样，他把货币看成是虚构的东西。货币只是代表劳动和商 品的象征，在交换过程中它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数量和用它来交换的商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依 此推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货物的价格。他的货币观点使他认为商品的价格将永远 是与货币数量成比例的。因此，货币的绝对数量就无关紧要了。尽管如此，他认为货币数量的 变化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习惯。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来的是影响 贸易量和对货币需求的习惯的改变，价格也许不会有变化。可是，如果在货币数量增加了以后 价格上涨，其影响将是有益的，因为那将刺激工业的生产。休谟对这一点的分析是特别透彻的。 他步步追踪增加了的货币数量所走的途径以及货币逐步对于价格所施加的影响，使他发展了一 种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价格—货币数量理论。 5 劳也被称为主观价值论的创造人，特别是关于货币价值方面（米塞斯，《商品范围中的货币地位》，见《当代 经济理论》第 2 卷，1932，第 320 页）。他明确地否认了货币具有假想的价值的说法。他论证说，除去人们加以 使用以外一切事物本身并无价值。货币商品，即便是关联到货币用途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作为货币所提供的 用途，与它的其他用途或任何其他的商品的用途并没有什么两样。（见劳：《论数字与商业》，见《18 世纪财政 经济学家》，戴亚编，1851，第 447 页）由于这个理论，劳成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者。 6 货币主义把休谟看作前古典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他的《政治论》（1752 年）中最重要的《论货币》、《论 利息》、《论商业》和《论贸易平衡》。 7 马克思认为，“休谟是十八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4， 第 139 页
货币数量的增加之所以有益,仅仅是因为它的影响在表露之前还有一个时间间隔。“仅仅是 在获得货币和价格上升之间这段间隔或中间的局面中,增加的金银数量才有利于工业。”各种商 品的价格逐个地受到影响,在劳动的价格提高以前,货币的增加将加速每个人的辛勤劳动 (1752,第1卷,第313-314页,中译本第32-33页)换言之,休谟所描述的是后来凯恩斯所 叫做的“利润膨胀”。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货币在减少的国家确实比当时货币虽不多却在上 升的国家贫弱。”(同上,中译本,第34页)由此他从后门引入了重商主义的货币观,并与他的 货币数量论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休谟的论文《论利息》(1752,第1卷)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众所接受的理论:低利率是 个国家的贸易繁荣景象的最确切的标志。他追随配第、洛克和诺思,说明一个低的利息率不 是原因而是结果。可是他比洛克更进一步,否定了那种认为低利息率是货币过多的结果的见解 虽然他承认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在决定利息率的各种因素中,他象诺思那样首先将贷款人和借 款人的供给与需求加以区分。他认为“借款者需求的巨大”和供给那种需求的财富的缺乏将造 成高昂的利息率。反过来这些又是工业和商业活动数量微少的结果。遵循诺思的资本具有创造 利润的性质的见解,休谟补充了第三个利息率的决定因素一一来自商业的利润。他认为利润和 利息是互相依存的。“货物营运所得利润低就促使商人更愿意接受低的利息。”另一方面,在他 能够取得高利息的情况下没有肯接受低的利润”,低利润和低利息是商业繁荣的结果。(同上, 第320-330页) 休谟的货币观点很快受到了斯图亚特的批判。在斯图亚特(1767)看来,货币的作用 基于分工以及人们在需求方面的不一致,也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于货币的性质的认识 则类似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的观点。“我理解的货币是这样一种 商品,它们本身对人没有任何以上提及的物质上的用途°,然而从人对它的观念中,它却获得 种评价,变成了所谓价值的一般尺度,以及可转让的任何物品的一种适宜的等价物。”货币从供 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了经济活动,“一旦货币这种想象的财富在一国大量涌出,奢华之风将跟踪 而至;货币如果成为我们需求之物,人类便会变得勤劳,他们的劳动会转向那些促使富人偏爱 的每种物品 在货币流通和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直截了当提出了反驳。“人们抱 怨物价上涨。这对许多物品来说无疑是确有其事。它同我们的原理不能相容吗?价格上涨事实 上并不是因为国内有大量货币,尽管我承认国内货币多是事实,也承认这种情况同价格上涨不 无关系,但是,影响价格以及总是调节价格涨落的直接原因,乃是需求的增长。。既然在一定 的金银量同一定的其他物品量之间应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我看不出当金银同物品之间数量比 例保持不变时,价格何以变更。。不论一国的金属货币增减到什么程度,商品仍然会依照需求 和竞争的原则涨落,而需求和竞争总是决定于那些握有财产或某种可以给付等价物的人的意图 而不是决定于他们所拥有的铸币数量。”(参见斯图亚特,1767,第2册) 斯图亚特进一步认为,货币流通是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一个持续不断的通道,这一过程代 表着社会各大阶级之间的基本交换。如果在社会各阶级之间不存在这种相应的交换,消费将会 受到限制,“勤奋”将会受到损害。因此,“政治家”必须监督经济活动。在这方面,金属货币 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只要人们没有消费的意愿,他们就会将货币储藏起来,并使其从流通中 消失。换言之,金属货币会造成国内货币的不充足,实际上会阻碍工业的增长。为了刺激“勤 奋”,“政治家”必须把储藏的金属货币挤出来。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家”可以依靠银行 所创造的货币。斯图亚特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实物财富的融化过程”,即通过银行流动负债发 8马克思认为,斯图亚特“是第一个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还是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货币量这 个问题的人。虽然,由于他关于价值尺度的奇怪观点、关于一般交换价值的摇摆不定的解释和重商主义的残余 他的阐述模糊不清,但他还是发现了货币的各种基本的形式规定性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参见马克思,1859 中译本,第144-145页):与特别单独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休谟相比较,斯图亚特对货币职能的分析更丰富 他讨论了货币作为计算单位和债务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国际转移支付手段的作用。马克思对货币的功能的分 析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图亚特的著作 9这里指货币既非可以美化人们生活情趣的奢侈品,也非可供人丰衣足食的必需品
4 货币数量的增加之所以有益，仅仅是因为它的影响在表露之前还有一个时间间隔。“仅仅是 在获得货币和价格上升之间这段间隔或中间的局面中，增加的金银数量才有利于工业。”各种商 品的价格逐个地受到影响，在劳动的价格提高以前，货币的增加将加速每个人的辛勤劳动。 （1752，第 1 卷，第 313-314 页，中译本第 32-33 页）换言之，休谟所描述的是后来凯恩斯所 叫做的“利润膨胀”。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货币在减少的国家确实比当时货币虽不多却在上 升的国家贫弱。”（同上，中译本，第 34 页）由此他从后门引入了重商主义的货币观，并与他的 货币数量论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休谟的论文《论利息》（1752，第 1 卷）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众所接受的理论：低利率是 一个国家的贸易繁荣景象的最确切的标志。他追随配第、洛克和诺思，说明一个低的利息率不 是原因而是结果。可是他比洛克更进一步，否定了那种认为低利息率是货币过多的结果的见解， 虽然他承认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在决定利息率的各种因素中，他象诺思那样首先将贷款人和借 款人的供给与需求加以区分。他认为“借款者需求的巨大”和供给那种需求的财富的缺乏将造 成高昂的利息率。反过来这些又是工业和商业活动数量微少的结果。遵循诺思的资本具有创造 利润的性质的见解，休谟补充了第三个利息率的决定因素——来自商业的利润。他认为利润和 利息是互相依存的。“货物营运所得利润低就促使商人更愿意接受低的利息。”另一方面，在他 能够取得高利息的情况下没有肯接受低的利润”，低利润和低利息是商业繁荣的结果。（同上， 第 320-330 页） 休谟的货币观点很快受到了斯图亚特的批判。在斯图亚特（1767）看来，货币的作用 基于分工以及人们在需求方面的不一致，也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于货币的性质的认识， 则类似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的观点8。“我理解的货币是这样一种 商品，它们本身对人没有任何以上提及的物质上的用途9，然而从人对它的观念中，它却获得一 种评价，变成了所谓价值的一般尺度，以及可转让的任何物品的一种适宜的等价物。”货币从供 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了经济活动，“一旦货币这种想象的财富在一国大量涌出，奢华之风将跟踪 而至；货币如果成为我们需求之物，人类便会变得勤劳，他们的劳动会转向那些促使富人偏爱 的每种物品”。 在货币流通和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直截了当提出了反驳。“人们抱 怨物价上涨。这对许多物品来说无疑是确有其事。它同我们的原理不能相容吗？价格上涨事实 上并不是因为国内有大量货币，尽管我承认国内货币多是事实，也承认这种情况同价格上涨不 无关系，但是，影响价格以及总是调节价格涨落的直接原因，乃是需求的增长。。。既然在一定 的金银量同一定的其他物品量之间应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我看不出当金银同物品之间数量比 例保持不变时，价格何以变更。。。不论一国的金属货币增减到什么程度，商品仍然会依照需求 和竞争的原则涨落，而需求和竞争总是决定于那些握有财产或某种可以给付等价物的人的意图， 而不是决定于他们所拥有的铸币数量。”（参见斯图亚特，1767，第 2 册） 斯图亚特进一步认为，货币流通是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一个持续不断的通道，这一过程代 表着社会各大阶级之间的基本交换。如果在社会各阶级之间不存在这种相应的交换，消费将会 受到限制，“勤奋”将会受到损害。因此，“政治家”必须监督经济活动。在这方面，金属货币 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只要人们没有消费的意愿，他们就会将货币储藏起来，并使其从流通中 消失。换言之，金属货币会造成国内货币的不充足，实际上会阻碍工业的增长。为了刺激“勤 奋”，“政治家”必须把储藏的金属货币挤出来。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家”可以依靠银行 所创造的货币。斯图亚特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实物财富的融化过程”，即通过银行流动负债发 8 马克思认为，斯图亚特“是第一个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还是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货币量这 个问题的人。虽然，由于他关于价值尺度的奇怪观点、关于一般交换价值的摇摆不定的解释和重商主义的残余， 他的阐述模糊不清，但他还是发现了货币的各种基本的形式规定性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参见马克思，1859， 中译本，第 144-145 页）；与特别单独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休谟相比较，斯图亚特对货币职能的分析更丰富， 他讨论了货币作为计算单位和债务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国际转移支付手段的作用。马克思对货币的功能的分 析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图亚特的著作。 9 这里指货币既非可以美化人们生活情趣的奢侈品，也非可供人丰衣足食的必需品
行而取得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因此,地主阶级就会增加其消费并刺激工业生产 他对休谟的数量理论有一个总结性否定(同上,第95页)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必须永远与居民的产业、与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硬币降到可以用于售出的工业产品的比例以下,产业本身将会停止:或者一些创造 物,例如符号货币,将会产生,为其提供一个等价物。但是,如果发现货币超过了产业的比例,它对价格 上升将不会产生影响,它们不会进入流通领域,它们将在国库中被储藏起来,在那里,它要一直等到,不 仅仅是财产所有者希望消费的呼唤,而且勤奋对于这一呼唤满意为止。 这是一个建立在金属货币储藏、对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能够适应流通的需要以及货币 非中性基础上的对货币数量论的亳不妥协的批驳。这些概念,比如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在19 世纪上半叶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论战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的争论中以及后 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中一再出现;而货币非中性的概念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中至 关重要 在回答休谟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急剧减少只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观点,斯图亚特(同上,第 98页)认为,如果纸币被取消,产业将崩溃,直接交换本身会迅速代替被摧毀的货币交换。价 格的确将下降,但不会维持其与货币数量的原始比例。而且,从广义上讲,在一个自由的功能 健全的市场上,货币不是一个“商品的代表”。最后,斯图亚特认为,不可能根据货币数量任意 变化的假设,得出关于价格的任何结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变成消费者需求的扩张,而货 币数量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产业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 在对休谟的批判中,斯图亚特运用了“符号”货币的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指信用 货币:“银行纸币、银行信用、票据、债券和商人的帐目记录(同国内记帐给与获取的信用)是 包括在符号货币”这一概念中的许多信用形式的几种”(同上,第39页)。 与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不同,货币数量论反对者一般对法币和信用货币进行区分,并 试图找出信用货币在信用体系运行中的行为原则。然而斯图亚特并没有提供信用货币波动如何 和银行政策相联系的理论分析。他主张实行完全的证券担保,但确没有在银行正常运行和工业 资本家与波动之间建立联系。斯密(1776)为信用货币的回流提供理论基础(虽然存在很多谬 误),该分析被后人称为真实票据说 与休谟的水平的价格一铸币国际流动理论不同,斯图亚特(1767)认为,在商品和货币 的国际流动中并不存在一个自动均衡机制。对于银行收支平衡,对外赤字,从资产项目而言 银行可能会失去一些黄金储备,并增加一些证券:从负债项目来看,银行会增加清偿银行负债 的数量。这些变化本身并不能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 1.2前古典经济学 重商主义对前斯密古典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前古典作家包括威廉配 第( William Petty,1623-1687)、约翰·洛克( John Locke,1632-1704)和达德利·诺思( Dudley North,1641-1691)等。此后,休谟提出了一个金属货币数量论,但遭到了斯图亚特的批评:重 农主义将注意力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农业),从货币分析转入实物分析,建立了一个不 同于重商主义的经济分析体系,在那里问题的中心是纯产品问题,货币从人们的视野里逐渐消 1、配第 在配第早期的著述中(如《赋税论》),他对货币的观点也是重商主义的。他特别强调了 金银是财富的最理想形态。甚至在他的价值的分析中,他非常重视价值表现的货币形态——重 0马克思至少在三个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3页:恩格斯《反杜林论》(1928),第247页,《剩余价值 学说》(1921)第1卷,第1页,称他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5 行而取得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因此，地主阶级就会增加其消费并刺激工业生产。 他对休谟的数量理论有一个总结性否定（同上，第 95 页）：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必须永远与居民的产业、与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硬币降到可以用于售出的工业产品的比例以下，产业本身将会停止；或者一些创造 物，例如符号货币，将会产生，为其提供一个等价物。但是，如果发现货币超过了产业的比例，它对价格 上升将不会产生影响，它们不会进入流通领域，它们将在国库中被储藏起来，在那里，它要一直等到，不 仅仅是财产所有者希望消费的呼唤，而且勤奋对于这一呼唤满意为止。” 这是一个建立在金属货币储藏、对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能够适应流通的需要以及货币 非中性基础上的对货币数量论的毫不妥协的批驳。这些概念，比如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在 19 世纪上半叶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论战中，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的争论中以及后 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中一再出现；而货币非中性的概念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中至 关重要。 在回答休谟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急剧减少只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观点，斯图亚特（同上，第 98 页）认为，如果纸币被取消，产业将崩溃，直接交换本身会迅速代替被摧毁的货币交换。价 格的确将下降，但不会维持其与货币数量的原始比例。而且，从广义上讲，在一个自由的功能 健全的市场上，货币不是一个“商品的代表”。最后，斯图亚特认为，不可能根据货币数量任意 变化的假设，得出关于价格的任何结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变成消费者需求的扩张，而货 币数量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产业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 在对休谟的批判中，斯图亚特运用了“符号”货币的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指信用 货币：“银行纸币、银行信用、票据、债券和商人的帐目记录（同国内记帐给与获取的信用）是 包括在符号货币”这一概念中的许多信用形式的几种”（同上，第 39 页）。 与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不同，货币数量论反对者一般对法币和信用货币进行区分，并 试图找出信用货币在信用体系运行中的行为原则。然而斯图亚特并没有提供信用货币波动如何 和银行政策相联系的理论分析。他主张实行完全的证券担保，但确没有在银行正常运行和工业 资本家与波动之间建立联系。斯密（1776）为信用货币的回流提供理论基础（虽然存在很多谬 误），该分析被后人称为真实票据说。 与休谟的水平的价格—铸币国际流动理论不同，斯图亚特（1767）认为，在商品和货币 的国际流动中并不存在一个自动均衡机制。对于银行收支平衡，对外赤字，从资产项目而言， 银行可能会失去一些黄金储备，并增加一些证券；从负债项目来看，银行会增加清偿银行负债 的数量。这些变化本身并不能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 1．2 前古典经济学 重商主义对前斯密古典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前古典作家包括威廉·配 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10、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1641-1691)等。此后，休谟提出了一个金属货币数量论，但遭到了斯图亚特的批评；重 农主义将注意力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农业），从货币分析转入实物分析，建立了一个不 同于重商主义的经济分析体系，在那里问题的中心是纯产品问题，货币从人们的视野里逐渐消 失。 1 、 配第 在配第早期的著述中（如《赋税论》），他对货币的观点也是重商主义的。他特别强调了 金银是财富的最理想形态。甚至在他的价值的分析中，他非常重视价值表现的货币形态——重 10 马克思至少在三个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33 页；恩格斯《反杜林论》（1928），第 247 页，《剩余价值 学说》（1921）第 1 卷，第 1 页，称他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金主义思想的残余。不过他自己的分析方法是经常地与这些流行的看法相抵触的。配第之所以 能避免当时其他作者的通病,即把货币与资本混为一谈,就是得力于他的统计硏究。他在硏究 爱尔兰问题时发现货币不过是那个国家每年总支出的零头:当他试图估算英格兰的国民财富的 时候,他同样如此。在设法寻求一个国家的适当货币量的时候,他运用了货币的“流通速度” 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以后的货币理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讨论货币问题的最成熟的著作《货币略论》中,更前进了一步。他断然宣称,一个国家 可能拥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并且认为货币之所以需要,只是为了促进贸易和工业;他作出了 货币需要数量的计算表,其中也暗示了流通速度的概念。他一再表示反对禁止金银硬币的出口 以及限制利息和汇兑率的法律规定。假使一个国家的货币过多,它应该将硬币熔化,作为商品 出口到有需求的地方去:或者在利息率高的地方按息贷出。如果货币过少,就应该设立一个“银 行,这个银行要是计算的准确,就可以取得二倍于我们的铸币的效果。” 2、洛克和诺思 洛克和诺思是配第的直接追随者。他们从配第的地租、利息和货币理论中吸取了某些 论点。 诺思是对资本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第一个人,他把资本称作存货。他把那些由于没有能力 利用或躲避麻烦将本行存货借出去的行为,说成是等于出租土地。贷存货的人所收的利息就是 货币的地租。地主和“存货主”是一样的。他认为,没有人会因为他所有的一切财产以货币形 式保存起来而能致富。只有那些总是把财产贷出或用以进行贸易而取得收入的人才会增加财富 (诺思,1691)。没有人愿意保存货币:人人都渴望这样处理它以便获得利润 在《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一书里,关于货币的论述作为《政府论》 书的引论。洛克使货币具有一种公认的纯粹假想的价值。不过在《后果》一书里,洛克进而 给予货币一种“双重价值”。一种价值来自货币提供年收入的能力(近似地租):另一种是货币 在交换中能得到的任何其他“必需品或生活品便利”的价值。因此,洛克因循了重商主义货币 与资本观。但洛克强调的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的见解一—认为低 利率将会提高价格,他指出价格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所决定。这个见解是以价格的供求理论 为基础。 3、重农主义和实物分析体系的确立 以重农主义命名的经济理论体系发展于18世纪的法国,其代表人物有弗朗西瓦·魁 奈( Francois Quesnay,1694-174)和安·杜尔阁( Anne Turgot,1727-1781)。重农主义具 有与较先进的英国前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如配第和理查德·康替龙( Richard cantillon,1680? -1734)的长处,他们在最终抛弃了重商主义的想法一一以为财富以及财富的增殖是来自交换 把创造财富和可能用作积累的剩余转移到生产的领域之内的同时,也放弃了重商主义的货币分 析方法,他们分析的中心问题是探求这种剩余,即闻名的纯产品,转而建立了一种实物分析体 系和讨论相对价格的决定。这种转变从根本上影响了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斯密 的价格理论只是讨论相对价格,对总量关系没有进行探讨;而李嘉图把相对价格的决定与总量 关系混为一谈。此后的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仅仅讨论一个实物体系的相对价格 决定问题,而把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彻底割裂开来:直到凯恩斯革命重新建立了一种货币经济 的分析体系,恢复了总量分析方法,但这种分析方法仍无法与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 了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理论的争论。 1.3重商主义的货币遗产 诚如上述,重农主义实物分析方法的出现,从根本上开始动摇重商主义货币和总量分析方 法;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即“斯密式的革命”,则是对重商主义思想 的致命的反击,把重商主义挤到了经济学发展中的“末流”地位。但进入20世纪后,重商主义 思想又得到了某种升值(参见威廉·格拉普1993 格努松1993,中译本2001):一是凯
6 金主义思想的残余。不过他自己的分析方法是经常地与这些流行的看法相抵触的。配第之所以 能避免当时其他作者的通病，即把货币与资本混为一谈，就是得力于他的统计研究。他在研究 爱尔兰问题时发现货币不过是那个国家每年总支出的零头；当他试图估算英格兰的国民财富的 时候，他同样如此。在设法寻求一个国家的适当货币量的时候，他运用了货币的“流通速度” 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以后的货币理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讨论货币问题的最成熟的著作《货币略论》中，更前进了一步。他断然宣称，一个国家 可能拥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并且认为货币之所以需要，只是为了促进贸易和工业；他作出了 货币需要数量的计算表，其中也暗示了流通速度的概念。他一再表示反对禁止金银硬币的出口 以及限制利息和汇兑率的法律规定。假使一个国家的货币过多，它应该将硬币熔化，作为商品 出口到有需求的地方去；或者在利息率高的地方按息贷出。如果货币过少，就应该设立一个“银 行，这个银行要是计算的准确，就可以取得二倍于我们的铸币的效果。” 2、洛克和诺思 洛克和诺思是配第的直接追随者。他们从配第的地租、利息和货币理论中吸取了某些 论点。 诺思是对资本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第一个人，他把资本称作存货。他把那些由于没有能力 利用或躲避麻烦将本行存货借出去的行为，说成是等于出租土地。贷存货的人所收的利息就是 货币的地租。地主和“存货主”是一样的。他认为，没有人会因为他所有的一切财产以货币形 式保存起来而能致富。只有那些总是把财产贷出或用以进行贸易而取得收入的人才会增加财富 （诺思，1691）。没有人愿意保存货币；人人都渴望这样处理它以便获得利润。 在《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一书里，关于货币的论述作为《政府论》 一书的引论。洛克使货币具有一种公认的纯粹假想的价值。不过在《后果》一书里，洛克进而 给予货币一种“双重价值”。一种价值来自货币提供年收入的能力（近似地租）；另一种是货币 在交换中能得到的任何其他“必需品或生活品便利”的价值。因此，洛克因循了重商主义货币 与资本观。但洛克强调的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的见解——认为低 利率将会提高价格，他指出价格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所决定。这个见解是以价格的供求理论 为基础。 3、 重农主义和实物分析体系的确立 以重农主义命名的经济理论体系发展于 18 世纪的法国，其代表人物有弗朗西瓦·魁 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安·杜尔阁（Anne Turgot，1727-1781）。重农主义具 有与较先进的英国前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如配第和理查德·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1680？ -1734）的长处，他们在最终抛弃了重商主义的想法——以为财富以及财富的增殖是来自交换， 把创造财富和可能用作积累的剩余转移到生产的领域之内的同时，也放弃了重商主义的货币分 析方法，他们分析的中心问题是探求这种剩余，即闻名的纯产品，转而建立了一种实物分析体 系和讨论相对价格的决定。这种转变从根本上影响了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斯密 的价格理论只是讨论相对价格，对总量关系没有进行探讨；而李嘉图把相对价格的决定与总量 关系混为一谈。此后的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仅仅讨论一个实物体系的相对价格 决定问题，而把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彻底割裂开来；直到凯恩斯革命重新建立了一种货币经济 的分析体系，恢复了总量分析方法，但这种分析方法仍无法与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 了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理论的争论。 1．3 重商主义的货币遗产 诚如上述，重农主义实物分析方法的出现，从根本上开始动摇重商主义货币和总量分析方 法；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即“斯密式的革命”，则是对重商主义思想 的致命的反击，把重商主义挤到了经济学发展中的“末流”地位。但进入 20 世纪后，重商主义 思想又得到了某种升值（参见威廉·格拉普 1993，载马格努松 1993，中译本 2001）：一是凯
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提出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或真实领域与货币 领域的“两分法”,即在早期古典经济学中被“遗忘”了的有关就业、总产出与价格水平的重 商主义观点,与凯恩斯革命有某种相似性被重新发现: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策略性贸易理 论的发展,即莱斯特·瑟若( Lester Thurow)、詹姆斯·布兰德( James Brander)、芭芭拉·斯 彭瑟( Barbara Spencer)与保罗·克鲁格曼竞争优势理论替代了古典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 论和新古典的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被贴上了“新重商主义”的的标签(见比约·海腾1993, 同上) 20世纪以来有关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复兴的各种文献中,新重商主义与策略性贸易理 论已融合在一起,但重商主义货币理论的价值却并未真正被提及和发现。实际上,被古典经济 学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抛弃的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性质、货币与资本关系的认识、信用货 币的内生性和货币非中性的分析,正昭示着重商主义与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某种联系。正是这 种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指引了从凯恩斯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货币分析的基础的方 首先,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的本能出发,首先提出了货币即资本的认识,并阐述了 个货币经济的交换模型。正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马克思(1867)使用商品和货币流通公式 的变化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即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采用重商主义的交换经 济模型,商人在贱买贵卖中必须拥有货币(资本)签订契约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货币成为 种履行契约的方式和保证。因为竞争是与商人可利用的信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与失败 或破产联系在一起:完善的法律制度只能保证商人破产后的清算,而不能保证签约者履行契约 的能力。因此,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决定了货币契约的性质,即货币是最简单和直接的信用关 系。商人占有货币或信用关系的能力决定了获取利润的能力。引入生产后,即是一个马克思使 用货币契约的生产模型:资本家使用货币契约,即预付货币资本,雇佣工人和购买生产资料 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获取利润。这是重商主义交换经济模型的一个延伸。这里作为信用关系的 货币或货币资本依然是决定竞争能力或获取利润的关键。马克思(1867-1894)关于货币是一般 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或资本是一笔预付的货币的观点,是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即资本的观点的进 步深化和发展 其次,与货币的交换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职能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价格总水平)?这实际上是“两分法”问题,也是 现代货币争论的焦点所在。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货币的作用就是为了媒介实物的交换,因 为物物交换存在着不便或交易费用高。因此货币表示的是一个相对价格,这个货币可以是任意 一种商品。同样,按照“两分法”,一边是真实领域,由实物生产函数来表示;另一边是货币 领域,货币没有别的作用,它就是为了表示价格总水平。但实物经济中必然涉及到加总问题, 即一个异质品模型中怎么去表示一个价格总水平,或能不能得到一个总量呢?帕廷金(1965) 证明了一个命题:即货币不可能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重商主义一开始就从总量关系的 角度来探讨金属货币与一般价格水平的关系,而不考虑相对价格问题,具有某种自觉性和先进 历史上货币数量论和现在的货币理论,最大的混乱是分不清货币表示相对价格还是总量。 例如休谟(1752),阐述了一个金属货币数量论和一个水平的价格一硬币国际流动机制,认为 金属货币可以维持贸易平衡,如果贸易不平衡,本国价格水平高了,会引起进出口的变动,金 属货币再回流可以平衡价格水平。但休谟随后又认为货币可以促进一国产业的增长:有了货币 就有了购买力,很象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有了货 币应该还有利润(剩余),因为利润率是用货币来计量的,没有货币也就意味着没有利润。休 谟在这儿是不清楚的,李嘉图也如此。在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争论时,图克认为货币数量论只 说了价格水平,而货币实际上还与相对价格有关系。在现代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同样存在 这个难题,即货币如果只表示价格总水平,显然不会产生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即所谓的货币 中性。目前主流经济学各种模型中无论引入货币幻觉还是其他的形式,都会发现货币影响到相
7 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提出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或真实领域与货币 领域的“两分法”，即在早期古典经济学中被“遗忘”了的有关就业、总产出与价格水平的重 商主义观点，与凯恩斯革命有某种相似性被重新发现；二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策略性贸易理 论的发展，即莱斯特·瑟若（Lester Thurow）、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芭芭拉·斯 彭瑟（Barbara Spencer）与保罗·克鲁格曼竞争优势理论替代了古典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 论和新古典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被贴上了“新重商主义”的的标签（见比约·海腾 1993， 同上）。 20 世纪以来有关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复兴的各种文献中，新重商主义与策略性贸易理 论已融合在一起，但重商主义货币理论的价值却并未真正被提及和发现。实际上，被古典经济 学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抛弃的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性质、货币与资本关系的认识、信用货 币的内生性和货币非中性的分析，正昭示着重商主义与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某种联系。正是这 种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指引了从凯恩斯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货币分析的基础的方 向。 首先，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的本能出发，首先提出了货币即资本的认识，并阐述了一 个货币经济的交换模型。正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马克思（1867）使用商品和货币流通公式 的变化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即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采用重商主义的交换经 济模型，商人在贱买贵卖中必须拥有货币（资本）签订契约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货币成为一 种履行契约的方式和保证。因为竞争是与商人可利用的信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与失败 或破产联系在一起；完善的法律制度只能保证商人破产后的清算，而不能保证签约者履行契约 的能力。因此，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决定了货币契约的性质，即货币是最简单和直接的信用关 系。商人占有货币或信用关系的能力决定了获取利润的能力。引入生产后，即是一个马克思使 用货币契约的生产模型：资本家使用货币契约，即预付货币资本，雇佣工人和购买生产资料， 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获取利润。这是重商主义交换经济模型的一个延伸。这里作为信用关系的 货币或货币资本依然是决定竞争能力或获取利润的关键。马克思（1867-1894）关于货币是一般 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或资本是一笔预付的货币的观点，是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即资本的观点的进一 步深化和发展。 其次，与货币的交换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职能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价格总水平）？这实际上是“两分法”问题，也是 现代货币争论的焦点所在。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货币的作用就是为了媒介实物的交换，因 为物物交换存在着不便或交易费用高。因此货币表示的是一个相对价格，这个货币可以是任意 一种商品。同样，按照“两分法”，一边是真实领域，由实物生产函数来表示；另一边是货币 领域，货币没有别的作用，它就是为了表示价格总水平。但实物经济中必然涉及到加总问题， 即一个异质品模型中怎么去表示一个价格总水平，或能不能得到一个总量呢？帕廷金（1965） 证明了一个命题：即货币不可能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重商主义一开始就从总量关系的 角度来探讨金属货币与一般价格水平的关系，而不考虑相对价格问题，具有某种自觉性和先进 性。 历史上货币数量论和现在的货币理论，最大的混乱是分不清货币表示相对价格还是总量。 例如休谟（1752），阐述了一个金属货币数量论和一个水平的价格—硬币国际流动机制，认为 金属货币可以维持贸易平衡，如果贸易不平衡，本国价格水平高了，会引起进出口的变动，金 属货币再回流可以平衡价格水平。但休谟随后又认为货币可以促进一国产业的增长：有了货币 就有了购买力，很象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有了货 币应该还有利润（剩余），因为利润率是用货币来计量的，没有货币也就意味着没有利润。休 谟在这儿是不清楚的，李嘉图也如此。在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争论时，图克认为货币数量论只 说了价格水平，而货币实际上还与相对价格有关系。在现代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同样存在 这个难题，即货币如果只表示价格总水平，显然不会产生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即所谓的货币 中性。目前主流经济学各种模型中无论引入货币幻觉还是其他的形式，都会发现货币影响到相
对价格了,并对产出和就业有影响(参见斯诺登等1994)。相比之下,重商主义关于货币即资 本,货币表示的是总量关系而与相对价格的决定无关的观点,更具有逻辑一致性 此外,劳和斯图亚特发展的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非中性分析 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货币是外生的、而且是中性的分析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从凯恩斯经济学 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对后者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批判,有关文献的综述可参见哈缪 达和哈考特(1988)
8 对价格了，并对产出和就业有影响（参见斯诺登等 1994）。相比之下，重商主义关于货币即资 本，货币表示的是总量关系而与相对价格的决定无关的观点，更具有逻辑一致性。 此外，劳和斯图亚特发展的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非中性分析， 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货币是外生的、而且是中性的分析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从凯恩斯经济学 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对后者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批判，有关文献的综述可参见哈缪 达和哈考特（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