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思想》课程教学资源（书籍文献）（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pdf_大学文库

？古机中因的市底与质溪A产不过，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充满着断裂。中国人类学家还来不及以自己的“肠胃”充分“消化”西方思想，学科使被“彻底革命”了。随之，人类学的现代思想，迅即在我们这个国度中让位于政治化的“古典思想”。中国的人类学，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实行了自我重建。20年中的前 10年，中国的人类学家要面对上个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留下的问题重新划定学科疆界，成为学者处理的主要事务。忙于参与学科的“地缘政治”，学者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学术政治化给我们带来的危机。而紧接着，20年中的后10年，中国人类学家突然遭遇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 “后现代主义”。现在我们一眼看去，在学科废墟上开出的花，有的沉速于孤芳自赏有的以鲜艳的色调过早地宣布着“后现代”的胜利和现代人类学的失一个学科，在还没有获得其现代传统的情况下，就赶着回归于政治化的“古典时代”，在还没有反思政治化的古典时代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 “后现代解构”。做学问不是从事灾难故事的反复叙述。现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使我们想到，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却常被遗忘的国度中，坚持一个接近“古老”的理想，兴许怡是学术重建的合适途径。也许出于偶然的道际，也许出于必然的思考，21世纪的开初，我与几位朋友和学生寻思着要论证现代人类学派的中国意义，我们商定编出“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头一批5本，包含旧译重刊3本，新译2本，体现了英国现代人类学派的面貌，经一些友人的共同努力，它们已于两三年前问世。遗憾的是，世事难料，由于种种原因，“译丛”的出版工作停顿了几年，直到2005年初才重新回到议事日程上来。欧美现代人类学诸学派有丰寓的著述。在编选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尽力在经典中找经典。马林诺斯基、弗期兹·波亚士、马塞尔·葛兰言拉德克利夫一布朗、马塞尔·莫斯、埃文思一普理查德等，成为我们眼中的 “经典作家”。我们深深地为他们的叙事所吸引，我们竭尽全力地试图使

?专充中因的节友与袋器入任，有一天，葛兰言被迫去见了纳粹政权下的一个官员，而那人恰是为葛兰言所憎恶的。可以想见，那次会面显然极不愉快，回家后，葛兰言便在抑郁中辞世了。① 实际上，葛兰言的这本作品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念民俗学硕士研究生时就读过了，那时我读的是张铭远先生的译本。不过，可以想见，一个还未入门的学生，又能从中领悟多少东西呢？重读这本书已是四五年之后，在那时，王铭铭教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持人类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读书会，因为不是在正式课堂上读书，而算是一种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提高形式。他的读书会多少总给我一，点“散漫”的感觉，所以这种念书的方式也别具一格，他往往不是让研究生按部就班地去读某位大师或莱个领域的作品，而是觉得哪些书有意思，就提出来请大家去选，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也常常是七嘴八舌，什么想法都可能有。结果，我虽然已经毕业走人了，但常常借这个机缘从家里跑回去跟他读书，结果又一次读到了这本书。据我自己的猜想，他那时建议读这本书，可能和他自己当时对中国人类学的一些新想法是有关系的。后来，我们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瑞琳女士商量继续出版“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由于我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呆了七年，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和张宏明博士的头上。作为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的及门弟子，葛兰言选择的研究对象看起来却不太像他的老师和同门，他虽然研究的也是“异文化”，但同时也受到另一位导师沙院的重大影响。他主要研究他所称的中国社会的 “古代时期”或说“封建时代”，大致相当于秦汉以前。在这部著作中，他主要分析了《诗经》“风”部中的“情歌”，试图从这些情歌中看出古代中国社会的“形态”。简单地说，他认为，历代的文学批评家和卫道士往往站在 “象征主义”的立场上，希望在诗歌描述的自然现象和当前的社会一政治 ①有关葛兰言的生平及著述，可参见杨垫先生的一些论文，尤其是“葛兰言研究导论”一文。杨先生在莫斯和葛兰言手下获得了民族学博士学位，他写的关于葛兰言的论文至今仍是研究葛兰言的基本文献之一

·序行为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葛兰言认为，这种阐释方法将“民歌”变成了庙堂之作，由此，《诗经》中的情歌也被从它们原本生长的社会场景中抽取出来，服务于阐释者当前的政治需要。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未解决：为什么这些天才的阐释者会一再援引这些诗歌来满足他们当前的政治需要呢？确实，他们原本可以自己来创作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这种才能。这成为葛兰言研究“封建社会”的起点。他认为，古代学者不断地研究、注释、援引《诗经》中的诗歌，恰好是因为它们“原本就具有仪式上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些诗歌原本是在仪式和庆典的场景中被创作和演唱的。这正是这些诗歌在后来时代能够继续拥有权威的历史原因。因此，后世阐释者站在政治伦理立场上所作的象征论解释，其道德源头可以在这样的观念中找到，即人类与自然一样也必须依照恰当的节奏行事，人类与自然、万物都处在同样的秩序之内。那么，这样一种宇宙论又是从何起源的？葛兰言的回答是社会年鉴学派风格的。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行为逻样为这种宇宙观莫定了基础，男女两性的交往为后来时代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模式”，也成为后来时代的中国哲学核心主题的模式。葛兰言从《诗经》的情歌中读出了上古的仪式集会。男女两性在春季的特定时间里，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举行集会，这种场景一般是山麓、河边等。他们分为两队，相互唱和，“爱情”就是从中产生的，然后他们就缔结“婚约”，而婚礼则在秋季举行。这种季节性约婚的社会形态前提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村落中度过的，以家族共同体为单位过着封闭的生活。因此，在举行集会时，村落的日常边界被打破了，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界限，缔结了一种社会公约(pacte social)。因此，集会的圣地也由此拥有了神圣的力量，山川的威力是由社会赋予的，而不是相反。这样，在男女集会的竞赛(j0ute)中，不但人们直接相互交换礼物，当事的女性本身也成为双方家族相互交换的“礼物”（人质）。这是古代节庆的基本特征：它们本身就是性爱仪礼的活动，成为构建社会秩序的模式。但葛兰言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