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思想》课程教学资源（书籍文献）（美）安·沃特纳《烟火接续明清的收继与亲族关系》.pdf_大学文库

有什么区别；一些研究课题偏大而空洞，缺乏个案实例的支撑，而另一些研究则缺乏通过对典型个案的剖析来解释比较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些研究不顾国际社会史同行的意见和已有成果，在那里自说自话，另一些研究则较轻率地、不加甄别地套用国外的或某些相邻学科的概念和方法。这些问题和偏差，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史的发展历史、性质等等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真正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不足，难以提供可供检验的范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史研究起源于欧美，从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品质来说，这种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因此无论沧桑变幻，那里的社会史研究发展历史毕竟要比我们的长些，经验教训要多些，认识与实践要成熟些。因此，了解欧美学者的社会史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对我们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建设不无益处。早在10年前，蔡少卿教授就主持编译了一部论文集《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收集的文章大都是西方著名社会史家的重要文章，所探讨的问题也非常重要。这本书虽然没有列入“中国社会史丛书”，但我始终是把它作为丛书的“开篇”来读的，因为那些文章告诉我应该怎样理解社会史，怎样对“社会史研究”做出判断。由此又产生出一点感慨：尽管也有一些出版社零散地或个别地出版过-些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但似乎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始终在这里用心，就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始终专注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著作的出版一样。一种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出版机构的长期支持，其影响和发展速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再把话说透一些，社会史的正确开展对中国历史学的 ·2

重新定向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历史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学术取向？自从80年代初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重新了解国际历史学术的动向，发现自上世纪未、本世纪初开始的国际史学的变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蔚为大观。这个变化就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史模式和科学主义史观已经遭到了重大的挑战。具体的表现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不是仅限于重大的政治事件、精英人物，其结果必然是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在中国，新史学观早已传入，经济史范式的推广给予传统旧史学以重创。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以政治史（包括经济制度史、精英思想史)代替了整个社会的历史，以“重大”事件的历史代替了日常生活的历史，以农民战争史代替了人民群众在一切时间和一切领域里创造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史家的眼光始终是“自上而下”的，即使当他们偶尔关注普通人的历史时，那也是精英历史的附属、延续或者残余，或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同情它、理解它。这种眼光也导致我们首先热衷于寻找规律，然后把各种事实纳入这个规律之中，而不是在真正和全面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总结规律。与此相反，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实际上就是“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也就是说，它强调“下”，但却不排斥“上”。所谓“下”，就是民间文化、基层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它们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和主体。重大的政治事件只在历史上占极短暂的时间，精英和领袖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0%，如果我们忽视对“下的研究，如果我们只强调重大事件对日常生活、精英人物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而不考虑前者是后者积累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史学观必将是反历史的。幸运的是，近年来。3·

这样一种态度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就是明证。但是我们的社会史研究刚刚起步，还有明显的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说，我们有许多关于传统社会三教九流的出版物，就社会群体研究而言，这些选题都非常必要，但问题在于这里有不少有意追求冷僻、甚至（说得严重一点）带有猎奇猎艳的味道。这虽研究的是“下”，但却仍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把社会史筒单地当作社会生活史，而不是当作全社会的历史或者年鉴学派所称的“整体历史”。 “自下而上”的或者“走向民间”的历史学绝不是狭义的社会史，“民间”并不是历史学研究的终点，而只是重要的一站，是走向整体历史或总体史学的必由之路，也是为了纠正以往史学研究中的偏差。这项任务将由更为广义的、作为历史学研究新范式的社会史来承担。社会史研究将强调综合和长时段研究的史学方法，一要把以往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或者显要的位置；二要以“自下而上”的眼光重新审视和改造政治史学范式下的传统研究领域，比如说，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这三大块中，更多侧重研究一些制度的实践或嫌作层面，更多考虑其结构一功能意义，而不是仅限于制度规定和沿革本身，要注意“说”的和“做”的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测量这个差距就很有意义)。再比如说，多考虑一些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像近年来国外汉学界较多研究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控制与反控制等等）那样；三要在研究的任何主题上，关注有关联的部分之间的横向或纵向联系，即如多年前有的学者主张的：“既要赡前顾后，又要左顾右盼。” 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关注的都是 4

些徽不足道的小问题。1926年顾颉刚先生就曾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古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实际上，我们关注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代表着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变革。在传统的政治史范式中，个别的普通人在“重大”事件中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对长平之战后坑杀的几十万人并不十分在意，更多地关注“秦王扫六合”。这在今天而言，不能说是公平的态度，因此需要彻底的改变。我们更关注日复-一日的生活结构，关注人们的生活起居，关注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处理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生活在-个和平的、但社会关系复杂多变的时代，我们应该让每一个普通人、而不仅是领袖和精英，都能从他们感到熟悉和亲切的历史氛围中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历史教诲。我们像关注大城市那样关注每一个小乡村，关注它的内部运作机制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我们像关注每一个社会群体那样关注每一个个体，关注他在特定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也关注他的内心世界。我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听到那里的学者对位女博士的学位论文交口称赞一那是以清末民初山西的一位下层乡绅刘大鹅的日记为主要资料所做的研究。我问这篇论文好在哪里，他们告诉我说，它揭示了一个旧时代的乡绅在怎样学做-一个民国人。不知道对别人如何，但这至少对我是个引人深思的启示。话说回来，这套“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可以视为“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姊妹书系，通过它，我们可以看看外国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以前我们总抱怨，只见介绍法国年 ·5